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鏡子》得算一個。沒有事前大肆炒作，也沒硬往央視頻道裏擠，這部電視連續劇卻在不聲不響中成了各地報紙影視版的主要話題。

    楊亞洲的導演，劉冰、陶虹等人的演出，以及好的編劇。編劇是萬方，改編自她的同名小説。

    接下來是《日出》。儘管這部２２集的電視劇才剛剛拍竣，甚至還沒有剪輯，但因為改編自曹禺原著，又是導演謝飛的首次電視之作，同樣引起了媒體的關注。編劇又是萬方。

    有個細節少有人知：萬方還是曹禺的女兒，曹禺後半生歲月的見證人，她也親歷了許多難以忘懷的事。

    今年是北京人藝建院５０週年，６部人藝經典劇目的重新上演正在緊張籌劃中，《雷雨》是其中之一。作為中國現代最優秀的劇作家，人藝演藝學派的創建人之一，曹禺及其劇作，是文學史上一段不可磨滅的記憶。

    春節前夕，在北京冬日一個暖洋洋的午後，本報記者來到亞運村附近萬方的家中。客廳的墻上裱著幅字：曹操的《觀滄海》，是曹禺的手書，字體飄逸，落款處是：“晨起為愛女小方子寫這首詩，我們父女倆都很喜歡。”

    《空鏡子》：潘志明不能死

    南方週末（以下簡稱南）：“空鏡子”這個名字，是想表達什麼意思？

    萬方（以下簡稱萬）：寫《空鏡子》，最初的原因就是一個朋友跟我説了件事：一個男人喪偶後再婚，結果第二個妻子又去世了。我突然有了一種感覺：就是生活的不可知，但生活之流下面又有某種固定的軌跡。我自己過了這麼多年，有悲傷，也有歡樂，經常有糊裏糊塗的混沌感，這和空鏡子的感覺是吻合的。小説裏的開頭，是女孩要去約會了，照鏡子，鏡子就有這種虛虛實實又空又滿的感覺，我覺得和小説很貼切。

    南：我記得當時看完您的小説，心裏是一種灰灰的感覺：人這一輩子就這麼過去了。但是電視的結局卻不一樣了：“孫燕”終於找到了幸福。

    萬：是我改的，因為電視劇是給老百姓看的，所以投資方説了：“潘志明”絕不能死。我也能理解，讓老百姓看完了怪難受的，對生活絕望了，這肯定不行。不過我覺得這也並不矛盾，事物總有它明和暗的地方，小説中寫了它灰暗的一面，電視劇寫了它明亮的一面。明和暗應該説都是生活的真實狀態。

    南：有的作家不太願意改編自己的作品，比如池莉，您為什麼還願意來二度創作？

    萬：我還是願意寫小説，但是寫電視劇它有經濟效益呀。人總會受誘惑，我也受到這種誘惑，很難免俗，所以我確實很佩服王安憶，她真是一門心思寫小説。但是寫電視劇也不是完全沒好處，電視劇裏有大量的對話，你得注意每個角色都只能用他自己的語言説話，等我寫完電視劇再寫小説，我覺得有鍛鍊，起碼人物的對話不會有問題了。

    南：小説和電視劇是兩種不同文本，它們有不同的規律，對創作者的要求也不同，您是怎麼處理的？

    萬：有一種説法：小説分兩類，一種是表述，一種是陳述，有人説我的小説是陳述類，我覺得有一定道理。我之所以能寫電視劇，是因為我的寫作比較客觀，那種比較主觀的敘述和電視劇是有隔閡的。另外，我受我父親的現實主義風格影響比較大，這樣就我的創作而言，小説、影視劇都有一致的地方。

    南：有沒有想過《空鏡子》會這麼受歡迎？

    萬：我沒想到。

    南：現在電視裏頭大多是“反腐倡廉戲”和“清宮歷史劇”，您這出寫平民生活的戲，跟那些是完全不同的路數。

    萬：我想電視劇有不同的功能，娛樂、造夢功能是一個：平時生活很乏味，看看電視，給你提供生活中沒有的；要麼是“反腐倡廉”，你心裏鬱悶，它幫你出氣。但有一種功能被忽略了：就是觀眾希望能有一種共鳴，能跟劇中人取得情感上的溝通。平時大家總在拼命，在跑，在忙著賺錢，《空鏡

    子》可能就是讓你站住、坐下來，想一想你周圍有什麼和過去不一樣了。

    曹禺不在乎別人怎麼改

    南：您是電視劇《日出》的編劇，電視劇和原著有哪些不一樣？

    萬：電視劇和原著肯定不一樣：它們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藝術形式。我對於改編只有一個原則：忠於原著。我有一個比較傳統的認識，既然是改編名著，就不要走樣：人物的性格和命運不能改變。至於之前之後人物都幹了什麼，這倒是可以自由發揮的地方。

    南：你在電視劇《日出》中添加了一些人物，是根據什麼來做的？

    萬：反覆看劇本，在裏面你可以找出許多蛛絲馬跡。比如我加了一個關老太，一個太監的遺孀，就是我看到《日出》裏面提到：陳白露老夢想能遇到人給她一筆錢，從而改變她受人擺布的命運。實際上好多人物都是根據劇本中的提示添加進來的。

