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年頭年尾的事,北京女作家萬方成了新聞人物。
《空鏡子》得算一個。沒有事前大肆炒作,也沒硬往央視頻道裏擠,這部電視連續劇卻在不聲不響中成了各地報紙影視版的主要話題。
楊亞洲的導演,劉冰、陶虹等人的演出,以及好的編劇。編劇是萬方,改編自她的同名小説。
接下來是《日出》。儘管這部22集的電視劇才剛剛拍竣,甚至還沒有剪輯,但因為改編自曹禺原著,又是導演謝飛的首次電視之作,同樣引起了媒體的關注。編劇又是萬方。
有個細節少有人知:萬方還是曹禺的女兒,曹禺後半生歲月的見證人,她也親歷了許多難以忘懷的事。
今年是北京人藝建院50週年,6部人藝經典劇目的重新上演正在緊張籌劃中,《雷雨》是其中之一。作為中國現代最優秀的劇作家,人藝演藝學派的創建人之一,曹禺及其劇作,是文學史上一段不可磨滅的記憶。
春節前夕,在北京冬日一個暖洋洋的午後,本報記者來到亞運村附近萬方的家中。客廳的墻上裱著幅字:曹操的《觀滄海》,是曹禺的手書,字體飄逸,落款處是:“晨起為愛女小方子寫這首詩,我們父女倆都很喜歡。”
《空鏡子》:潘志明不能死
南方週末(以下簡稱南):“空鏡子”這個名字,是想表達什麼意思?
萬方(以下簡稱萬):寫《空鏡子》,最初的原因就是一個朋友跟我説了件事:一個男人喪偶後再婚,結果第二個妻子又去世了。我突然有了一種感覺:就是生活的不可知,但生活之流下面又有某種固定的軌跡。我自己過了這麼多年,有悲傷,也有歡樂,經常有糊裏糊塗的混沌感,這和空鏡子的感覺是吻合的。小説裏的開頭,是女孩要去約會了,照鏡子,鏡子就有這種虛虛實實又空又滿的感覺,我覺得和小説很貼切。
南:我記得當時看完您的小説,心裏是一種灰灰的感覺:人這一輩子就這麼過去了。但是電視的結局卻不一樣了:“孫燕”終於找到了幸福。
萬:是我改的,因為電視劇是給老百姓看的,所以投資方説了:“潘志明”絕不能死。我也能理解,讓老百姓看完了怪難受的,對生活絕望了,這肯定不行。不過我覺得這也並不矛盾,事物總有它明和暗的地方,小説中寫了它灰暗的一面,電視劇寫了它明亮的一面。明和暗應該説都是生活的真實狀態。
南:有的作家不太願意改編自己的作品,比如池莉,您為什麼還願意來二度創作?
萬:我還是願意寫小説,但是寫電視劇它有經濟效益呀。人總會受誘惑,我也受到這種誘惑,很難免俗,所以我確實很佩服王安憶,她真是一門心思寫小説。但是寫電視劇也不是完全沒好處,電視劇裏有大量的對話,你得注意每個角色都只能用他自己的語言説話,等我寫完電視劇再寫小説,我覺得有鍛鍊,起碼人物的對話不會有問題了。
南:小説和電視劇是兩種不同文本,它們有不同的規律,對創作者的要求也不同,您是怎麼處理的?
萬:有一種説法:小説分兩類,一種是表述,一種是陳述,有人説我的小説是陳述類,我覺得有一定道理。我之所以能寫電視劇,是因為我的寫作比較客觀,那種比較主觀的敘述和電視劇是有隔閡的。另外,我受我父親的現實主義風格影響比較大,這樣就我的創作而言,小説、影視劇都有一致的地方。
南:有沒有想過《空鏡子》會這麼受歡迎?
萬:我沒想到。
南:現在電視裏頭大多是“反腐倡廉戲”和“清宮歷史劇”,您這出寫平民生活的戲,跟那些是完全不同的路數。
萬:我想電視劇有不同的功能,娛樂、造夢功能是一個:平時生活很乏味,看看電視,給你提供生活中沒有的;要麼是“反腐倡廉”,你心裏鬱悶,它幫你出氣。但有一種功能被忽略了:就是觀眾希望能有一種共鳴,能跟劇中人取得情感上的溝通。平時大家總在拼命,在跑,在忙著賺錢,《空鏡
子》可能就是讓你站住、坐下來,想一想你周圍有什麼和過去不一樣了。
曹禺不在乎別人怎麼改
南:您是電視劇《日出》的編劇,電視劇和原著有哪些不一樣?
萬:電視劇和原著肯定不一樣:它們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藝術形式。我對於改編只有一個原則:忠於原著。我有一個比較傳統的認識,既然是改編名著,就不要走樣:人物的性格和命運不能改變。至於之前之後人物都幹了什麼,這倒是可以自由發揮的地方。
南:你在電視劇《日出》中添加了一些人物,是根據什麼來做的?
