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過得真快，鐘書先生謝世不覺已近兩年了。我曾經幾次想動筆寫一點懷念先生的東西，但一直寫不了，因為楊絳先生曾經對我講過希望給錢老一些安靜的時間。可前幾天在夢中又見到鐘書先生，依然那麼慈祥那麼幽默。我想有必要把我知道的先生的一些事情介紹給大家，同時也是對先生的懷念。
楊絳先生在她的《記錢鐘書與〈圍城〉》一文中寫道：“我認為《管錐編》、《談藝錄》的作者是個好學深思的鐘書，《槐聚詩存》的作者是個‘憂世傷生’的鐘書，《圍城》的作者呢，就是個‘癡氣’旺盛的鐘書……我覺得《圍城》裏的人物和情節，都憑他的那股子癡氣，呵成了真人實事。可他畢竟不是個不知世事的癡人，也畢竟不是對社會現象漠不關心，所以小説裏各個細節雖然令人捧腹大笑，全書的氣氛，正如小説結尾所説：‘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傷感，深于一切語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腸蕩氣。”
楊先生的文字不但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圍城》一書的意義，而且使我更好地知道錢鐘書先生的性格和為人，因為我們更多地看到的是那個《管錐編》和《談藝錄》的好學深思的鐘書先生。但是舉凡和鐘書先生接觸過的，無不為他的為人所感動。鐘書先生一不好名，二不好利，一心筆耕，才能創作出《管錐編》這部被人稱之為20世紀中國奇書的煌煌巨著。
癡氣 童心
1979年到1984年一段時間內，是錢鐘書和楊絳先生的最好的時間。鐘書先生正在改訂他的《管錐編》第四卷和準備第五卷，楊絳先生已經寫好了她的著名的《幹校六記》，同時正在繼續翻譯塞萬提斯的《堂 吉訶德》。也正在這時，我和同在北京師範學院分院英語系讀書的張偉同學關係甚好，當時學校離錢先生的住處不遠而且學習對我們來講並不很吃力，我們倆人時常在下課後到錢鐘書楊絳家中，因而也時常受到他們的幫助和教誨。由於我們是“文化大革命”後的所謂的第一批大學生，而且大都是所謂的老三屆的學生，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經歷和對人生的看法。我和張偉女士在一些問題上有不同的認識，時常請教鐘書先生特別是楊絳先生。他們時常是笑著聽我們講，然後提出自己的意見。有些時候話不多，但很有分量。比如説當時我們學的是英語，可是沒有好的教材，老師的教學方法也較陳舊。我和張偉曾向錢鐘書先生請教如何學習外語，錢先生當時並沒給我們講太多，反而告訴我們學外語最要緊的是中文，特別是古文的基礎。鐘書先生特別鼓勵我們讀一讀古典文學，他送給我們倆人各一部剛剛出版不久的他的作品《宋詩選注》，並在上面署名。這部書當時我讀了3遍，也曾問過錢老一些問題，每次他都很認真地回答。
八十年代初期是思想較為活躍的時期，當時一些年輕的學者們———大多是一些文科的研究生們開始介紹了西方文學藝術理論，在北京的一些大學裏時常有一些討論會。我由於好奇和好學時常同一些同儕好友爭論。記得在那個時候我曾經給鐘書先生寫了一封長信，請教有關西方一些文學理論的問題。不久得到了他老人家的回信———一般情況是他總是在楊絳先生的信中附上一些話，這封信他寫得很長，特別囑咐我要好好靜下心，一步一步前進。在文學批評上，錢鐘書先生囑咐我多讀讀文學名著和作家自己寫的評論，因為“任何批評方法和理論全不能代替活生生的文學藝術作品。”十幾年過去了，現在我才逐漸地認識到錢老話中的真諦。
