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演講正式開始以前十分鐘，首先舉行了中國現代文學館與中央電視臺第十頻道“百家講壇”欄目合作的簽字儀式。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舒乙與中央電視臺第十套社教中心主任高峰，先後致詞，並分別在協議書上簽字。今後，廣大聽眾、觀眾將會享受到內容更為豐富，題材更為廣泛的演講。

    演講開始，主持人傅光明研究員首先以富有哲理、略帶幽默的語言談了他對崔永元大作《不過如此》這本很受讀者歡迎的暢銷書的看法，之後略帶調侃地以他“總結”的目前的“四化”——生活現代化、辦公自動化、男人女性化以及電視庸俗化——引出崔永元的講題：電視的庸俗化。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正襟危坐，少了幾分幽默，多了幾分嚴肅的崔永元開始演講：

    今天由我來談電視庸俗化這個話題，在這之前我接受了傅光明的三本贈書《在文學館聽講座》，內容都是來文學館演講的專家、教授的演講，很精彩、很有水準。我越看越緊張，心想我的演講不可能那麼精彩，為了使這次演講與各位前者相差不過於懸殊，我還是認真地進行了準備，爭取講好，不能説不給文學館抹黑，其碼不讓自己丟人。

    在這個講臺上談電視的庸俗化，作為一個電視人談這個題目是不是庸俗的表現，是否想嘩眾取寵，自己糟踏所從事的行當，畢竟我從這個行當掙了很多錢。電視庸俗化這個話題大家在談，專家學者也在談，有兩位著名學者就電視而言，一個認為庸俗，另一個認為只不過算世俗而已。知識分子的話真難懂，又出來一個世俗。

    電視的庸俗化與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相關，也就是説，社會創造什麼樣的文化氛圍就有什麼樣的電視。電視庸俗化的過程是一個與社會文化相互影響的互動過程。有人説：看電視時間的長短與一個人的文化程度成反比。高級知識分子一天只看半個小時電視。但不看電視也不能説明他們都高尚，有的也許上網聊庸俗的話題。每一次披著科學技術外衣的商業炒作都有高級知識分子的黑手。在商品經濟的社會裏成捆的鈔票考驗著知識分子的良心，願他們能經受這種考驗而良心不泯。

    我試分析一下電視庸俗化的成因。改革開放使我們通過各種渠道看到發達國家的電視節目，這也給我們提供了不少借鑒和參考。遺憾的是我所看到的不少電視節目，只克隆發達國家庸俗的電視節目。中國的電視觀眾很少看到發達國家的優秀電視節目，像美國、日本，他們的電視節目高雅的、庸俗的都有，而我們抄襲的庸俗節目比較多。我們的電視工作者為什麼要去抄襲那些壞的、濫的節目，我一直想不通，後來我看到美國哈佛大學博士丁學良先生寫的一本書《不敢恭維》，了解了其電視庸俗化的歷史、社會源緣。我把它介紹給大家，丁學良的文章題目是《香港與內地文化的互反饋》，主要是講為什麼內地為庸俗文化提供了一個大市場。

    文章提到香港著名的翻譯家董樂山先生，他説香港的殖民文化對內地的負面影響，形成了漢語自我的次殖民化。他描繪出當今中國文化令人寒心的一個側面，指出香港存在四種文化：一、正宗的中國文化；二、正宗的西方文化；三、中西兼有的白領文化；四、卑俗的大眾文化。一般國家卑俗的大眾文化都有一點，但中間層次的文化佔大多數；在具有悠久文化傳統教育比較發達的國家高雅的稍多一些，而卑俗的文化則是邊緣的。而香港社會所體現的是卑俗的大眾文化所佔比例較多，書店高雅的書不多，據説最後一本以刊載嚴肅文化的雜誌也轉讓給了旅遊雜誌而消聲滅跡了。無聊的、卑俗的文化遍地都是，市民所熱衷的錄相帶、光碟的名稱：《人肉叉燒包》、《夜半鬼敲門》、《鞭屍奇案》等等。根據有供應就有需求的道理，可以説這種文化在香港有著相當的市場。而香港社會為什麼有這麼一個特點呢？

