當我們在世紀之交緬懷百年滄桑時，真不該忘記上海這座城市的精神奉獻。
當我們遙望七十年前迷茫的星空，在這中國最大的金融都市裏，雖然已經居住著許多留洋歸來的名流學者，但是屬於我們民族自己的科學研究事業，卻仍像個蒼白無力的貧血症患者那樣一籌莫展。一個瘦弱蒼老的身影，就是這樣來到了上海亞爾培路２０５號。以他學術大師的情懷，開闢草萊的勇氣，為本世紀的中國創建了第一個統一的科學研究機構。並以罕見的執拗和毅力，在這個最高學術機構裏，慘澹經營了十三年，直至他生命的老成凋謝。
這是１９３０年元月的某個下午，蔡元培正在中央研究院的駐滬辦事處召開院務會議。窗外冰雪交加，凜冽的寒風就像這越來越糟的時局讓人難以忍受。而亞爾培路上那只溫暖的火爐，以及爐火旁那位老人聖者般熠熠放彩的笑容，卻像巨大的精神磁場，吸引著當時學界各門類的頂尖人物，不辭勞苦地聚集于他的麾下。
中央研究院終於從無到有，發展到今天的九個研究所和一所自然博物院，擁有了一百多位享譽國內外的研究學者。如李四光、竺可楨、丁燮林、梁思成、嚴濟慈、茅以升、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翁文灝等，還請來了一些國外的著名學者。物理所的海森伯教授就是德國國際波動力學的創始人之一。而社會科學研究所的但採爾博士，係德國民族學教授，蔡留德時的同窗好友。
這樣的院務會議每月都要召開一次，今天，各位所長正神色嚴峻地聽楊杏佛報告一個沉重的話題。由於戴季陶等人的提議，國民政府指令蔡元培，將已準備在曹家渡興建的物理、化學和工程三個研究所遷往南京。這真是個棘手的難題，一幫大學者議論了半天，還是把目光投向了蔡院長。
蔡元培卻很冷靜，他知道這一切都是衝著他避居滬上，遠離南京的消極抵抗而來。記得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他曾為院址煞費苦心。
後來想在清涼山劃地千畝撥款建造，又因南京市政府要建自來水廠耽擱了。中央政府對院址沒有撥過一分錢，就連這次的建築費，還是他從一個基金會里弄來的，他們憑什麼橫加干預呢？
他威嚴地瞥了一眼楊杏佛，冷冷地説：“我是絕對不會向強權低頭的，你給南京回封公函，先説明我們無地無款也無法集中建院于南京的情況。再反問他們一句，為何中央大學總部在南京，但下屬醫學院和商學院可以在上海？為何財政部在南京，但所轄中央銀行可以在上海？你理直氣壯地告訴他們，在南京沒有建好本院新址前，上海原定的建設計劃照舊進行。”
然而沒幾天，一份由蔣介石親自主持的中央政治會議決議，又送到蔡元培的案頭。這份決議措詞嚴厲，毫無通融的餘地，看來姓蔣的也確實生了氣。楊杏佛一看臉就白了，連嘴角也哆嗦起來。
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各研究所，應移至南京。所有在滬一切建築，即日停止。其所有已著手之各項設備，限本年四月以前一律移至南京。
“這可怎麼好呢？下最後通牒了！”
平時號稱智多星的楊杏佛，也怔住了。
蔡元培畢竟見過大世面，他那種在關鍵時刻的沉雄之態，使楊杏佛一下就鎮靜了下來。
“不予理睬，我倒要看看姓蔣的如何善待老朽？再説南京的血腥氣也太重，蔣介石上臺沒幾年，就在黨內排斥異己，先是對付汪精衛、胡漢民、鄧演達，現在又和馮玉祥、閻錫山翻了臉，中原大戰眼見就要爆發了。”
這件事後來雖經楊杏佛多方疏通，總算擺平了。但蔡與南京諸位大員的過節，卻由此種下了禍根。當時楊杏佛找了個很好的理由，説日本在上海搞對支文化事業局，內設自然科學研究所。為了對付日本的文化侵略，他們必須留在上海發展。