在和錢、楊二老接觸中，我們逐漸地了解到他們兩位老人家是熱愛生活的，很有童心和個性的學者。我們時常看到他們兩位老人家大笑，有時楊絳先生把自己剛剛翻譯成的《堂 吉訶德》一段文字，念給錢先生聽，錢先生一面哈哈大笑，一面對我們解釋。我和張偉女士也不時把社會上流傳的一些笑話告訴他們，有時錢老作出有趣的評價。也時常在這樣的時候，我們能見到那個寫《圍城》時的“癡氣”旺盛的鐘書先生。其實楊絳先生也是位“癡氣”很旺盛的人，楊絳先生的文字十分感人，她的小書沒有寫“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大事件，文字似乎很平淡，但一旦讀起來可以講字字帶著血淚。我看到不少人特別是一些知識分子們，一面讀一面掉淚。
錢鐘書和楊絳先生是有著錚錚鐵骨的血性的學者，是傑出的知識分子的代表，且不説錢先生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從不像有些人物以出賣過自己的人格來換取短暫的平安甚至能求得官祿；就是在很多時候名利上他門，錢先生也不屑一顧。當時各種各樣的會議和協會很多，時常來敲錢先生的門，但他們很少參加，因此有人批評他們孤傲。但他們倆人從來不是孤傲的學者，他們實在是厭惡這種世俗風氣。錢鐘書先生的“癡氣”還表現在他的不羨虛名，不理那些鼎鼎大名的中外學者們。正如楊絳先生所指出：“自從1980年《圍城》在國內重印以後，我經常看到鐘書對來信和登門的讀者表示歉意；或是誠誠懇懇地奉勸別研究什麼《圍城》；或客客氣氣地推説‘無可奉告’；或者竟是既欠禮貌又不講情理的拒絕。一次我聽他在電話裏對一位求見的英國女士説：‘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我直擔心他衝撞人。”（見楊絳著《錢鐘書與圍城》）
冷與熱
錢老對一些“名人”不理不睬，可是對一些默默無聞的年輕後生卻很關心。記得有這麼個事情，一次南方———記不清是福建或浙江了———一個青年給錢老寫了一封長信，對《管錐編》第一卷中的一個詞條的分析提出不一樣的見解，錢老不但仔細地讀了來信而且回了一封很客氣的書信，並給他寄去了剛剛出版的第三卷。
鐘書先生對後生之輩的關懷和扶植是認識他的人所共知的，目前在美國的一些學者不少受到過鐘書先生和楊絳先生的指導或幫助，包括經濟和生活上的支援。我自己就可以站出來講，沒有錢鐘書和楊絳先生的養育和指教就不會有我一家的今天。1982年我們正好從大學畢業，當時我同時考兩個研究生，特別是考上了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研究生並且是第一屆的電影藝術的研究生。然而考上之後面臨著經濟上的困難，由於我來自街道工廠，每月只有30幾元的薪金，而考上研究生後首先接到的是原單位不再在經濟上資助的通知。我已經結婚而且女兒也3歲多了，甚至連我的一些親朋也勸我不要再上什麼研究生了，因為比起街道工廠我已經好多了。這時錢鐘書和楊絳先生知道了我的困難，打電話讓我到家中。楊老很親切地問我的家裏的意見，然後又問了我自己的打算。她從書桌上拿出一個信封，對我講：“這裡是800元，我們每月補助你50元供你上研究生，記住是供全家的。”楊老説得很認真，錢老則笑笑説，“考上了不容易，不上豈不太可惜。”我當時感動得痛哭，錢老安慰我説錢是身外之物，放著也沒用。後來我知道這800元是他們剛得到的一筆稿費，結果全給我用了，當時這筆錢不是一個小數，我正是有了這筆資助才能踏踏實實地讀完研究生，成為第一批電影藝術專業的碩士。
錢鐘書的熱腸也表現在他對朋友的友誼上。錢鐘書和楊絳先生非常重視友誼，這種感情也表現在對下一代的關心和照顧上。張偉女士的父母是錢、楊先生的老友，因此他們對張偉很關心，包括在一些生活問題上。記得當時傅雷先生已經被平反，他的兒子著名鋼琴家傅聰先生也開始回國演出。錢先生不但送我和張偉女士《傅雷家書》一書，而且把傅聰先生送來的票轉送給我們，讓我們好好聽聽傅聰的鋼琴，從而能更好地理解傅雷先生。
