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先生的《圍城》是小説，以“三閭大學”為典型，把當時高校垢污深積的狀況揭露得淋漓盡致。據説這“三閭大學”，就是抗戰時期由北大、清華、南開闔並而成的西南聯合大學。可惜錢先生前幾年就已作古，無法看到如今中國高校的問題。

    　 楊支柱先生主編的《透視》，不是小説家言，而是由一批身在高校的學者撰寫的揭露黑幕的文章。他們直接以親眼看見、親身經歷的事實講話，因而比小説家言更為有力。如雷頤先生的《教育與社會》一文，揭露了某些高校招生中的“推薦”如何成為權勢者子女享受的特權，某些高等學校如何在“教育産業化”的名目下把文憑買賣合法化。楊支柱先生的《評估、株連與彌天大謊》一文，通過對某高校通過教育評估的典型案例分析，揭露了高校如何在為社會培養習慣於株連、監視、告密、行賄、撒大謊和不擇手段的人才。蕭雪慧先生在《遺忘和偏離的工具》一文中，以事實揭露了某些教學內容中的欺騙、撒謊、推行蒙昧主義及其反知識反科學的性質……

    　 當然，《透視》一書並沒有僅僅停留在揭露黑幕上。讀者們在驚詫、憤慨之餘，更可以從中受到深刻的思想啟迪。

    　 楊支柱先生給《透視》一書起的正標題是：《先有雞，先有蛋？》。這個題目包含著豐富而深沉的思索：究竟是社會上的腐敗墮落造成了教育界出現的腐敗墮落，還是存在於教育界的腐敗墮落造就了一批腐敗墮落的人，然後又造成了腐敗墮落的社會？這是令18世紀的法國啟蒙學者們迷惑的一個問題，也是20世紀最初20年的中國學者熱烈爭論的一個問題，更是1979年以來中國進步思想界深沉思索的一個問題。

    　 先改革教育，還是先改革社會？這個問題只有從環境與人的互動及其演進中去加以考察。不過有一點很清楚，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社會存在畢竟是決定社會意識的，“體制不好，好人也會變成壞人”（鄧小平語）。因此，教育界出現的腐敗墮落，首先必須從教育體制本身去找原因。現行教育體制的根本弊病在哪？《透視》一書的多數作者或多或少地觸及到癥結之所在，但似乎總不免帶有一點“口欲言而囁嚅”的意味，惟有學界女傑蕭雪慧先生的《大學之魂》一文，講得最為明白透徹。

    　 為了真正貫徹落實“三個代表”思想和“依法治國”的方針，為了拯救我們的民族、救一救當今中國的孩子們，我認為，教育體制改革必須先行一步。

    　 “改革之難易與私利之多寡成正比例”（嚴復語）。相比之下，學官們的私利和特權較少，改革相對容易，其對改革的反抗決然掀不起大浪，不會危害社會的穩定。

    　 改革之難易與人民素質之高低成正比例。如今的高校中，雖然充斥著形形色色的不三不四的小人，但他們的墮落是舊體製造成的。就知識分子的總體而言，畢竟良知尚未泯滅殆盡。所以，廣大的知識分子熱切地盼望改革舊體制、建立新的教育體制。以他們的文化教養和素質，也必定能夠迅速適應新的教育體制，迅速廓清中國教育界腐敗墮落的風氣，使中國大學真正成為弘揚現代人文精神、培養現代公民的場所。

    　 教育體制改革必須先行，這是為尚不健全的市場經濟準備人才的需要，是為未來進一步的體制改革和法治之健全準備人才的需要。

    　 《先有雞，先有蛋？———透視中國教育》楊支柱編 中國民航出版社2001年8月版

     《中國青年報》2002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