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個腦袋，闖進王進的眼簾。急急忙忙在趕路，步伐比周圍誰都快。高大的身軀，旁若無人似的，就像要撞誰。一看就知道是一副久經錘鍊的身板。

    沒有伏魔殿，也沒有什麼洪太尉，北方謙三的《水滸傳》就從王進與這兩個壯漢的邂逅寫起。108條硬漢，就這樣走進了世紀初的日本文學。

    何謂硬漢？按照老定義，那些享盡了上天“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的恩典而能挺身不倒的人，或許就能算得上了吧。而在當今的日本，要當硬漢也著實不易。失業與破産的記錄連連突破，股市低迷的消息不絕於耳，多少人不能不埋頭于精打細算，為臨機應變而摧眉折腰強作笑臉，在這種平庸的日子裏，到哪去尋找叫人褫魂奪魄、熱血沸騰的力量？作家北方謙三（1947～）的小説《擬態》（文藝春秋社出版）就寫了這樣一個普普通通的知命之年的公司職員，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感到身上起了變化，於是便身不由己地衝向了無可逃避的絕望之路。書中現代日本揮之不去的苦悶，被迫站在歧路上的中年人的心態，留給讀者的是惆悵和哀惋。

    不過，北方謙三卻是以寫硬漢成名的。他以《吊鐘遠逝》登上文壇，1983年以《不眠之夜》獲得吉川英治新人獎，1985年又以《乾渴的街市》獲得日本推理小説獎，1991年再以《破軍之星》獲柴田煉三郎獎，被稱為新一代的硬派作家，追求的是裝點靈魂，要給那些奔波著卻不知所為的現代男子漢送去脊梁與肝膽。他的《水滸傳》，要寫的就是以宏偉的志向對抗著腐朽的統治，而又拒絕作精神的奴隸的108條硬漢。

    到目前為止，他的《水滸傳》已經出版了《曙光之章》、《替天之章》、《輪舞之章》、《道蛇之章》、《玄武之章》、《風塵之章》6卷。北方謙三説：“我有自信把《水滸》寫到最後一行。為什麼？因為我有這樣的決心，就是和這個故事一道兒滅亡也心甘情願。”他何以這樣説？原來從《水滸傳》傳人日本以後，根據它改寫改編的前近代小説雖有多種，但現代歷史小説有名的兩部《水滸傳》卻是虎頭蛇尾，吉川英治的《新水滸傳》和柴田煉三郎的《吾等乃梁山泊好漢》均以半部告終。原因之一恐怕就是擺脫不了原作束縛，終究不能在現代審美意識與古代英雄的忠義觀念之間溝通到底，而北方謙三則要拋開他認為時代觀、歷史觀和人性觀乃至人物描寫均不統一的《水滸傳》原作，而以寫人去完成將其全部整合的宏大事業。他要放手寫人，寫自己的故事，寫現代小説。

    且看北方謙三的《水滸傳》寫了什麼樣的硬漢？這是一群不凡的理想主義者。他們或膂力超群，或技藝神奇，或智慧不凡，或德高服眾，一同聚集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之下，從而使得梁山泊不再是打家劫捨得綠林草寇的天下，而成了凈化人的靈魂的烏托邦，“道”就是維繫他們團結的共同理想。作品強調了這樣一個思想：僅有對腐朽政權的義憤，對貪官污吏橫行世道的義憤，對賄賂公行利權交易的義憤，而看不到腐敗的根源，那是不成的。那樣的話，民眾就會一味性急，對時代對社會的不滿化為巨大的負面能源，形成扭曲的輿論，尋找激烈的發泄口。在這種情況下，要做的不是僅僅糾正眼下的邪惡，而是要徹底揭露利權勾結的內幕，指出責任所在。光靠義憤不能匡正世界，需要的恰恰是以剛毅之志長期積蓄力量。書中的宋江，以其包容性的胸懷、理想的感召力、善於洞察事態跡象的膽識、利用鹽路積蓄財力的策略，贏得眾將愛戴，而魯智深則往來于分散各地的義軍之間，建立起資訊靈通的人際網路，顯然，這一切正是今天的日本人希望看到的。