    首先香港存有一個數量可觀的勞工階層，不包括香港原有的勞工，從1949－1962年從內地移民到香港的勞工總數超過100萬，60－70年代每年也有幾萬，80年代以後，每天也有幾十人，這些人大部分來自農村、小城鎮、他們受教育很少，甚至沒受過什麼教育。不少人有一種信念：只要能到海外就可以發財，因此，東南沿海一帶多少年來盛行偷渡。我看到這一帶自然環境非常好，人們收入也不少，其碼比我們多得多，我不明白他們到底想掙多少錢，我想偷渡大概是這一帶人的傳統。

    這些移民到香港以後受教育的機會非常少，迫於生活的壓力發財的慾望，促使他們拼命地幹活，沒有時間進行文化修養，更沒有條件接受高雅文化。再看這些人在國內時由於過去控制的比較嚴，卑俗趣味的東西很難找到機會和市場，而高雅文化的傳播又受到種種阻力，他們到香港以後有了更多的自由，卑俗的文化乘虛而入，在這種環境下“壞的東西總比好的東西捷足先登”。在香港上層文化的影響力有限，很難廣泛傳播，而卑俗文化卻有很大的市場。改革開放特別是90年代以來內地受香港的影響很大。連香港的退化的語言，內地許多節目主持人、影視明星也在改變自己的口風，模倣那種拙劣的演技。文理不通的歌詞，低俗不堪的曲調可以流行在我們的電視節目中，並成為了一種時尚，這是一種文化的雙向退化。

    第二個原因是知識分子的不介入，理論上講知識分子介入的程度反映著電視節目的文化含量。知識分子的不介入也有其客觀原因，有些電視的從業人員素質比較低，對文化對知識分子不夠尊重。一般電視臺找知識分子他們都不願意來。我在《實話實説》的嘉賓中也邀請過知識分子，他們不但不來還説了一些難聽的話，糾其原因是他們在電視節目中曾受過傷害。第二是知識分子的想法在變成現實語言時，其知識化程度受到很大的損耗，使他們在知識界的名譽受到影響，口碑降低，為了使其專業術語化為通俗的語言，有時化錯了，在相關節目中漏洞百齣，弄得他們非常沮喪。找了一、二次就不會再來了。第三，電視節目的操作有著特有的方式和技巧，知識分子由於對這些不夠理解，很難達到與電視人的契合，這一點很難與知識分子溝通。第四是商業利益的操縱，特別是商業廣告氾濫。商業操縱電視節。第四，是平面媒體的宣傳效應，這些媒體從商業利益出發進行惡性炒作，主持人與歌星、影星的走紅的程度與他們見報的次數成正比。電視人與電視節目借助媒體炒作，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第五是缺乏真正的電視評論，有些所謂的評論不是令人作嘔的吹捧，就是惡意的通盤謾罵，很少見到實事求是、客觀的、有學術水準的真正評論。一個欄目主編把持一個版面，所刊載的文章往往是根據主編的好惡和意見，根本不反映整個編輯部的思想，其某些代表“民意”的評論恰恰是強姦民意。小報、小刊庸俗化有它自己的運作套路，這裡不加細説。第六是缺乏事實求是的研究。電視節目的主創人員包括編導、製作大都租一家賓館進行電視節目策劃、創作，以至節目出臺，那些群眾場面都是他們事先找來的，我們所看到的個個神色慌張，詞不達意，説話磕磕巴巴美其名日反映實情。第七缺乏原創，互相抄襲、相互模倣，沒有行業的規矩和規範。日本的電視節目抄襲美國；港臺的電視節目抄襲日本；內地抄襲港臺，我們的節目已是第三、四手貨了。

    在國外有堅定反對電視搞庸俗節目的聲音。美國的前教育部長在談論庸俗的電視節目時，稱這是電視的腐敗，是大眾文化的紅燈區，美國華納公司副總裁站出來批評電視主持人太注意掙錢了。要他們更注意自己的言行，電視節目低劣，充滿暴力庸俗，它對青年的影響大於教堂、家庭和學校，應引起重視。英國的一位名叫瑪莉•懷特豪斯的老太太，揭露電視的卑端30年如一日，勇敢地與電視節目的庸俗化進行鬥爭，直至去年11月23日她逝世。她看到一些卑劣庸俗的電視節目播放後，一些青少年就在車棚裏模倣，想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於是她領導一個凈化電視節目的運動，成為了與電視媒體進行抗爭的一股力量，使庸俗電視節目製作人膽戰心驚。1997年布萊爾擔任英國首相後專門寫信支援她的觀點。

