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後，私有化浪潮席捲全國，許多國營企業一夜之間就改變了性質。出版自由的政策出臺之後，各種各樣的私人出版社紛紛成立，真可謂忽如一夜春風來，千“社”萬“社”梨花開，據説，僅在莫斯科一地，如今就有近千傢俬人出版社。奇怪的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俄羅斯仍然存在著50家大型的國家出版社，它們似乎仍然沒有被徹底地斷奶。然而今天，它們的生存狀況畢竟也每況愈下了。最近，俄羅斯出版部頒布了一項重組國家出版社的命令，許多大名鼎鼎的出版社將從此告別往日的輝煌。

    年平均出書量曾列世界第三位

    俄羅斯最早的文獻是寫在白樺樹皮或羊皮上的，直到1564年，才由兩個名叫伊萬費奧多羅夫和彼得姆斯季斯拉韋茨的人用活字印刷術印出了第一本古斯拉伕文的書籍———《使徒福音》。但是，俄羅斯的書籍出版和印刷業後來卻發展很快，18世紀初，彼得堡就已經有了向公眾開放的圖書館，到19世紀末，俄羅斯已有近千家帶有出版社性質的印刷所。據統計，在20世紀的頭10年裏，俄羅斯的年平均出書量列世界第三位，僅次於德國和日本；到了七八十年代，蘇聯的一項官方統計稱，俄語圖書已佔世界每年圖書出版總量的1/4。設在莫斯科的俄羅斯國家圖書館現有藏書近4000萬冊，是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之一。

    養尊處優、市場意識淡薄是國家出版社的弊病

    在蘇聯圖書出版業的黃金時期，各類國家出版社扮演過極其重要的角色，然而時過境遷，如今它們卻落到了為生存而掙扎的境地。據報道，出版部此次做出重組決定，實乃無奈之舉，因為這50家出版社平均每家每年只出書四五種，出版社的工作人員養尊處優慣了，市場意識淡薄，很難與那些苦心鑽營的私人出版社競爭。筆者曾走訪過莫斯科的幾家新出版社，對那些新社的進取精神和工作效率印象深刻。一家名叫“瓦格裏烏斯”的出版社是由莫斯科新聞局出版社的三位編輯主動離職創辦的，出版社的名稱就是用他們三人姓氏的第一個音節拼成的，這家只有十幾個人七八條槍的小社，在市中心的繁華地段建起一幢兩層的俄式木屋，鬧中取靜，卻又在出版業的大蕭條中鬧出了大動靜，每年出書逾百種，該社推出的“俄羅斯當代小説叢書”連續出版俄羅斯當代最知名作家的新作，影響很大。還有一家名為“週日”的出版社，是原真理報出版社的延續，但它已失去了“國立”的身份，該社總編輯米留科夫在與筆者的交談中曾説，出版社的性質改變以後，給他們帶來的是便利而不是危害，一方面，他們在心目中仍視他們的出版社為“國家社”，這使他們在做出版工作的時候能保持一份責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斷了皇糧的他們只好自己去找飯吃，這反倒造就了他們的自立精神。“週日社”在普希金誕辰200週年前夕推出的19卷23冊的新版《普希金全集》就贏得了廣泛的讚譽，也得到了滿意的市場回報。可以想像，在“瓦格裏烏斯”和“週日”這樣的私人或半官方出版社的夾擊之下，純國營出版社的日子肯定不會太好過。

    50家變成15家

    依據俄羅斯出版部的重組方案，現有的50家國家社將被整合為15個，人員重新調配，所有的家産也都在“充公”之後再重新分配。也有人指出，出版部的這個大動作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想進行一次“合理的掠奪”，因為這數十家出版社大都地處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市中心，每個社都有數萬平米的辦公用房，僅對那些空出來的“寫字樓”進行拍賣或出租，就會給出版部帶來可觀的收入。對此，出版部似乎也並不諱言，在下發的文件中它就直截了當地説，那些房産過去“被使用得太不理智了”，今後應該得到“更合理的利用”。

    “國家文學出版社”消亡

    在俄羅斯諸多將被“取消”的名社中，“國家文學出版社”的隱退也許是最令人扼腕的。這家成立於1930年的大型出版社，一直是蘇聯最權威的文學出版機構，幾十年來，它出版過俄蘇文學中幾乎所有經典作家的全集或選集，它造就了一個又一個知名作家，一代又一代文學讀者都是伴隨著它的出版物而長大的。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它每年出書300余種，總印數高達6400萬冊。作為一個知名度最高、出版物最為暢銷的出版社，它在社會上享有盛譽，是人們心目中的文學聖殿。如今，它卻將被迫與另外兩家設在莫斯科的國家出版社合併，組成一家新社，那兩家出版社分別是“共和國出版社”和“俄羅斯書籍出版社”。與“文學社”不同，另兩家出版社已經經歷過一次改頭換面了：“共和國出版社”的前身就是蘇聯時期著名的“政治書籍出版社”（1918—1991），主要出版蘇共的文件和政治文獻，以及一些社科類的圖書，在其最興盛的時期，它的出書量比“文學社”還要多出一倍，1991年，“政治社”更名為“共和國出版社”；“俄羅斯書籍出版社”成立於1992年，是在前“蘇維埃俄羅斯出版社”（1957—1991）的基礎上建立的，主要出版文藝、科普、美術和少兒類的圖書。目前，在這三家出版社中，“文學社”似乎是老大，它也將在這次合併中扮演龍頭角色，但是“文學社”的品牌卻將令人遺憾地成為人們的懷舊對象，因為，新組建的出版社將被命名為“俄羅斯人文書籍出版社”。

    俄羅斯“國家文學社”的消亡，或許會讓我們意識到這樣幾個問題：首先，在出版市場放開之後，最容易受到衝擊的可能就是文藝類的專業出版社，因為，文藝類圖書的專業性相對較弱，而其受眾卻又相對較多，新成立的私人、小型出版社自然會在這個領域尋找突破口，與傳統的專業出版社展開競爭。其次，隨著大眾傳媒的日益豐富和迅捷，文藝類書籍在人們精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在相對地降低，因此，單一的文藝類出版社將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從“文學”到“人文”，出現在俄羅斯國家出版社招牌上的這個文字變動，是一種象徵，也是一個啟示。最後，由官方提供壟斷、政府負責養活的“國家”出版社，一旦遭遇新的社會、經濟形勢，顯然就不能像從前那樣自如地運轉了，這次重組本身就證明了以往那套出版管理模式的失靈；然而，這次的重組又同樣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種似曾相識的政府行為，那麼，誰又能斷定它一定能使那些病入膏肓的老出版社立馬起死回生呢？(劉文飛)

     《環球時報》 (2002年03月28日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