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講課從來不提報酬
賈平凹“藏”起來了。無論怎麼打電話或傳呼，都沒有任何回應。記者費盡週折找到西北大學中文系教授馮有源，他與賈平凹既是西北大學的同學、同事，又是朋友。他説，賈平凹是西大的畢業生，又有很多優秀的作品。這對中文系的學生本身就是鼓舞，很多人都以他為榜樣，學校的專職教授是從理論上講課，賈平凹則是從實踐上，講作家怎樣從生活中尋找素材，把它變成藝術，這正是學生需要的。從他那裏可以學到對藝術的領悟和審美。藝術和創作經驗的結合，彌補了老師講課的不足，同學們都很滿意。當然也不排除名人熱，大家都來聽，聽完了就簽字。
馮有源説，賈平凹的講座，從來不提及報酬。有一次他以朋友的私交請賈平凹來學校講課，也沒什麼報酬，馮有源覺得過意不去，就請他上街吃了碗羊肉泡饃。
在記者的印象中，賈平凹是不善言談的。不知他到了講臺上會是怎樣的表現。馮有源説，那是因為在生人面前。其實平凹是很幽默的，他寫了那麼多有思想、有底蘊、有特點的作品，隨便打個借條都是文學作品。他不像專業教授那樣講得很系統、表達直接明瞭，但是很透徹，有自己獨到的領悟，並且是從藝術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書本上找不出來。他説話有時很抽象，講課時常用比喻、象徵的方式，這樣講，相比之下要從藝術角度去領悟。馮有源説：“聽他講課不能用邏輯思維，而像欣賞一首詩，或者帶著意境的散文，領會的時候需要有一個直覺的還原過程。”
自1995年起，西北大學文學院聘賈平凹為兼職教授。開始時賈平凹並不十分願意，覺得有些麻煩，他更喜歡清靜，希望有更多的時間寫作。朋友勸他説，去當教授既可以寫作，又培養了學生，不但把自己重要的東西傳授給學生，學生同時可以幫你總結。馮有源説，賈平凹最大的好處是隨和，不固執己見，後來他説“也可以吧！”賈平凹的講座是不定期的。學校考慮到他不可能像其他導師那樣天天坐班，便配了一名副教授具體帶研究生，賈平凹定期回來開講座。
西北大學文學院院長李志慧説，20年前，西北大學就斷斷續續地請過賈平凹。他實際上長期擔任西北大學兼職教授，在給學生開設寫作課專題講座，同學校只教寫作理論的教授相比，賈平凹講課的內容要鮮活得多，氣氛很熱烈。
賈平凹是西北大學的驕傲，中文系也因而成為作家的搖籃，很多應屆的高中畢業生考大學是奔著他來的。賈平凹即將招收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研究生的消息公佈後，今年報考該專業的達69人，是文學院專業中報考人數最多的，而往年最熱門的是外國文學、中國古代文學。李志慧告訴記者，關於賈平凹招收研究生一事，本報是第14家採訪他的媒體。“西北大學如此受到關注，和賈平凹有著直接關係。”
從考研究生落榜到招收研究生，賈平凹有著富有戲劇性的轉折過程。1978年，研究生招生制度剛剛恢復，路遙、賈平凹等人同時報考西北大學的研究生，他們的專業課成績很好，但外語不合格，按當時的錄取條件不能錄取。院方為此特意向教育部打報告，申請特殊招生，沒被批准。這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但也讓人感到安慰。當時西北大學中文系主任劉建軍説，賈平凹雖然沒考上研究生，將來西北大學中文系的研究生可能要研究他的作品。現在看來，研究生不但要研究賈平凹的作品，還要受他的指導。歷史的發展是很奇妙的，如果當時他考上研究生，可能多了一個大學教授，多了一個研究人才，卻少了一個作家，也就沒有《廢都》、《高老莊》和今天的《懷念狼》。
金庸——年輕時就想進入浙大，現在終於了卻心願
金庸在年輕時就想進入浙江大學，現在終於了卻了心願。浙江大學請他擔任人文學院院長，但是由於時間緊張，不能一門課上到底，只能給學校發展提出指導性意見。金庸説，他之所以去浙江大學，是想去提倡中國人的人文精神。浙江大學向來以工程、自然科學著名，他希望中國所有學理工的人，身上也都帶有濃烈的傳統人文精神。
據浙江大學的有關負責人介紹，金庸在浙江大學除了在大講堂講課外，還跟學生們作小型座談。金庸受聘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一年多來，作了多場講座，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今年，他又正式得到了浙江大學的導師資格認證，成為新一屆博士生導師，秋季招收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博士生。不可思議的是，這一次居然無一人報考。
