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文井兄的體質一向羨慕，他愛好游泳，壯年時每年夏季去頤和園，必橫渡昆明湖來回。平時也少見他有什麼病。豈知到了90年代初，忽見他舉步維艱，略走幾步便要蹲下片刻始能再行，然而體質仍健康如故。他的居室除了一張單人床以外，佔四分之三的空間堆滿了書籍雜誌，堆成如小山一般，除頂頭的若干本可以隨意取閱外，下面直到底下的書本已無法檢取。我向他要一本他新印的童話集，他説有的，大約壓在底裏面了。我説向他借一本昆德拉的小説，他指了指那堆小山，説肯定是有的，只不知塞在哪。我只好望山而嘆息。
我與文井曾共事有年，他工作在作家協會，兼任出版社社長，韋君宜和我是副手。他當社長採用的是“務虛”之法，從不來上班，連個辦公桌也沒有，只參加一些要緊的會議，平時則聽別人的彙報，再作一些原則性的意見讓別人參考，日常的許多事都並不參與。他的領導方法我很嘆服，到以後我才看出，此法有極好的效應。“文革”時出版社批他這個“走資派”，卻整不出多少具體“罪行”，造反派注重的是誰是實幹者，實幹的才有罪情，才查有實據，才好將之上綱。這類事，文井都沒有，只是光頭而沒有辮子可抓，對他只是空炮亂轟一陣了事，他的受難，自然在作協那邊。
文井在“幹校”，倒是個壯勞力能手，在作協連隊裏，他擔任貨運平板車駕車的。在咸寧的丘陵地帶，他駕轅拉車運糧運煤，往來不息，遇有上坡時，副手在車後全力上推，他則使勁猛拉，下坡時只見他駕車賓士而下，急而且險，他應付裕如，可見他的臂力之壯實。我有時在路上見到他，很嘆服他有此本領，他搖著頭説，每次出車，其實勞累過甚，筋疲力盡，四肢疲麻，倘有口酒喝，便足以解乏了，可惜不可得。人遇此境，哪怕最起碼的事，也成為奢望了。
但文井是個樂觀主義者，儘管在那種逆境中受熬煎，儘管在多次批鬥中強迫他自報“三反”分子而感到羞辱，他仍相信那種鬼一樣的日子總將過去。在“幹校”我見到他時，他總是對我説注意身體罷。我聽了全身一陣熱，實在是在他人處不容易聽到的話。那年炎夏，溫度達40余度，各連中有幾個患冠心病者相繼中暑而亡，作家侯金鏡也因勞累突然發病而故。文井曾慨嘆不已，連説又走了一個有用之人。他似乎還想説，我知道他還有不少潛臺詞，可是礙于情況不允許而未能説。
幹校結束以後，他回到出版社工作，我偶爾見到他，他的神情似乎依然徬徨無措，不斷地要應付什麼“黑線回潮”、“反擊右傾翻案風”之類的壓力而煩惱不堪。我當時被掃地出門而另尋棲身處，他見到我反倒羨慕起來，他的位置想躲開那些壓力而不可得，只要稍一不慎，還有“二進宮”之危險。這提心吊膽的日子，持續了好幾年，直到“四人幫”破滅才鬆口氣。
文井好讀書，英文也較好。60年代初他和我數人東渡日本訪問，我見他在休息中總在看書，看的是英文本小説。此後我去他家時，常見他在讀英文原版的小説。他對國外的文藝狀況頗了然，談問題時常有自己的見地。80年代起國外現代派文學不斷介紹進來，這原是正常的事，文藝界中有些人卻不時加以阻攔，認做有害。爭論中，文井是頗為憤憤然的，他以為現代派不過是文學流派之別，文學除現實主義以外，還應有別的流派如現代主義諸流派的存在。倘想在藝術上抵制或滅殺某些流派的影響，那只是辦蠢事，是永遠做不到的。文井對幾年來中國文學中出現的現代派作家如格非、殘雪、馬原等的小説很感興趣，認為並非任何生活現象和藝術感受的深層表現都只能讓位於現實主義，一樣的諷刺現實，卡夫卡的小説就較之那種平實的手法更為深刻而有趣，因而關閉自守的狹隘觀念是必須打破的。
我就認為，一位真正關注文學發展的老作家，對引導後來者的寬大胸懷之重要，讓年輕作家在藝術上廣取博采，獲得藝術的感悟和創造力。我常覺得文井的藝術觀和青年人是相通的，並且他在情感上容易接受與青年人的交往。在偶然的場合，他會發現一些很有才華的青年朋友，他把這種發現引為生活中的樂事。我想，文井如今不過頭髮花白了些，走路費勁了些，他的憂慮無非是失去了美好的青春，他想在青年人的身上找到自己。我以為他的神情中依然有橫渡昆明湖的壯心，仍然有駕轅板車的那種氣魄，更懷有把童話寫下去的心願。我説，文井兄，你還是個青年。
北京青年報 2000年1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