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藝術同我之間的糾纏變得不可解脫之後,如何獲得一種寧靜的心態便成為了我生活中的首要大事。
1979年我生了孩子,失去了工作待業在家。整整兩年多我忙於帶小孩,那青年時代熱烈的文學之夢只能深深地藏在心底。接著就面臨尋找職業的階段。當時我對理想職業的考慮是這樣的:我希望找到一種職業,能夠免去種種令我感到恐怖的人際關係,尤其是能免去政治學習。這種職業也許賺錢很少,但責任心也不大。那是1981年至1982年,我找不到這樣的工作。我曾盼望去省政協做燒開水的勤雜工,但等來等去,終於沒能輪到我。何況燒開水也不一定好,也要參加政治學習,有時還要看領導的臉色,而那些領導的臉,實在不好看。我為什麼要尋找這樣的工作呢?當然是因為我特異的個性,更是因為我要從事藝術工作。人要進行真正的藝術創作,就一定要有一種寧靜的心態,至少一天之內要有這樣一段時間。為達到這種心態,人必須要能免去許多後顧之憂(或曰戰勝煩惱),如果成天糾纏在齷齪的人際關係中提心吊膽,就會影響創作的信心。當時我並沒達到這種清醒的認識,但我感到了這一點。
有一天,我在走投無路之際腦子裏冒出了一個念頭:學縫紉。對,為什麼我不能學呢?這是一門可以解決生活費用的手藝,只要有恒心,我不信我就學不會。退一步來説,就算我最終沒能學會,也可以幫人補補衣服,鎖鎖三線邊什麼的,我看見有的婦女就是以此為生。接著我又想到我丈夫,他是個優秀的木工,做木模傢具是看圖紙畫線,做服裝不也是同樣道理嗎?我越想越興奮,正好家中有臺縫紉機,我馬上動手拆舊衣服,拆完再縫上,反反覆復地練習。在我的帶動之下,丈夫也開始鑽研裁剪書。當時他在一個倉庫搞維修工作,那是種“磨陽壽”的工作,沒事幹領導也不讓回家。所以他白天干完活,就在維修房關到府打瞌睡,晚上回來用報紙裁紙片。
那時我們的物質生活是多麼貧乏,多麼辛苦,然而精神上是多麼振奮啊。對未來的憧憬激勵著我:成為自食其力的小業主,萬事不求人,不找關係,憑手藝過日子,與此同時獲取搞藝術創作的條件。縫紉不是一門容易學的手藝,既需要韌性,又需要靈性。我記得有多少個夜晚,我們為了攻克難關,一直工作到淩晨三四點;還有一次因遇上難題,竟連三歲兒子吃飯的事都忘了,為此自責得夜間失眠……其中的艱辛自不必細説。
功夫不負有心人。6個月之後,我們用鋁板做了個小招牌吊在窗戶下面(當時住三樓),開始正式承接服裝了。我記得第二個月就賺了60多元錢,合丈夫兩個月的工資。此後當然越做越發。丈夫的裁剪技術與眾不同,很受歡迎,我則比較擅長于為顧客設計合體的式樣。最為繁榮的時期,我們在家帶了4個徒弟一起幹。我們在門上安了那種最原始的電鈴,顧客一按,它就發出如鴨公一樣的怪叫。在我聽來,這噪聲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音樂,它代表了自由、希望和心境的平和。快4歲的兒子每次聽到這噪聲就興奮得不行,撅著小屁股用力跑,搶在人前去開門。啊,我終於從人際關係的恐怖中脫離出來了,這不是我夢寐以求的嗎?
我的處女作《黃泥街》的創作,就是在這樣喧鬧的環境中開始的。大約是承接服裝不到一年之際,我的自信心空前地高漲,前途閃閃發光。白天忙忙碌碌,人來人往,一邊腦袋裏塞滿了衣服尺寸,我就用另一邊腦袋創作。我見縫插針地將草稿寫在一個舊筆電子上頭,到了夜間再一一謄清。我在創作之際發現了一件怪事:我似乎是有某種特異功能,能夠營造難以理解的,但決不是毫無意義的意境。凡是那些比自己先行、不加構思的文字,一定是最為成功的(當然這“成功”也只能意會)。莫非我身上積存了無數老祖先的深層記憶?莫非我個人的生活和職業只是表面的,一切都是為了協調那古老的寶藏源源不斷地流出?創作越深入,這種感覺就越強烈。比如我在寫作時並不十分懼怕外界的干擾,我的思維常常可以在兩界之間自由地穿梭,剛剛為顧客量完尺寸,設計好式樣,馬上又可以回到桌邊去寫。似乎一切都與表面的、理性的構思無關,另有一種現成的構思在黑暗的深處,只要我有力量沉到那黑暗的底處去攪動,它就會出乎意料地浮上來。我不清楚我寫下的是什麼東西,我只知道(一種奇怪的預感能力)我應當執著于這個,這是最好的,從未有過的,將來總會有人將它解釋出來的。起初,在中篇《黃泥街》的寫作中,我的創造還沒有徹底擺脫理性介入的痕跡,待到這一篇完成之後,我就覺得自己已經走向了自由。