中央研究院就這樣發展起來了，雖然經費奇缺，內戰不斷，但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在安陽小宅村成功地發掘了殷墟。當時兵匪橫行，為了保護髮掘現場，蔡元培不知給當地軍政長官寫了多少信。這是中國人運用現代考古學方法第一次大規模的地下發掘，結果發現了大量殷代青銅器和甲骨卜辭，使中國的古代史向前推進了上千年。安陽發掘很快成為三十年代中國和世界考古學的一大奇跡，它標誌著中國近代考古科學的誕生。在確定考古組主任和殷墟發掘主持人時，蔡元培慧眼識珠，一下就指定了李濟。當時歷史語言所的提名，是北京大學著名的金石學教授馬衡。但蔡元培憑直覺更傾向這位三十齣頭，曾在哈佛大學學習人類學的哲學博士。因為李濟在１９２４年就和美國的考古學家一起，成功地在山西發掘過著名的仰韶文化遺址。這一發現造就了李濟，也造就了中國的科學事業。古老的我們終於擺脫了靠單純介紹西方過日子的尷尬，有了自己向世界炫耀的話題。
緊接著地質學家李四光，又在長江下游廬山等地找到了第四紀冰川流行的證據。這位曾任北大地質系主任的湖北人，在任教期間就發表了著名的《中國北部之蜒科》，獲伯明翰大學科學博士學位。蔡元培任大學院院長後，又請他到了南京，對籌備中央研究院出力甚多，是地質研究所的創始人。他不久又發表了劃時代的《冰期的廬山》，在國內外獲得很高的評價。
而竺可楨這位紹興小同鄉，也很快創建了位於南京北極閣的氣象研究所，並提醒蔡元培致函交通部，要求取締外國人設在上海的無線電臺。還建議交通部在各處電臺內附設氣象測候所，將預測資料直接報中央氣象臺匯總發佈。
發起組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當我們凝視著蔡先生那慈祥愷悌的目光，不得不敬佩他晚年那種溫而厲的性格，那種文弱而剛勇的氣度，那種重集於民主旗幟之下，以組織民權保障同盟，營救政治犯的過激行動，與蔣介石徹底決裂的膽魄。真可謂是真虎，乃有風呵！
這是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１９３０年的春天，一直在國外流浪的鄧演達秘密回到了上海。他先單獨拜訪了宋慶齡，決定策動黃埔係軍人共同反蔣，正式揭起反蔣的旗幟。這位國民黨的左派領袖，自１９２７年寧漢合流後，就聯合宋慶齡憤而與汪精衛決裂。他自己亡命海外，而宋慶齡還故意去了蘇聯訪問。他很快在夏天成立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亦稱第三黨，並通過楊杏佛，將該黨的《政治主張》等文件信任地送給蔡元培。蔡元培的臉上又開始溢出了血色，在１９３１年一個繁星天的夏夜，他們秘密集會于亞爾培路，商定了一個倒蔣的行動計劃。參加那天會議的還有國民黨左派陳銘樞，鄧演達先分析了局勢。他説去年的中原大戰剛結束，蔣介石又在年初軟禁了胡漢民，一下激起了兩廣派軍閥政客的反蔣浪潮，寧粵對立已成定局，蔣介石處境十分不利。我打算利用老蔣調動十九路軍進攻廣東之際，迅速佔領東江和閩南一帶，然後由蔡公和我、陳銘樞領銜發表聲明，用武裝調停寧粵為藉口，建立起反蔣的第三勢力和第三政黨。這真是個大膽的計劃，鄧演達一氣説完後，就不無擔憂地盯著蔡元培問：
“蔡公，我是軍人，你可以猶豫，也可以退出，這可是要殺頭的呀！”
蔡元培異常冷峻地沉默不語，眼前恍惚閃現當年參加暗殺團，膽氣沖天地血盟誓的情景。他什麼也沒説，只是站起身幽默地拍拍楊杏佛的肩膀：
“既然要做掉腦袋的買賣了，總得找個去處喝杯夜老酒啊！”