浙大稱原因是博士生報考者知難而退，因為金庸開設的專業對學生專業素質要求十分嚴格，原先想報考的人大多只對他的武俠小説比較感興趣或者有研究，專業素養卻不夠。學古代史專業的則對於金庸擔任導師稍有質疑。
繼金庸之後，近日在杭州參加夏衍百年誕辰紀念活動的王蒙，也接到浙江大學兼職教授的聘書。浙江大學有關人士説，學校的黨委書記張浚生是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副社長，和金庸交往很深。提出請金庸來當院長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他是文學家，文學成就高，知識面廣，對歷史、宗教、哲學等有相當的研究，還學過國際法，香港回歸時參與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併發揮了重要作用；人文學院中文學科有新聞系，金庸在新聞領域很有建樹，成就也是公認的。第二，浙大側重培養學生的研究方面，現在有意創造和研究並重。第三，金庸是知名人物，有廣泛的社會活動和聯繫，可以推進學科、學院的改革，擴大在外界的影響與聯繫。他們聘請教授，一般選擇有成就、有學科背景的名家。
王安憶——沒有餘秋雨那種演講的魅力，但是講課很有內容
王安憶曾于1994年到復旦大學講過一學期的課。余秋雨、高曉聲等人都曾在復旦大學任兼職教授。作家講課對於學生來説不是很新鮮，但對於王安憶本人是很新鮮的。但當記者問及她是否是兼職教授，她反覆強調説，只是講課而已。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因為從未讀過大學，大學對自己來説有很大的吸引力。想進大學可以做學生，也可以做老師。首先她覺得沒必要自己做學生，儘管沒有系統地學習，但她20多歲的時候，就經常去各大學旁聽，參加英語補習班，積極地吸收古典文學知識。自己隨時隨地都在學習，不必跑到學校裏，這種方式對自己來説效果未必好。那麼，就只能選擇講課了。她希望通過講課對自己的小説創作有個再思考的過程，同時尋找一種壓力做總結和歸納。
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思和得知後，就請王安憶到復旦大學任課。王安憶説，我的出發點很清楚，一是想有課堂生活經驗，二是對自己的思想進行歸納整理。一學期的課結束，她將這些課的內容整理出來，出版了《心靈世界》。
王安憶在復旦大學講小説寫作。她很擔心這門選修課不會很受歡迎，也許頭兩節課可能有學生，新鮮勁兒過去，以後人就少了。王安憶做了認真充分的準備工作，內容充實。她講寫作很少甚至不談自己，而是用名著來説明、分析理論。儘管備課很有壓力，但當走上講臺，王安憶感覺很興奮，學生們紀律很好，不只中文系，其他係的學生也過來旁聽。教師節的時候，王安憶收到簽了全班同學名字的賀卡，使她深受感動。
上課期間有一件事令王安憶非常不快。有個石家莊的記者一定要來採訪王安憶，實在推辭不了，王安憶答應他可以到課堂來，希望他不要遲到。這位記者是在講課正在進行時突然闖入的，並且拍照。王安憶停頓了30秒鐘沒有講課。她非常想讓記者出去，但還是忍住了。記者帶了一個非常不好的“頭”，以後復旦大學作家班的學生也開始拍照。王安憶説：“大學課堂是神聖的。我對於大學生也非常尊重，必須對學時負責。自己是來講課，而不是來作秀。”
後來，也有很多大學請王安憶去當客座教授，王安憶再沒有接受。她説：“新的思想形成需要很長時間，如果有新的想法，我還會再重新試一次。”王安憶稱自己是個不善於説話的人，在課堂上不像有的人善於調侃，很輕鬆地就能上完一節課。一學期講二十幾節課，必須有足夠的內容。她的課因此而分量很足，她憑自己的實力，老老實實地講課，她説：“我沒有餘秋雨那種演講的魅力，但是我有內容，我的每一句話都是認真想過的，不加虛構。這是我的自信。”
王安憶不太愛開玩笑，她的語言以及課堂氣氛比較嚴肅，講課總是一板一眼非常正式。唯一感到不習慣的，是教室大自己的聲音小，又沒有麥克風，只能提高自己的聲音，王安憶感到非常吃力，她很佩服其他教師的嗓音。
講課的同時王安憶開始寫作《長恨歌》，這一年過得非常緊張，直到講完後才松了一口氣。一學期的課結束後，給學生作業打分，短暫的講課生涯就此劃上句號，像獲得茅盾文學獎後的平靜，王安憶的大學講座就這樣平平淡淡地結束了。陳思和用一句話評價了王安憶的講課——功德圓滿。