1985年,在作家朋友們的幫助之下,我的作品終於得以發表!我沒有料到會如此地順利。這並不是説我對自己的作品沒有信心(其實我是信心很足的),而是我對形勢的估計還沒樂觀到這個程度,本來我估計至少要等5至10年。到了1986年,刊物上面就開始陸陸續續出現對殘雪作品的評價,向我約稿的人多起來了,形勢對作品的數量有了要求。我自己的內心也很急迫,我覺得我要寫,我一定要寫,我已經憋了這麼多年了,要趕快寫啊,誰知道形勢會怎麼樣變呢?於是時間成為了一個問題。
1986年至1987年,我開始“退居二線”,將縫紉工作全盤交給丈夫去處理,自己只煮煮飯,管管兒子。
1986年至1988年,我發表了大量的作品,在文壇上造成了影響。至此寫作已成了我生命的目的。隨著年齡增大,身體似乎不如年輕時那麼結實了,我每天要花大量時間運動,以維持創作的狀態。“人心不足蛇吞象”,這時我想,如果弄一個專業作家噹噹,為家裏減輕負擔,對創作不是更加有利嗎?據説現在文壇上有很多關於專業作家的討論,有人認為只有業餘作家才寫得出好作品,我以為這是年輕人的幼稚想法。在我看來,業餘作家與專業作家的創作毫無區別,只要政府不從藝術上和其他方面限製作家,讓真正有才華的作家解除後顧之憂是政府有長遠眼光的表現,而且也確實帶來了文學的繁榮。想想歐洲過去那些被貴族們養著的大藝術家,他們所創造的不朽的作品吧。聽説俄羅斯也是對藝術家很鼓勵的,雖不能讓他們成為富裕階層,但只要有點才華的都有飯吃。作品的産生來自壓力,這一點不錯,但這種壓力主要不是來自外部,靠外部壓力寫作的作家只能寫出三四流的作品。當專業作家的想法一紮根,我就開始努力。這時作家朋友何立偉鼎力相助,帶我找到了市委書記家,最後終於將這事辦成功了。
我居然成了專業作家了!雖然得到的錢很少,畢竟不用為生活發愁了。在我的規劃中,專業作家的任務就是在家中寫,每年完成一定數量的作品。可是不久我就發現不對頭了,除了寫作品之外,我還得去單位參加一點學習,有時甚至還被要求去鄉下搞“社教”。這種事情對我來説就是勉為其難了。大家坐在一起嘻嘻哈哈學一天,我卻好久平靜不下來,搞得影響創作。早知這樣,我倒不如不當這個專業作家。我當然不敢違抗學習的命令,我就採取“躲”的辦法。每次單位打來電話要我去學習,我都不敢接電話,要我丈夫口答他們説不在家,或説病了,去不了。每次都這樣講當然不再有人相信。我還記得有次重要的學習我沒參加,躲在我大哥家裏,當時的黨委書記覺得事關重大,竟開車找到了大哥單位。當然沒找到我,憤憤地回去了,也許他認為我目無組織紀律吧。我當時內心也很矛盾,也想過重返縫紉的老行當之類的。後來我給省委宣傳部寫過好幾封信,每次都是陳述自己不參加學習的理由。大約省委宣傳部也覺得這事挺為難的,拖了幾年之後,終於默認了我擅自不參加學習的行為。
當一切羈絆全去掉了的時候,我是怎樣生活的呢?可以説,我夢想的要把生活變成藝術的時刻終於到來了。把生活變成藝術是一種深層意義上的説法。人不會一天到晚坐在桌旁寫,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人又可以一天到晚搞創作。為什麼這樣説呢?我覺得當我把表面的生活簡單化了之後,我身上那種古老的記憶就變得比任何時候都要活躍了。它們涌動著,涌動著,急於要浮出表面。難道説每天大量的運動,在房間裏打掃衛生,茫茫然地瞪著窗外的樹林,將自己弄得腦海空空,這一切都不算是在“搞創作”嗎?難道沒有意識到的勞動(在這方面人永遠是所知甚少的)就不算勞動嗎?表面看,我每天只寫兩個小時,但其實,那另外的22個小時不同時也在創作嗎?當然這是好久以後我才在實踐中意識到的。即使我沒有全意識到,我也一直在遵循自己的本能行事。
探索越向內深入,寫作越變得不可思議。説我從未感到過某些古典作家的那種靈感勃發,不如説我每天都處在靈感之中。它總在那裏,只要我不放棄,它就不會跑掉。早上跑步之後精神很好,對自己基本滿意,腦海空空,就可以寫。至於寫下的是什麼無關緊要,反正是“那種東西”吧。所以一年365天裏,除了偶爾參加一次文學活動(為獲得出版機會),我每天都在寫。這些年來,我的工作基本上是有條不紊的。我並沒有使不完的精力,但我有使不完的儲藏。知道的越多,未知的也越多,這令我感到驚訝。這就是把生活變成藝術嗎?我常自問。我覺得我正走在實現理想的途中。
摘自《殘雪散文》,殘雪著,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