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俄羅斯出版部頒布了一個重組國家出版社的命令,這意味著由官方提供壟斷、政府負責養活的“國家”出版社,再也無法養尊處優了……
蘇聯解體後,私有化浪潮席捲全國,許多國營企業一夜之間就改變了性質。出版自由的政策出臺之後,各種各樣的私人出版社紛紛成立,真可謂忽如一夜春風來,千“社”萬“社”梨花開,據説,僅在莫斯科一地,如今就有近千傢俬人出版社。奇怪的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俄羅斯仍然存在著50家大型的國家出版社,它們似乎仍然沒有被徹底地斷奶。然而今天,它們的生存狀況畢竟也每況愈下了。最近,俄羅斯出版部頒布了一項重組國家出版社的命令,許多大名鼎鼎的出版社將從此告別往日的輝煌。
年平均出書量曾列世界第三位
俄羅斯最早的文獻是寫在白樺樹皮或羊皮上的,直到1564年,才由兩個名叫伊萬 費奧多羅夫和彼得 姆斯季斯拉韋茨的人用活字印刷術印出了第一本古斯拉伕文的書籍———《使徒福音》。但是,俄羅斯的書籍出版和印刷業後來卻發展很快,18世紀初,彼得堡就已經有了向公眾開放的圖書館,到19世紀末,俄羅斯已有近千家帶有出版社性質的印刷所。據統計,在20世紀的頭10年裏,俄羅斯的年平均出書量列世界第三位,僅次於德國和日本;到了七八十年代,蘇聯的一項官方統計稱,俄語圖書已佔世界每年圖書出版總量的1/4。設在莫斯科的俄羅斯國家圖書館現有藏書近4000萬冊,是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之一。
養尊處優、市場意識淡薄是國家出版社的弊病
在蘇聯圖書出版業的黃金時期,各類國家出版社扮演過極其重要的角色,然而時過境遷,如今它們卻落到了為生存而掙扎的境地。據報道,出版部此次做出重組決定,實乃無奈之舉,因為這50家出版社平均每家每年只出書四五種,出版社的工作人員養尊處優慣了,市場意識淡薄,很難與那些苦心鑽營的私人出版社競爭。筆者曾走訪過莫斯科的幾家新出版社,對那些新社的進取精神和工作效率印象深刻。一家名叫“瓦格裏烏斯”的出版社是由莫斯科新聞局出版社的三位編輯主動離職創辦的,出版社的名稱就是用他們三人姓氏的第一個音節拼成的,這家只有十幾個人七八條槍的小社,在市中心的繁華地段建起一幢兩層的俄式木屋,鬧中取靜,卻又在出版業的大蕭條中鬧出了大動靜,每年出書逾百種,該社推出的“俄羅斯當代小説叢書”連續出版俄羅斯當代最知名作家的新作,影響很大。還有一家名為“週日”的出版社,是原真理報出版社的延續,但它已失去了“國立”的身份,該社總編輯米留科夫在與筆者的交談中曾説,出版社的性質改變以後,給他們帶來的是便利而不是危害,一方面,他們在心目中仍視他們的出版社為“國家社”,這使他們在做出版工作的時候能保持一份責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斷了皇糧的他們只好自己去找飯吃,這反倒造就了他們的自立精神。“週日社”在普希金誕辰200週年前夕推出的19卷23冊的新版《普希金全集》就贏得了廣泛的讚譽,也得到了滿意的市場回報。可以想像,在“瓦格裏烏斯”和“週日”這樣的私人或半官方出版社的夾擊之下,純國營出版社的日子肯定不會太好過。
50家變成15家
依據俄羅斯出版部的重組方案,現有的50家國家社將被整合為15個,人員重新調配,所有的家産也都在“充公”之後再重新分配。也有人指出,出版部的這個大動作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想進行一次“合理的掠奪”,因為這數十家出版社大都地處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市中心,每個社都有數萬平米的辦公用房,僅對那些空出來的“寫字樓”進行拍賣或出租,就會給出版部帶來可觀的收入。對此,出版部似乎也並不諱言,在下發的文件中它就直截了當地説,那些房産過去“被使用得太不理智了”,今後應該得到“更合理的利用”。
“國家文學出版社”消亡
在俄羅斯諸多將被“取消”的名社中,“國家文學出版社”的隱退也許是最令人扼腕的。這家成立於1930年的大型出版社,一直是蘇聯最權威的文學出版機構,幾十年來,它出版過俄蘇文學中幾乎所有經典作家的全集或選集,它造就了一個又一個知名作家,一代又一代文學讀者都是伴隨著它的出版物而長大的。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它每年出書300余種,總印數高達6400萬冊。作為一個知名度最高、出版物最為暢銷的出版社,它在社會上享有盛譽,是人們心目中的文學聖殿。如今,它卻將被迫與另外兩家設在莫斯科的國家出版社合併,組成一家新社,那兩家出版社分別是“共和國出版社”和“俄羅斯書籍出版社”。與“文學社”不同,另兩家出版社已經經歷過一次改頭換面了:“共和國出版社”的前身就是蘇聯時期著名的“政治書籍出版社”(1918—1991),主要出版蘇共的文件和政治文獻,以及一些社科類的圖書,在其最興盛的時期,它的出書量比“文學社”還要多出一倍,1991年,“政治社”更名為“共和國出版社”;“俄羅斯書籍出版社”成立於1992年,是在前“蘇維埃俄羅斯出版社”(1957—1991)的基礎上建立的,主要出版文藝、科普、美術和少兒類的圖書。目前,在這三家出版社中,“文學社”似乎是老大,它也將在這次合併中扮演龍頭角色,但是“文學社”的品牌卻將令人遺憾地成為人們的懷舊對象,因為,新組建的出版社將被命名為“俄羅斯人文書籍出版社”。
俄羅斯“國家文學社”的消亡,或許會讓我們意識到這樣幾個問題:首先,在出版市場放開之後,最容易受到衝擊的可能就是文藝類的專業出版社,因為,文藝類圖書的專業性相對較弱,而其受眾卻又相對較多,新成立的私人、小型出版社自然會在這個領域尋找突破口,與傳統的專業出版社展開競爭。其次,隨著大眾傳媒的日益豐富和迅捷,文藝類書籍在人們精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在相對地降低,因此,單一的文藝類出版社將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從“文學”到“人文”,出現在俄羅斯國家出版社招牌上的這個文字變動,是一種象徵,也是一個啟示。最後,由官方提供壟斷、政府負責養活的“國家”出版社,一旦遭遇新的社會、經濟形勢,顯然就不能像從前那樣自如地運轉了,這次重組本身就證明了以往那套出版管理模式的失靈;然而,這次的重組又同樣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種似曾相識的政府行為,那麼,誰又能斷定它一定能使那些病入膏肓的老出版社立馬起死回生呢?(劉文飛)
《環球時報》 (2002年03月28日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