他雖然是一介書生，卻也知勢單力薄。在這法西斯新軍閥一黨專制的白色恐怖下，在這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政府面前，難道真有何主權和尊嚴可言嗎？但是，也許正因為他是書生，才敢憑一腔熱血勢單力薄地拼死呼號。既然生命已來日不多，為何不長歌當哭敢恨敢愛一回呢？
他終於邁出了生命中最勇敢的步伐，為了在沒有民主和人權的中國，捍衛最起碼的做人的權力，他義無反顧地和宋慶齡、楊杏佛、林語堂等人一起，發起組建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這已是１９３２年的年底了，當同盟在上海華安大樓宣告成立時，楊杏佛向中外記者説過一段很沉重的話，令在場的蔡元培和林語堂神情黯然失色。楊杏佛説：
“爭取民權的保障在西方是十八世紀的事情，不幸我們中國人活在二十世紀裏，還是不能不做這種十八世紀的工作……”
而當《申報》上刊登了那份同盟的宣言時，南京政府和上海藍衣社、復興社的特務一片驚慌。因為同盟明確地把營救政治犯作為主要任務，他們提出的三大目標，在當局眼裏簡直是大逆不道的反叛宣言。
一、為國內政治犯之釋放與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殺戮之廢除而奮鬥；二、予國內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並調查監獄狀況，刊佈關於國內壓迫民權之事實，以喚起社會之公意；三、協助為結社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諸民權努力之一切奮鬥。
蔡元培畢竟是位教育家，又開始上臺演講，為成立民權保障同盟上海分會四處奔波，為拯救蒙受冤屈的政治犯奔走呼號。其實早在同盟成立之前，他就開始了營救進步人士的活動。都知道他的身邊總是帶著八行箋，只要一有人伸冤，他幾乎有求必應。“四 一二”政變那年他救出了史良，１９３０年秋天楊開慧被捕，毛澤東的岳母帶著兩個孩子，哭哭啼啼地趕來上海求救。他二話沒説就致電何鍵放人。
何鍵真是歹毒之徒，竟以接電晚了為由，搶先殺害了楊開慧。他還先後救出了進步人士羅隆基，革命作家胡也頻等人。
剛因托派活動被中共開除的陳獨秀，又在上海家中被捕。蔡元培想起這位一生多難的老友，心裏深為同情。兩人雖同在上海，卻一直未能謀面。但陳獨秀不久前曾兩次寫信求助於他。一次是要蔡給軍政部長何應欽去函，保釋一位叫鄭超麟的人。何應欽很快給他回信，答應覓保出監就醫。儘管後來沒有放人，也算紙面上給過面子了。今年春天，陳獨秀又寫信要他為一位親戚介紹工作。其實這人也是個托派分子，剛從獄中出來。因陳獨秀不能找工作，想讓他有了生活來源再接濟自己。蔡元培真是費盡了力氣，先後找了中山大學校長羅家倫，暨大校長沈鵬飛等人。後來幾經週折，總算將這人弄進上海招商局做了月刊編輯。所以這次聽説陳獨秀又出事後，他馬上會同楊杏佛、林語堂、柳亞子等文化界名流，致電南京政府要求寬釋這位政治犯。蔣介石總算做了一次順水人情，饒陳一命，將此案交江寧地方法院審理。
汪孟鄒為了接濟陳一些稿費，想重印《獨秀文存》，特地趕來請蔡先生寫篇序言。他欣然應允，很快就交了稿。他還派劉海粟去獄中探望陳獨秀，勸他要注意身體的鍛鍊。陳獨秀感動地説：
“我每次遇難，都受到他的照顧。在大節上，蔡先生是能堅持真理的。”
他實在是走得太遠了，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針對他和宋慶齡營救牛蘭、陳獨秀的行為，通電全國，發出嚴重警告。