然而錢先生對自己的女兒要求很嚴。錢先生的女兒錢瑗老師是很有才華的學者，當時她是中國第一批公派留學英國的研究生。錢瑗學的是比較枯燥的語言學，但她很用功，成為“文化大革命”後的第一批語言學專家，我曾經讀過她的一篇用英語寫的論文，寫得非常好，評論界也認為是很好的論文。錢瑗永遠是那麼沉靜，她有時聽我們的講話，但很少插口。錢先生對瑗瑗是很關懷的，從楊絳先生寫的一些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來這種關懷和熱愛。所以我説錢鐘書先生是個感情非常豐富的學者，而不是像有人所講的那樣“道貌岸然”的學究。
錢鐘書先生的古道熱腸還表現在他對同儕好友的敬重和愛護。我看到聽到很多次錢先生對一些前輩和同行的稱讚。如對俞平伯先生、葉聖陶先生、沈從文先生、傅雷先生等，鐘書先生都十分敬重，談起來十分動情。對他的好友如周振甫先生、鄭朝宗先生等等，則很尊敬傾聽他們的意見。就是對那些曾幫助他借書的年輕一輩的同事如董衡巽、薛鴻時、欒貴明、馬蓉等，錢先生總是很感謝他們的幫助。我很少聽見錢先生批評什麼人，但從我和他的接觸和交談中，我知道錢鐘書先生痛恨兩種文人，即“文閥”和“文痞”。“文閥”者，以文求官，以官仗勢，以勢壓眾。“文痞”者，流氓成性，吹牛拍馬，更無文德。對於這兩種人，錢先生極為藐視，嗤之以鼻，也因此得罪了不少這些傢夥們。對於海外的學者和專家們特別是華人學者，錢先生總是很欽佩地稱讚他們的努力和奮鬥精神。前不久我讀一篇寫錢鐘書和夏之清先生友誼的文章。這裡我想補充幾句。我知道錢先生對夏之清先生是十分敬重的。錢先生當時從美國回來時，我去家中看望，他特別介紹了到哥倫比亞大學講學的情況，並談到了夏先生的熱情接待。他很幽默地談到夏先生的那篇“祭文”，説很少有人能活著讀到對自己的“祭文”。錢先生在自己的著作出版後總不忘寄書給以上的好友。
學者的認真
錢鐘書先生做學問的認真是眾人皆知的，周振甫先生在他的很多文章中稱讚鐘書先生做學問的踏實和認真。周先生引用鐘書先生的《談藝錄》中的一例來説明鐘書先生的認真，即對蘇軾的“春江水暖鴨先知”的批評。振甫先生稱讚鐘書先生説：“錢先生的談詩是實事求是的。他看了袁枚的話並不罷手，還要把毛奇齡的話來看；看了毛奇齡的話，還要找蘇軾和唐人的原詩來看；還要參考王運的意見。這種研究方法是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的。”（見周振甫著《解詩二例》）。
筆者有幸見到錢鐘書先生編著《管錐編》第四卷，錢先生的書案上堆滿書，有中有外，同時他還裁了很多紙條，上面寫著小注。錢先生看書很快，在一些書的空白中有時也寫一些注解。記得他曾送給我一本英語字典。有趣的是，錢先生在這本英語字典中的邊沿和夾縫的空白之處寫了不少注解，有對一些詞條的批註，也有一些比較分析。我常常想若有人把錢先生的這些小的東西蒐集起來，足可以編部好書。
鐘書先生的認真還表現在一些小事情上，如他的著作出版後他總是從頭到尾讀一兩遍，改正一些錯誤。如他送我的一些書中從來都是改後給我的，如他的《七綴集》中的第一篇《中國詩與中國畫》最後注中，有一句：“理由是湊數的東西，最肯與人方便，一找就到。”(原文)錢先生將“湊數”兩字改為“湊趣”，還給我講了兩個字的區別。這也是一種“癡氣”，也許在某些人眼中錢先生太認真了。
前年夏天筆者回國探親，曾到錢老家中探望，當時錢老因病重住院治療，我見到錢瑗和楊老，她們都囑咐我繼續努力，並很關心我和我家的情況。看到錢老一家依然住在三里河南沙溝那座公寓中———儘管八十年代時曾是很不錯的條件———以現在中國國內的標準，只能算是中上水準。錢老家中除了書多了不少，唯一添置的是一台彩色電視。我也去過一些“文商”家中，同這些人相比，錢老的家實在是貧寒了一些。記得楊絳先生給我的第一本書是她的《春泥集》，她曾對我和張偉學友講過她為什麼把這個集子定名為“春泥”。現在鐘書先生走了，但他們的“春泥精神”會永遠影響到眾多的受過先生教導和恩惠的諸生們！
（寫于美國北卡州綠堡市）
《人民日報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