    北方謙三給《水滸傳》注入了相當現代的意識，而最根本的東西，是他要將經過咀嚼醇化的青年時代的體驗告訴讀者。1968年至1969年的急風暴雨般的學潮中誕生的“全共鬥”（全國學生共同鬥爭會議的簡稱）運動，對作者來説，不只是往事雲煙，那時他曾經站在最前列，他要把由此感受到的青春活力，時代的現實性、世界的現實性都寫出來。他還想在自己的《水滸傳》中寫古巴革命：梁山泊就是加勒比海，梁山泊就是古巴，它為宋這樣一個大國包圍。幾個人到了島上，而後鬥士漸增，咬牙奮鬥，如同卡斯特羅和格瓦拉最終端掉巴蒂斯塔政權。作者將梁山泊與古巴革命重疊在一起，真意全然不是為了倡言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而是要寫出自己走過的青春的道路，寫出“熾熱的青春的群像”。

    《水滸傳》與日本人，以這個題目，研究中國文學的高島俊男寫了一本不薄的書，卻似乎還沒把其間的關係説透，而這種關係至今還在延續。從江戶時代建部綾足寫出《本朝水滸傳》以來，日本作家就借用《水滸傳》的聲譽和框架寫自己的故事。他們往往都要設計一個與現實統治間離的地方，作為男子漢們實現鴻圖大志的烏托邦。在《本朝水滸傳》裏是吉野山，甚至大唐那縊而不死的楊貴妃也側身其間。在讀本作家曲亭馬琴的《椿説弓張月》裏則是與日本隔海相望的琉求國。另外還有山東京傳的《忠臣水滸傳》、岳亭丘山的《俊傑神稻水滸傳》、仇鼎山人的《日本水滸傳》等等，江戶時代一下子冒出來的這麼多的《水滸傳》，都寫的是受挫硬漢另求空間的奮鬥翻身神話。伊丹椿園的《女水滸傳》算是一個例外，不寫男子寫女子，其實不過是模倣的另一種類型，即從反面來模倣的反倣，仍然是講志強者不敗，絕路能逢生。

    這些改寫之作，把《水滸傳》的聲譽擴展到街頭巷尾，也創造了一個有別於桃花源的文學意境。桃花源是避濁就清的洞中天，梁山泊則是再造乾坤的湖心島，一個可以獨往，一個卻需群歸，它們均為日本人所神往，作家便利用這兩個具有獨特意境的“場”，或者説東方文學的母題，不斷編織新的夢想。至於今天北方謙三將梁山泊這個異境與古巴革命聯繫起來，則可謂翻新有術。可貴的是他一腳把什麼伏魔殿都踢開，把招安之類的故事也不放在心上，這或許讓後面還想再寫《水滸傳》的人又豁然開朗起來。世紀初的日本人讀了北方謙三的《水滸傳》，或許不難産生這樣的聯想：日本（或者自己的公司）就是梁山泊，只要了“替天行道”不止，就會天地一新。這或許正是北方謙三為讀者設計的閱讀效果。

    無獨有偶，與北方謙三《水滸傳》作為“精選優良書”在報刊上長文評介的同時，津本陽的《新釋水滸傳》也在書店熱銷。據稱，《新釋水滸傳》寫的是“堅持信念的男子漢們的美學”，寫一群“背負沉重人生的男子漢們，數奇的命運最終如同為上天指引一般，聚集于最後的土地梁山泊”，還寫的是“在亂世活著的人學”，寫的是“不正鋪天蓋地，惡行蔓延街巷，人為貪圖私利的當權者所苦，男子漢們怒火中燒，終於挺身而出。”兩部新《水滸》，各有韆鞦，卻都是為上上下下一起呼喚改革的日本人所寫的。看來，只要天上有風有雲，地上路有不平，人們總是希望在什麼地方，聽到硬漢好漢的一聲吼，找到為理想而奮鬥的人才可體驗到的幸福感，儘管那硬漢好漢的吼聲，那幸福的意義各有不同。

    《中華讀書報》2002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