可他依然我行我素，又在一個月後致電蔣介石，要求立即釋放非法逮捕的教授許德珩等人。在蔣介石眼裏，宋慶齡和蔡元培領導的民權保障同盟，簡直已成了他們眼皮下的赤色組織。他在江西親自指揮圍剿紅軍，而他們居然又在上海公開營救起共黨首領羅登賢、陳賡和廖承志。他終於惱羞成怒地動了殺機，戴笠的藍衣社承擔了這次暗殺任務。他們畢竟對蔡、宋還有所顧忌，於是決定先從楊杏佛開刀。
楊杏佛之死令蔡元培悲痛欲絕，入殮那天，大雨滂沱，狂風大作。
一路上殺機四伏，謠傳特務將在這一天暗殺民權同盟的其他重要成員，尤其是蔡元培和魯迅。但蔡元培早已置生死於度外，毫不猶豫地前去萬國殯儀館主持吊祭，致詞時因悲痛泣不成聲……承受沉重的苦難和責任使我們的蔡先生實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呢？在他最後的歲月裏，內心承受著多麼沉重的苦難和責任啊。他畢竟發動了偉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位始終站在時代前列的思想啟蒙先驅。而三十年代思想界的復辟之風不能不令他憤怒，蔣介石以提倡新生活運動為名倡導尊孔讀經，國民黨又恢復了他主持大學院時明令廢止的祀孔祭典。還給了孔子七十七代孫特任官的待遇，任命孔德成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歷史又無情地倒退了二十年，他不得不佩服魯迅當年深刻的預言。為了打破國民黨的文化圍剿，他又拖著疲乏衰弱的身體，領銜與陶行知、李公僕、陳望道、黃炎培等百餘人，在上海發起了馬克思逝世五十週年紀念會。還在同一天，去上海青年會主講《科學的社會主義概論》。當他在臺上從容而凜然地大聲演講時，門外的特務竟如臨大敵，生怕他的聲音會引發一場暴亂。
五十年中，馬克思之學説所給予世界之影響至為重大，而五十年來世人對於馬克思，無論其為憎為愛，為毀為譽，而于馬克思之為一偉大之思想家，為近世科學之社會主義之始祖，則殆無人否認。近年來我國以反對共産黨之故，輒聯而及于馬克思之思想與學説，而且言者有罪，研究者亦有罪，此種觀念，亟應打破。
他其實並不信仰馬克思主義，他無非是想衝破那道不許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的禁令，重新倡導思想自由的民主原則。
他是位學者，只能以學者的方式抗議。他先後在１９３４年發表了《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和《我在教育界的經驗》兩篇重要的自傳體文章。還在夏天寫下了《吾國文化運動之過去與將來》，公開讚揚新文化運動是歐洲的文藝復興，是中華民族的希望。當上海良友圖書公司準備編選一套《中國新文學大系》，青年編輯趙家璧跑來約稿，説魯迅、茅盾和鬱達夫建議這套煌煌巨著惟蔡先生才有資格書寫總序時，他欣然答應，認為這是對當時的復古倒退思潮的一個有力反擊。
這年夏天，蔡先生避暑青島，揮汗寫下了長達二萬多字的序文。當趙家璧從郵局收到掛號寄來的稿件時，還收到他的一封親筆信。信中表示天氣炎熱，交稿期遲了幾天，希望不要影響全書的出版。而信尾的一段話，卻如燈火照亮了漫漫長夜：
“中國的文藝復興，自五四運動以來不過十五年，新文學運動體現的科學精神、民主思想以及表現個性的藝術，均尚在進行中。但是我國歷史、現代環境，督促我們，不得不有奔騰絕塵的猛進。吾人自期，至少應以十年的工作，抵歐洲的百年。相信在第二個第三個十年裏，中國一定會産生出自己的拉斐爾和莎士比亞等人類文化巨匠。”