如果有大學要收王安憶當研究生，她會不會去呢？王安憶笑道：“那要看誰的研究生了，如果是魯迅的研究生我就去。但如果是幫教授抄抄卡片，我是不去的。”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評論家陳思和説，特聘王安憶為小説課程的專任教授，請她為本科生講授小説研究課程，不是談她自己的創作體會，而是正兒八經的探討中外小説的特徵。“小説到底是什麼？”記得第一節課王安憶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並把它寫在黑板上，然後一部部小説分析下去。每週兩節課，居然整整講了一個學期，大教室裏座無虛席，自始至終吸引著大量的學生。安憶並不是一個天生做教師的人才，她説話很快，也不講究抑揚頓挫和課堂效果，所以一開始有些朋友為她擔心：是否能夠堅持一學期的講課。後來證明這種擔心是多餘的，這有復旦大學出版社為她出版的講稿《心靈世界》為證。這本書到現在還很暢銷。
葉辛——拆除社會與校園的圍墻
上海市作協主席葉辛自去年5月份起，到上海大學文學院任兼職院長。葉辛説，能去上海大學任職我感到非常榮幸；另外，多年來我一直從事作協機關工作，又在《海上文壇》任總編，發現無論是《收穫》、《上海文學》、《山花》都不直接從大學裏招人。每年都有中文系學生被推薦到編輯部，但是都不如意。大學生畢業直接當編輯的很少，我非常想了解中文系的工作，了解一下這個脫節在哪。
在上海大學任職，葉辛感覺很好，可以接觸很多“娃娃”，那些剛剛進入校園或者即將走上工作崗位的年輕人充滿了青春氣息，對他了解今天的年輕人和文科教學都很有幫助。同時，葉辛不斷地邀請一些名作家到上海大學開講座，比如請陸星兒結合自己的經歷談創作等等，更加切合學生的實際。作家可以聽到學生們的心聲，學生們也了解了作家的創作思想。包括《海上文壇》整個編輯部和大學生也加強了交流。比如他們了解到大學生反映《海上文壇》價格較貴，他們就推“校園版”，內容一樣，只是封面印刷更經濟一些，價格是原價的一半，既加大了刊物的發行量，又幫助大學生了解了文學，對拆除大學校園和社會的之間的圍墻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另外，記者還了解到一些大學計劃邀請名家擔任教授。山東大學文學院院長譚好哲説，他們學校正在醞釀聘請作家任教，以前山東大學是有這樣的傳統的，像聞一多、沈從文、梁實秋、王統照等都曾在學校任職。他認為高校聘請作家、名家，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是借名家之名，帶有一定的炒作性質，無形中製造些轟動效應。對於這一點，在南京大學召開全國15所大學中文系主任聯繫會議時，是引起過爭議的，有些教授不是很讚賞，認為有一定的炒作成分。也有人認為此舉未必不是好事。作家當教授，可以一定程度地改變辦學氣氛。大學生畢業後未必都是從事學術研究，也不排除他們可能當作家，所以對這件事不能持單一的否定態度。如果山東大學聘請教授，也許會請那些創作勢頭好、能履行兼職教授職責的中青年作家，對辦學真正有一定的效果，而不是單純地只有個名分。
作家能否直接站在大學中文系的講臺上為學生講授文學知識？陳思和認為，在理論上似乎不應該成為問題，在現代文學史上作家兼任大學教師是很普遍的現象，不必説出洋留學、口若懸河的那種，就是像沈從文似的“鄉巴佬”，口才也不怎麼好，但仍然是挺受歡迎的教師，以至發生了浪漫動人的師生戀。還有周作人，雖然也留過學，但講課卻不行，據很多聽過他課的人説，周作人説話聲音低得只有坐在前排的學生能聽得清楚，而且説的還是紹興話，但他的大半輩子也是在教書生涯中度過的。這也不是學生對作家講課的要求特別低，大約是作家對人生對文學有著比較豐富而感性的認識，真要認真講起來，總有些枯燥乏味的教科書以外的東西吸引人吧。再説有著大量作品的存在，顯然也補充了他們在課堂上的形象。
從王安憶在復旦大學講課成功的例子可以説明，只要認真把教學當一項工作去做，作家講課的課堂效果應該在中等教師之上。一個設有中文系的大學聘請一兩位著名作家作為常任教授，不僅有利於加強教學與當代文學創作實際的聯繫，而且對於打破教學上的僵化教條，打破教師間的自我封閉，推動學生與社會實際的聯繫，均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舉措。
中華讀書報2000年1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