萬:反覆看劇本,在裏面你可以找出許多蛛絲馬跡。比如我加了一個關老太,一個太監的遺孀,就是我看到《日出》裏面提到:陳白露老夢想能遇到人給她一筆錢,從而改變她受人擺布的命運。實際上好多人物都是根據劇本中的提示添加進來的。
南:20世紀80年代前期,《日出》曾由曹禺和您改編成電影,方舒和王詩槐主演的,現在又由您改編成電視劇,您一定有許多不一般的感受?
萬:改編成電影,那還是“文革”過去不久的事情,政治的色彩還很重,特別是我父親,歷次政治運動給他的折磨和扭曲,烙印非常非常深。在改編電影《日出》時,這種烙印並沒有完全消磨掉。現在再來改這個劇本就要好多了,能夠放手寫這些活靈活現的人,既寫他們的醜惡,又寫他們的可愛,寫出他們複雜的面目,而不應該把人物簡單化,面具化。
南:對名著的改編,其實非常能反映當時的時代氣氛以及政治和文藝的關係。對於《日出》的改編,有的是把“方達生”改成了一個共産黨員,還讓陳白露沒有自殺,而是活了下來。
萬:確實是。記得在改編成電影時,在接近結尾處,我爸説能不能用一個主觀的鏡頭,表現李石清的幻覺:大樓要塌了,“大廈將傾”,腐朽的時代要崩潰了。我想這個例子恰恰説明瞭他受政治思維的影響很大。從建國開始,他就一直是被改造的對象,“你這人是要被改造的”,這句話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腦海裏。他還怎麼能寫得出東西?
南:這些年國內對曹禺話劇的改編很多,除了它本身是經典之外,有沒有什麼現實因素?
萬:應該是有,尤其是《日出》這齣戲。前年北京人藝排演話劇《日出》,戲還是原來的戲,但衣服都是現代服裝,劇中人拿著筆記型電腦,開場就跳勁舞,只是第三幕才回到過去,但觀眾的反應很強烈,我突然覺得這齣戲和現代沒有隔閡。
南:曹禺先生怎麼看對他作品的改編?
萬:前幾年,青藝有個導演改編《雷雨》,想把魯大海這個人物去掉,跟我爸爸商量,我爸爸説“你完全可以按你的想法改”。這説明他對人家改編他的東西,不是很在意。
南:我想,其實他很自信:我的作品不管怎麼改編,作為一個獨立的文本,它會存在下去。
萬:對,雖然他從來沒有這麼表達過,但我能感覺到他是這麼想的,他很有把握,心裏沉得住氣。
南:前幾年有人改編《原野》,整個舞臺放滿了電視機,做了一些後現代的探索。
萬:要我説那不是《原野》了,他的改編,完全拋開原劇本,《原野》只成了一個符號(當然並不是不能這麼做),但這種改編的意義有沒有?有多大?我有疑問。我爸爸已不在了,要是他看了,也許會一笑置之吧。
“我那股勁出不來了”
南:在整個華人世界裏,曹禺作品被改編的很多,台灣、香港、澳門都有人做過。曹禺先生對此有沒有一個比較清晰、理性的想法?
萬:我爸這人其實最不理性了。有時他看一些有關他的評論文章,看得津津有味,説:“哎呀,我還這麼高明呀。”應該説他對改編比較寬容,他不放在心上,我體會這是他自信的表現。
南:但有一段時間他動搖了,在“文革”中,他對自己作品的價值也産生了懷疑。
萬:是的,“文革”就不説了,連自己的存在都是痛苦的,更不要談作品了。
南:那時候他被分派去人藝看大門,國外有報紙説:“中國的莎士比亞在當看門人。”
萬:是這樣,不過他的情形還不是最糟糕的,起碼他沒有進過監牢。這種不自信“文革”後還存在,他住院期間遇上話劇《雷雨》上演,我去看了,回來他問我:“你覺得還行嗎?真有那麼好嗎?”
南:曹禺先生對自己的8部戲劇作品有什麼評價?
萬:最喜歡《北京人》,這個他説過,因為《北京人》裏面的幾個男人身上,都有他自己的影子:曾皓、江泰、文清、曾霆,而愫方身上有我母親的影子。《雷雨》之所以沒有排在最前面,可能是因為結構的東西更多一些,《北京人》就有點自由王國的狀態,他覺得自由的狀態最好。
南:有沒有不喜歡的作品?
萬:我不知道,他確實沒有跟我談過,從他喜歡《北京人》推想,我覺得《明朗的天》肯定是他不喜歡的:初衷就很糟糕,就是寫知識分子要被改造。
南:您自己也是作家,今天您怎麼看待他的作品?
萬:我覺得他真是個天才,過去沒這麼想過,等我自己寫作了,我才開始明白過來,他23歲就寫出了《雷雨》,而我20歲的時候什麼都不懂,直到40歲了,寫出來的東西才算得上可以看。
南:作為一個時代最優秀的劇作家,除了《王昭君》,應該説曹禺先生建國後再也沒有寫出過好作品,這很令人惋惜。
萬:時代的悲劇!很遺憾。
南:一個作家寫不出東西了,他痛苦嗎?
