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蔣文説：“頃讀寧楷《修潔堂集略》，見若干與吳敬梓有關的詩文未收入李漢秋編《儒林外史研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也未見陳美林《吳敬梓評傳》等研究專著徵引，似乎不為學界所知。”

    李漢秋先生的《儒林外史研究資料》作為“資料集”未曾提到《修潔堂集略》，也許是他當年編輯資料集時未曾看到寧楷的這部著作。但陳美林先生的《吳敬梓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則曾專門提及《修潔堂集略》。陳先生説：“寧楷字端文，一字櫟山，江寧人。幼年孤苦無告，曾于市中賣卜，而得知于縣令張嘉綸，方始專心於治學，著有《修潔堂集》。”（《吳敬梓評傳》419頁）另《吳敬梓評傳》“人名索引”在其“歷史人物”部分專門開列過“寧楷”及其在《吳敬梓評傳》中出現的頁碼。（《吳敬梓評傳》551頁）可見陳先生對《修潔堂集略》還是有“所知”的。當然，蔣寅先生是説“與吳敬梓有關的詩文……未見陳美林《吳敬梓評傳》等研究專著徵引”，但陳先生的《吳敬梓評傳》不是“資料集”，而是一部學術著作。就常識而言，撰寫有關吳敬梓研究的學術著作，並不一定要把所有與吳敬梓相關的材料毫無取捨地遍加徵引。而蔣先生由“未見徵引”便得出“似乎不為學界所知”的結論顯然有點倉促。

    第二，寧楷《修潔堂集略》中有關於吳敬梓的一首詩，該詩云：

    空羨揚州好墓田，斷魂寂歷返江天。煙花不待愁三月，雲笈何嘗補七籤（贈君方欲注《雲笈七籤》未果）。

    蔣文根據這首詩得出結論：“吳敬梓晚年確實對道家典籍發生興趣，並不像陳美林先生説的‘直到晚年傳主對釋道並無好感。……舊時代的文人，在自己的理想不能實現時，談釋道就成為一種時髦的避世話題：其中有的真心皈依釋道，也有借談釋説道表達冷寂的心緒。並非真的是學佛修仙。傳主顯然屬於後者’（《吳敬梓評傳》第366，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從第一首詩自注看，吳敬梓暮年曾有注《雲笈七籤》的計劃，終未實現。《雲笈七籤》是道教最重要的典籍之一，涉及道教各方面內容，注此書無疑是需要有充分的知識準備的。吳敬梓能注《雲笈七籤》，説明他對道教的確有過潛心研究，而這種研究可以想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某種觀念的認同的。”這種推論也有邏輯上的錯誤。因為吳敬梓晚年“欲注《雲笈七籤》”，“對道家典籍發生興趣”並不意味著他便信仰道家思想，不意味著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某種觀念的認同的”。“註釋”是一種研究行為，無論怎樣“潛心”、怎樣“需要有充分的知識準備”，都還是為了“研究”本身，而非為了“信奉”。否則便不是學者，而是教徒了。我們認為，再積極的研究行為都無以證明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信奉。中國歷史中有許多“佞悻列傳”，這些列傳也是在史家廣泛蒐集材料、潛心研究的基礎上撰寫的，但我們還無法根據這個事實推導出史家們在觀念上對佞悻們的認同。另外，吳敬梓晚年對道家典籍的興趣與他對道家的興趣是兩碼事。蔣寅先生在文中以“道家典籍”替代“道家”，犯了邏輯上“偷換概念”的錯誤。況且，即使是對道家本身感興趣，也不能把“興趣”作為“信仰”的充分原因。我們知道，許多道教的著作都不一定是認同道教觀念的作者撰寫的。任繼愈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宗教研究專家，他主編過《中國佛教史》、《中國道教史》，也許他對佛教、道教都有興趣，但我們不能據此而認為任先生既信奉佛教，又信奉道教，或者説是“基於某種觀念的認同”才主編這兩部著作。相反，任先生是一位典型的唯物主義者。所以，我們還無法依據吳敬梓曾“欲注《雲笈七籤》”，便草率“想見”他對道家思想觀念的“認同”。至於吳敬梓是否信奉道家思想，我們在此不必重復論證，只要認真讀一讀吳敬梓的著作，認真看一看陳美林先生的《吳敬梓和釋道異端》一文（見《文史哲》1981年5期）即可明瞭。

    中國網 2002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