我們的蔡先生實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呢？在他生命的最後歲月裏，內心承受著多麼沉重的苦難和責任啊他畢竟是本世紀中國現代教育和科學事業的奠基者，隨著梁啟超、章太炎的相繼過世，他成了當時文化界惟一能領袖群倫的精神導師。但他畢竟垂垂老矣，而在這苦風淒雨的亂世裏，要找他幫忙和關心的人和事也實在太多了。為了集中精力辦好中央研究院，創建第一屆評議會，他終於無奈地在七十壽辰前發表了一份啟事，宣佈辭去一切社會兼職，停止接受寫作，停止介紹職業。雖然他也明知這只是一紙空文，但是他確實感到自己老了，有點累了。
緊接著爆發了“七七事變”，上海也很快地淪入敵手。他不願意隨蔣介石去重慶，考慮再三，還是去了香港養病和棲身。在他最後的歲月裏，經濟十分的拮據。居港的開支需要用港幣，而中央研究院每月所寄月薪為法幣，按牌價一兌換就所剩無幾了。戰時的香港房租既貴，物價又高，加上子女教育醫藥等費用均需開支，每個月都是入不敷出。許多熟悉內情的朋友都説，先生的生活連當地一般肩挑背負賣苦力的都不如呵。但他總是教育家人要安貧樂道，絕不肯屈節于豪門貴族和富商大賈。直到臨終前過舊曆新年時，才不得已向老友王雲五要求過經濟上的接濟。
雖然他生活清貧，心力不支，又一直深居簡出，但他始終痛心山河的破碎，關心著人類反侵略戰爭的正義事業。他曾在一首詩裏抒發了抗戰必勝的信念：“由來境異便情遷，歷史迴圈溯大原。還我河山舊標語，可能實現在今年。”
他還用生命的最後熱能，為他的中央研究院，為國家的科學文化事業日夜操勞。他終於在１９３８年的２月，歷經千辛萬苦，在香港主持召開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務會議。總幹事朱家驊和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楨、傅斯年、陶孟和等十位所長的如期到來，令他的精神為之一振。因為就在這次會議上，確定了戰時院務工作的許多重大原則。
人生有小休息和大休息，我們的先生終於要大休息了。在他臨終前不久，他又經受了愛女蔡威廉死於難産的打擊。這位留洋回來的藝術家，自和林文錚結婚後，一直致力於國立藝專的藝術教學。聽説她死得很慘，斷氣前還用手在墻上反覆疾書“國難，家難……”我們的先生實在太累了，終於在１９４０年３月３日早晨起床後去浴室時，忽然口吐鮮血跌倒在地。兩天后，溘然長逝。
他死在他心愛的妻子周養浩的身邊，死在他年幼的女兒蔡盎和兩位幼子懷新和英多的身邊。我們的先生怎麼會死呢？周養浩悲痛欲絕的眼簾前，總是閃現去年她五十歲生日時先生賦詩吟誦的表情：
“我相遷流每剎那，隨人寫照各殊科；惟卿第一能知我，留起心痕永不磨。”記得她當時也激動地提起筆，和下了“天荒地老總不磨”的詩句。他還和孩子們過了最後一次愉快的兒童節，還説明年的兒童節請多約些小朋友一起來家裏熱鬧。
一代宗師就這樣靜靜地息影香港，一晃已悠悠六十年華。我們的蔡先生啊您生得寂寞，死後更寂寞，但您是屬於二十世紀的。二十世紀的日月星辰已為您立下了一塊高遏行雲的無字豐碑，您在北京大學那座石雕巨像下永久地沉思著，您擔負著普羅米修斯的責任，也許還有高加索山崖的懲罰。您難道還有什麼不放心嗎……安息吧！先生。您對得起國家和民族了。如今，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已經站立起來，我們怎會忘記您一生的功績呢？
只要天地間有浩浩正氣充盈八極，中華大地就永遠鐫刻著祭奠您不朽的輓聯：
打開思想牢獄，解放千年知識囚徒，主將美育承宗教；推轉時代巨輪，成功一世人民哲匠，卻尊自由為學風。
摘自《北大之父蔡元培》，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