萬:他很痛苦,非常痛苦。他經常在家走啊走啊,東翻翻西翻翻,我能感覺到他的無奈,我有時想安慰他,他説:“我不行了,我那股勁出不來了。”關於他晚年的這些經歷,我寫過一篇文章《靈魂的石頭》,我想等以後條件允許了,我會放開了往深裏寫。
南:他有沒有什麼想寫的東西卻沒有寫下來?
萬:有啊。他有無數的想法,他記了好多個小本子,那些小本子還留著,寫了好多開頭,比如他寫了個獨幕劇,叫《外面下著雨》,講一對老夫少妻,零零散散的,很多對話;還想寫孫悟空;最想付諸行動的是《橋》,從解放前就開始寫,但只寫了一幕,就放下了。
南:他大量的時間被什麼佔用了?
萬:小的時候我不大知道,那時候有各種運動。“文革”之後,各種活動都要他參加,我經常看著他回來後筋疲力盡,他也知道這勞累的一天毫無意義。
南:一個優秀的藝術家,必然會對他身處的時代承擔起某種責任,言論也好,行動也好,總會有所體現,在這方面曹禺先生恐怕會遇到一些批評意見。作為他女兒,您怎麼看?
萬: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明白:除了老舍那樣,只要是從那個時代活下來的,沒有人能夠説“不”。我自己還覺得,人不可能要求那麼多,既是藝術家,又是戰士。作為劇作家,寫出好劇本,你就是稱職的,你對時代的看法,在劇本裏表現了。另外,這也跟人的氣質性格有關係,有的人性格就是很強硬的,他會有激烈的表現,我父親從來不是一個膽大的人,他很敏感,很容易自我懷疑、自我否定,但我覺得他非常真實。
南:有一個細節,恐怕是研究者們不太理解的地方:曹禺1947年從美國訪問回來後,曾經批評美國。
萬:這可能跟我父親那一代人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有關。抗戰勝利後,美國仍然在中國駐軍,另外還有當時美國人的自大,他可能都感覺到了。他們那一代人在涉及到中外關係的問題上,都有這種民族主義立場。有一回“中戲”校慶,我父親上臺説了一個小時,至少有40分鐘是痛罵日本人,揭
露日本對中國的野心。
我沒批判過我父親
南:您還記得第一次看戲的印象嗎?
萬:記得、記得。
南:是什麼戲?
萬:《雷雨》呀!我記得北京人藝那個劇場非常好,紅色的大幕,有點朦朧的燈光,然後鐘一響,燈慢慢暗下來,這印象從小就在我心裏。《雷雨》第三幕有一個打雷,那時候太小了,閃電霹靂的,把我嚇哭了。
南:《日出》您跟曹禺先生一起看過嗎?
萬:看過,那是“文革”以後了,我記得是謝芳扮演陳白露,不錯,能夠演出不符號化的感覺,我看過許多別的《日出》,根本看不出是那個年代的風塵女子,但謝芳演出來了。
南:我們都知道,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不願意自己的兒女再從事文字工作,而您卻又走上了這條道路。
萬:我父親總希望我們搞自然科學,當醫生,這是他的心願。但他也不反對我們的選擇。我幹了這個之後,他也沒覺得我能成,他給我寫了好多信,逼著我寫,説我“太貪玩了”,要學傑克 倫敦,“要寫,要改,退了稿要再寫”。
南:有這樣一個大劇作家父親,對您來説是負擔還是財富?
萬:現在想起來,儘管也因此吃了好多苦,但我還是覺得很幸福。為什麼能寫出《空鏡子》這樣貼近平民的作品?我覺得是因為看到了我父親,他的痛苦、歡樂,那種最複雜的人類情感,有了這種感受,別的情感你就能體會了。
南:你父親給你的生活帶來過不好嗎?
萬:肯定有不好,雖然現在看來對寫作有幫助。你想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在學校裏不能進教室,被紅衛兵拎來拎去,那是什麼感覺?但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我的父親,批判他是壞人,一絲一毫都沒有,這很奇怪,我真是這樣。
南:這種兒女和父母的對立,很多人都經歷過,陳凱歌在《少年凱歌》中寫他打了父親一巴掌;老鬼也寫了和母親楊沫的衝突。
萬:他們可能更激烈一點,對運動啊,革命啊,熱情更高,我大概不是這種人。
南:那段生活對您今天還有沒有影響?
萬:表面上看,你很難説有什麼傷痕,但你的思維方式,你對世界的看法,從那個時候都被固定了。我已經很幸運了,在我還能夠生長的時候,“文革”結束了,我還有力量長出東西,我爸爸那種人,就被悶在那裏,枯死了。
南:曹禺先生的後半生遭遇您是親歷者,有沒有想過寫些什麼?
萬:我曾經寫過一個話劇,《誰在敲門》,兩幕話劇,寫他們那一批人,他,他的那些朋友,他們的個人遭遇雖然不同,但悲劇性的東西卻都具備了。我給於是之先生看過,一幕是“文革”,一幕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寫我父親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兩種被扭曲的命運:一種是“文革”,強大
的外部壓力;一種壓力是另外的,反正是無法自由。
《南方週末》2002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