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個月之後，她報告了自己的第一個發現：在貢貝叢林中生活的黑猩猩，像人類一樣可以使用工具。很快，她收到了上司“著名的回電”：“啊！我們現在必須重新給人下定義，重新給工具下定義了，否則我們就承認黑猩猩是人！”——生物學界由此認識了這位僅有高中學歷的姑娘，更進一步，甚至贈送給她，簡古多爾(Jane Goodall)“行為科學中的愛因斯坦”的美譽。

    1971年，她出版了記述叢林科研生活的《黑猩猩在召喚》一書，它在80年代初被譯介到中國內地，讓許多中國讀者記住了她和她的動物朋友的名字：灰鬍子戴維、弗洛一家……簡古多爾一反學術慣例，異乎尋常地給研究對象們都起了名字，這意味著她從來都承認，它們是可溝通、可分享的朋友，而非僅被觀察記錄的“他者”。在新著《希望的理由》中，她回憶了許多叢林奇妙時刻中的場景：

    “……和‘戴維’坐在那裏的時候，我看見從油椰樹上掉在地上的一隻熟透了的紅果子。我把它放在手心上遞給他。他看了看我，然後伸手把果子拿過去。他把它扔在地上，可是卻輕輕地握了握我的手。……時至今日，我仍然記得他的手指輕輕握住我手時候的情景。我們以一種比文字更加古老的語言進行了交流。這是我們與我們的史前祖先所共有的語言，是溝通我們兩個世界的語言。”

    回憶貢貝歲月，簡古多爾説：“我沒有多少時間來刻意思考生活的含義，可是我每一天都在感受生活的含義。”與這另外一個平行於人類生活的世界的忘我相融，使她得以汲取“森林中存在的並非虛幻的精神力量”，其指向是：破除自大驕矜，懷著謙卑、內省而樂觀的心，重新理解人類的生存處境和進化前途。從70年代起，她從動物行為研究走向社會活動，成為一個忙碌的動物保護主義者和環境保護教育家，更進一步，她開始思考人類社會的道德建設問題，即探索人類能否最終擺脫暴力、貪婪和自私，而學會敬畏、節儉和仁慈。這個殺戮不斷、環境惡化、資源浪費、貧富不均的社會“通向更有道德的未來”的“希望的理由”何在？簡古多爾列舉了四條：人類的大腦、大自然的復原力、全世界年輕人身上所具備或者能喚起的精力和熱情、不可戰勝的人類的精神。從長崎一株從原子彈爆炸中余生的樹上，她採擷過一片春天的新葉，表達她對自然生命力的篤信。而對人類，她的信心在於：第一，“人類有行善的潛力”，第二，“孩子們能有所作為”。

    於是，簡古多爾把大量時間投入到一個面向全世界年輕人的環保組織之中，其名為“根與芽”。她説：“這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名字：根深深扎進土壤，向各處延伸，形成一個堅實的基礎；芽看起來幼小稚嫩，但是為了獲得陽光，它能穿破厚厚的磚墻。”也正是為推廣這個組織，她已經兩次來到中國，關於這個國家，她寫道：“數年前，中國的媒體否認有環境問題，可是1998年的特大洪水使它大為震動，現在已經非常關注這個問題。”

    在《希望的理由》這本思想自傳中，簡古多爾説，曾經在叢林裏、在教堂音樂裏聽到了“上帝的聲音”。然而，可以確信的是，簡古多爾絕非一個説教者，她的意志和品德經受過長時期孤獨生活的磨練，對內心呼喚的聽從賦予了她理想主義的激情，從《黑猩猩在召喚》到《希望的理由》，她始終是自然之女、表裏如一的思考者和實踐者。

    “在缺少英雄的時代中的一位女英雄”，考慮到現世的普遍委瑣，簡古多爾同時體會到光榮和道德責任。人們不止一次地問她：“你怎麼能顯得那麼平靜？”而她的回答是：“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呂頻）

    《希望的理由》/簡古多爾、菲利普伯曼著/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版

    《中國婦女報》2002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