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末世的預言,在世界各個民族中都普遍地存在。比如洪水故事就以不同的方式出現在世界各地的民間故事和傳説中。在希伯萊文化中,是以經典的方式鞏固著種族記憶。在中國文化中,著名的葫蘆兄妹的故事則只能口口相傳地保存于邊緣的民間社會。但是,對於末世的恐怖與創世的想像,卻多少有些相似,都是以懲惡揚善作為內在的心理依據。如果前者還可以引發一些考古學方面的爭議,後者則更多地表達了人類原始的心理意識中對造物之主的敬畏和對自我的懷疑:在西方,各種各樣關於地球毀滅、世界末日的預言自古不絕;在中國,無論是農民起義借助編造“神諭”號召民眾,還是上層政治鬥爭中的托言于“夜觀天象”,都更近於政治史的興衰,更多地和政治史的興衰聯繫在一起。近代的頻繁外侮,導致的文化震動,使中國的文化人更多地感受到文化的衰落與變革的可能。悲觀的如王國維以結束生命為一己的選擇,樂觀的如魯迅發出打碎鐵屋子的吶喊,都反映了同樣的民族心理,即末世的焦灼。也唯其文化的震動,才使被儒家思想壓抑了數千年的人類原始心理意識,得到了一次釋放的機會。
這種人類共同的集體無意識,以不同的方式替代在文學作品中。在本世紀下半葉的西方,伴隨著對人類近代歷史的反省,末世的預言形成了一種小説的結構方式,所謂啟示錄式的寫作。最典型的是戈爾丁的《蠅王》,裏邊對於困境的設置完全打破了現實主義的美學風範,而被稱為“小基督”的主人公,明顯地表現出這種結構與《聖經》的淵源關聯。在中國新文學開創者魯迅的筆下,則第一次出現了一個讀史者,一個清醒的狂人,一個吶喊著“吃人”與“救救孩子”的先知。表達了新型的知識者們一個共同的末世情結,並隨之成為一個傳統,影響著後來者。在經歷了漫長的斷裂之後,在新時期的小説創作中重新延續起來。《班主任》的結尾,是最直接的翻版。韓少功的《爸爸爸》,在更深的層次上傳達了末世的焦灼,把魯迅直線開放的時間形式改寫為封閉的圓形時間形式——創世與末世的一次輪迴。殘雪的《山頂上的小屋》,則以一次自我分裂的極度痙攣與緩解的過程,將鐵屋換為木屋,吶喊著的狂人則只是保留在敘述者的幻覺中。這不能不使人聯想起英國的一句著名的格言:變得越快,越是什麼都沒有變。
在處於主流文化邊緣的第三世界國家與中國少數民族的作者筆下,往往借助末世與創世的結構,容納現實的人物和故事。但是其中對於所謂“先知”們的懷疑以至嘲諷,則包括了對預言者的解構。例如,馬利奧 巴爾加斯 略塞的《世界末日之戰》中,通過著力刻劃的三個“理想主義者”,一舉解構了西方三種主要意識形態。即以“勸世者”所代表的基督教神學、以共和國將軍所代表的共和主義,以虛無黨人所代表的左翼思潮。與此同時,也解構了意識形態的虛幻性,唯一一個能夠洞悉事實真相的人是完全沒有希望的沒落莊園主,他只能精神崩潰。而人道主義的化身軍隊醫生,則只能空懷悲憫而無力回天。加西亞 馬爾克斯則更徹底,無論是情慾的放縱還是理性的探索,都不能改變滅亡的命運,隨著烏蘇娜家族的消亡馬孔多也最終消失了。扎西達娃的《西藏,隱秘的歲月》等作品,多是採用圓形的輪迴時間形式。而《係在皮帶扣上的魂》中,則將朝聖者的幻聽徹底解構掉。這些作家,更虛無,也更悲觀。
鄭彥英的《洗心鳥》(河南文藝出版社),也採用了一個潛在的末世與創世的結構。他虛擬了一個意外的災難,在一個封閉情景中,展開了一組人的故事。這個結構與80年代初的一部作品很相似,但是主題卻是完全相反的。後者以中國人所理解的存在主義,表現出相當樂觀的精神。《洗心鳥》則是從一開始就以細膩的心理描寫,表現了一個現代文明社會中的世俗掌權者,在蠻荒的原始世界中,用盡心機一步步發展為宗教領袖的過程,這無疑具有解構的力量。
災難是從水中開始的,這使這篇作品的語義關聯域更加開闊。而主人公林一靜,控制別人的手法是以性格的沉靜與洞察別人隱私的能力,以及現代的科學知識。他利用別人的恐懼心理,杜撰出末世與創世的神話,自封為至尊。而他的欺騙性,還是來源於世俗社會的行政權力所帶來的話語權力。對於敢於懷疑他的人,則以恐嚇和威脅使之臣服。他以預設的話語框架,誘發每一個人的“良知”,促其進行諸如婚外戀與玩弄異性、孝道、貪污,甚至潛意識中對異性的慾望之類的道德懺悔,達到精神的自我完善。這就使這一則末世與創世的啟示錄,帶有了充分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特點,成為一次民族心理原型的變形寫作。因為中國哲學是以倫理學為基礎,而儒家的思想更是以禮教的道德約束為基本準則,這就使在文化變動中的國人常常無所措手足,這就難怪一個倫理學家曾感嘆,中國人喪失了道德的創造力。而林一靜對於信徒們既洗腦又洗心的禁欲控制,除為了産生凝聚力以對付共同的危難之外,更多的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直到成功地達到了目的之後,當眾人的崇拜已經成為影響他世俗生活災難的時候,他只好帶著他們重返蠻荒之地,自己溜之大吉。而這時的洗心鳥,作為他們事跡的一個部分,已經在媒體的話語再生産的作用下,被人為地改造過了,文明與蠻荒的邊界消失了。當越來越多的現代人感到文明之累,渴望回到原始蠻荒狀態之中的時候,當通俗的影視故事指導著山野鄉村的人們出賣荒涼與淳樸的時候,鄭彥英卻看到了它的虛妄。回到世俗社會中的信徒們,被視作各種各樣的異端,受到從家庭到社會的排斥,這是對這一則創世神話最徹底的拆解。
《光明日報》2002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