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事以來所受的傳統教育,使我很早就熟知了有關萬里長城的一些傳説以及古往今來吟誦它的動人詩篇,知道長城是我們偉大民族智慧和氣概的象徵。長大成人後,我也曾在幾個不同地方登臨過長城,九門口、山海關、古北口、八達嶺……看到長城或翹首于峰巔,或俯身於峽谷,跌宕起伏,綿延不絕,那種雄偉奇拔、堅韌古樸的形象,曾多次讓我心中涌流出驕傲自豪的情愫。20世紀下半葉,受宇宙飛行物的紛擾,輿論界對許多遠古陳跡的定論發生了動搖,連古埃及的金字塔也被懷疑是外星人所造。可是對長城的成因,卻至今沒人提出疑義。特別是又聽説美國一位宇航員在太空能用肉眼看到地球上惟一的建築物就是長城時,我的驕傲與自豪又增加了一個籌碼。
啊,長城,古往今來,多少人為你歡呼雀躍,激動不已,血熱中腸。然而,在改革開放已20多年的今天,我們認真研習歷史,回顧在中央一系列英明政策指引下取得的豐碩成果並面對新世紀的偉大征程時,我們還會逐漸揭開長城古老而神秘的面紗,從以往許多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範中解放出來,給長城一個公允的評價。
長城的修建,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那巨大的磚石經過燒制從遠方運來,再依山涉險運上山,堆建構築,在生産力極其低下、物質條件極其貧乏的條件下,用最簡單的工具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確實顯示了我們先民的智慧和力量。毫無疑問,長城,是我們民族智慧的結晶。從這個意義上講,把長城作為一個文化的紀念碑,作為文物來保護,並適當修復,供中外遊客參觀遊覽是十分有益的。
但是,縱觀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我們還會感到,長城的歷史作用和價值,在其修築的當時就有許多的局限。中華民族的歷史,應該是56個民族的歷史,而長城歷來是對付北方遊牧民族的軍事手段。歷史上修築長城次數最多、工程量最大的明朝,正是對北方和西北方少數民族敵意最深,也是最保守、最無能的王朝。恰恰是由於長城的修建,固定了農牧業的界限,限制了民族間的交流和融合,阻滯了經濟的發展。更不用説那磚石之下墊著歷代服役工匠的白骨,迸濺著各兄弟民族間互相廝殺的斑斑血跡了。單就軍事作用而言,長城也並沒有實現中原統治者所設計的防禦目的,一旦中原王朝失去軍事實力,長城就形同虛設。明朝後期,清軍出入長城已如入無人之境。到了近代,雖長城依舊在,但手持洋槍洋炮的洋鬼子們照樣轟開了大清帝國閉關自守的大門。悠久的歷史,古老的文明,燦爛的文化,一切驕傲與自豪都於事無補。當時,長城也像被抽掉了筋骨的長龍,僵臥在貧窮多難的大地上,“徒為後人觀”矣!
最早重新審視長城價值的人應該是康熙皇帝。他的祖輩是破長城進入北京城的。一個國家要靠什麼來防衛呢?康熙曾多次去過長城,頭腦中時常有這樣的思考。1691年,古北口總兵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轄的那帶長城“傾塌甚多,請行修築”。康熙經深思熟慮,提出了不同意見。他的上諭是這樣寫的:
“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士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能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
康熙皇帝300多年前的這番話,如黃鍾大呂,對我心存彌久的“長城情結”實在産生了一種強烈的衝擊波。正是這個康熙,從“修德安民”的思想出發,堅持與北方少數民族建立起一種禮尚往來的友好關係,通過修建大小行宮,與少數民族首領聯誼,併為少數民族準備宗教活動場所。作為一個異族皇帝,他親自處理當時複雜的西藏事務、蒙古事務,盡力包容漢族知識分子,自己更是熱愛精通漢族文化,經、史、子、集、詩、書、音律無所不通,他還親自批點《資治通鑒綱目大全》,組織人力編輯出版卷帙浩繁的《古今圖書整合》、《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大清會典》等。同時,他還以數學為基礎,學習西方的天文、曆法、物理、醫學、化學。任命一批外國人擔任欽天監監副,讓禮部挑選一批學生去欽天監學習自然科學。正是康熙的開明、開放,使我國歷史上出現了一個階段性的盛世。
也正是康熙的明智,使我國歷史上持續兩千多年修築長城的工程畫上了句號。從審美的角度,從人類智慧的角度,從民族剛毅不屈的角度,從文物保護的角度來品評長城,無論怎樣都是不過分的,但修築長城的初衷畢竟是封閉、保守的。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在人們的思想觀念已經發生諸多變化、以往諸多情緒化的社會評判已經得到糾正的情況下,重新審視和品評長城的價值與寓意,對於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匡正民族精神,將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光明日報》2002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