    我們國內對電視庸俗化的制約是很弱的，這方面的監督主要靠上級主管部門，而主管部門的指導思想是為如何保證將中央的聲音貫徹下去，當然這也是對的。對電視的庸俗化的監督就不那麼有力了，而來自群眾的監督更顯得蒼白。目前電視庸俗化大有超過港臺呈後來居上之勢。

    我致力於電視庸俗化的研究，目前我還不能説得很系統，很多問題難以概括，有的還似是而非。我試説一下其特徵及表現形式。

    浮華浪費，節目重復，相互模倣。如談話節目，同樣的格式談同樣的內容，電視劇是同樣的手法表達同樣的主題，文娛晚會是一個人在不同舞臺唱同一首歌或演同一個小品，就其重復所浪費的金錢觸目驚心。節目沒有新的水準，往往是近親繁殖。這樣理所當然不會有好結果。表現的另一方面是對正面報道漫不經心和格式化。經歷了十年文革和樣板戲的苦痛，人們渴望自由，但認為背叛、背離是自由的唯一表達形式，與過去“假大空”相比，認為“痞子文學”是自由。“痞子文學”不是真正的文學，其碼不是純粹文學的全部。我們的正面報道往往不能更好地樹立真正人的形象。如表揚一個抗洪一線的戰士，説他知道父親將要死了，也不回去，還堅持在第一線抗洪。這件事如果放到整個社會背景來看，他人道的選擇就應該回去看他父親，他若不回去就再也看不到了，而在抗洪大軍裏，他不在別人可以補上。

    我對雷鋒很感興趣，不久前我還去了雷鋒的故鄉，參觀了雷鋒紀念館。我看到一篇《紐約時報》記者寫的文章，文章中説：“雷鋒是一個平凡的好人，他經常幫助別人洗衣裳，他心裏裝的不是漂亮的姑娘而是毛澤東……。”我從展覽所了解的是：雷鋒家很窮，給地主當佃戶，是孤兒，他從童年到少年都是在鄉親鄰居們幫助下長大的，他內心有一種對別人回報的情感，他做好事我認為是受這種情感的支配，是發自內心的，而不是每做一件好事心裏都想著毛主席語錄。後來在雷鋒展覽館又展出了他的皮夾克、毛料衣服、歐米加表，寫的詩歌。他也愛過女人，這些説明雷鋒是正常的人，他也有七情六欲，喜怒哀樂。這才恢復雷鋒的本來面貌。

    我們所拍的主旋律影片存在著格式化，不能給人以實際的活生生的形象感受。有些媒體的批評報道往往隨心所欲，沒有標準，批評的程度往往取決於你與媒體的關係，或對媒體的態度，如果你在媒體有人，還多了一條批評別人的渠道。批評和表揚不實事求是、不真實、不公正，往往受金錢的支配。很多電視節目是預先安排的，其表演是編導安排的“託兒”。他們表達了不是自己的聲音，而是電視製作者的意見。這在國外被算作醜聞，有相應法律法規制約。而我們卻習以為常。

    我們很多電影也是靠媒體吹捧的，為取得好的效益，其票房收入的數字也是捏造的，電視臺對某些電視節目所公佈觀眾的收視率也是假的，不然廠家的廣告費怎麼會投向這個電視節目。新聞媒體的不真實報道有下面幾種類型：無中生有缺德型；偷梁換柱搗亂型；借題發揮炒作型；翻雲覆雨胡説型等。

    《西方文明的另類歷史》一書中説普力策是靠黃色新聞起家的，在報紙上偽造色情新聞，然後又虛假地對受害者或當事人表示同情，反覆欺騙讀者。我們的報紙，特別是一些小報，也經常製造“奇聞軼事”以增加報紙的銷量。

    在今天商業大潮洶湧澎湃的時候，文化愛情，一切時尚和種種神聖的東西都會消退，這是對人民的挑戰，我們要努力地創造一種機制，維護文化的綜合性，傳統的多樣性，讓媒體的傳播盡可能地發揮它的積極效應，扼制它的消極影響，現在是向電視庸俗化開戰的時候了。

    大廳內外近700名聽眾對崔永元的演講報以熱烈的掌聲。

    崔永元還回答了聽眾有關電視及電視庸俗化的問題。（薛連通整理）

    中國網 2002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