    南：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前期，《日出》曾由曹禺和您改編成電影，方舒和王詩槐主演的，現在又由您改編成電視劇，您一定有許多不一般的感受？

    萬：改編成電影，那還是“文革”過去不久的事情，政治的色彩還很重，特別是我父親，歷次政治運動給他的折磨和扭曲，烙印非常非常深。在改編電影《日出》時，這種烙印並沒有完全消磨掉。現在再來改這個劇本就要好多了，能夠放手寫這些活靈活現的人，既寫他們的醜惡，又寫他們的可愛，寫出他們複雜的面目，而不應該把人物簡單化，面具化。

    南：對名著的改編，其實非常能反映當時的時代氣氛以及政治和文藝的關係。對於《日出》的改編，有的是把“方達生”改成了一個共産黨員，還讓陳白露沒有自殺，而是活了下來。

    萬：確實是。記得在改編成電影時，在接近結尾處，我爸説能不能用一個主觀的鏡頭，表現李石清的幻覺：大樓要塌了，“大廈將傾”，腐朽的時代要崩潰了。我想這個例子恰恰説明瞭他受政治思維的影響很大。從建國開始，他就一直是被改造的對象，“你這人是要被改造的”，這句話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腦海裏。他還怎麼能寫得出東西？

    南：這些年國內對曹禺話劇的改編很多，除了它本身是經典之外，有沒有什麼現實因素？

    萬：應該是有，尤其是《日出》這齣戲。前年北京人藝排演話劇《日出》，戲還是原來的戲，但衣服都是現代服裝，劇中人拿著筆記型電腦，開場就跳勁舞，只是第三幕才回到過去，但觀眾的反應很強烈，我突然覺得這齣戲和現代沒有隔閡。

    南：曹禺先生怎麼看對他作品的改編？

    萬：前幾年，青藝有個導演改編《雷雨》，想把魯大海這個人物去掉，跟我爸爸商量，我爸爸説“你完全可以按你的想法改”。這説明他對人家改編他的東西，不是很在意。

    南：我想，其實他很自信：我的作品不管怎麼改編，作為一個獨立的文本，它會存在下去。

    萬：對，雖然他從來沒有這麼表達過，但我能感覺到他是這麼想的，他很有把握，心裏沉得住氣。

    南：前幾年有人改編《原野》，整個舞臺放滿了電視機，做了一些後現代的探索。

    萬：要我説那不是《原野》了，他的改編，完全拋開原劇本，《原野》只成了一個符號（當然並不是不能這麼做），但這種改編的意義有沒有？有多大？我有疑問。我爸爸已不在了，要是他看了，也許會一笑置之吧。

    “我那股勁出不來了”

    南：在整個華人世界裏，曹禺作品被改編的很多，台灣、香港、澳門都有人做過。曹禺先生對此有沒有一個比較清晰、理性的想法？

    萬：我爸這人其實最不理性了。有時他看一些有關他的評論文章，看得津津有味，説：“哎呀，我還這麼高明呀。”應該説他對改編比較寬容，他不放在心上，我體會這是他自信的表現。

    南：但有一段時間他動搖了，在“文革”中，他對自己作品的價值也産生了懷疑。

    萬：是的，“文革”就不説了，連自己的存在都是痛苦的，更不要談作品了。

    南：那時候他被分派去人藝看大門，國外有報紙説：“中國的莎士比亞在當看門人。”

    萬：是這樣，不過他的情形還不是最糟糕的，起碼他沒有進過監牢。這種不自信“文革”後還存在，他住院期間遇上話劇《雷雨》上演，我去看了，回來他問我：“你覺得還行嗎？真有那麼好嗎？”

    南：曹禺先生對自己的８部戲劇作品有什麼評價？

    萬：最喜歡《北京人》，這個他説過，因為《北京人》裏面的幾個男人身上，都有他自己的影子：曾皓、江泰、文清、曾霆，而愫方身上有我母親的影子。《雷雨》之所以沒有排在最前面，可能是因為結構的東西更多一些，《北京人》就有點自由王國的狀態，他覺得自由的狀態最好。

    南：有沒有不喜歡的作品？

    萬：我不知道，他確實沒有跟我談過，從他喜歡《北京人》推想，我覺得《明朗的天》肯定是他不喜歡的：初衷就很糟糕，就是寫知識分子要被改造。

    南：您自己也是作家，今天您怎麼看待他的作品？

    萬：我覺得他真是個天才，過去沒這麼想過，等我自己寫作了，我才開始明白過來，他２３歲就寫出了《雷雨》，而我２０歲的時候什麼都不懂，直到４０歲了，寫出來的東西才算得上可以看。

    南：作為一個時代最優秀的劇作家，除了《王昭君》，應該説曹禺先生建國後再也沒有寫出過好作品，這很令人惋惜。

    萬：時代的悲劇！很遺憾。

    南：一個作家寫不出東西了，他痛苦嗎？

    萬：他很痛苦，非常痛苦。他經常在家走啊走啊，東翻翻西翻翻，我能感覺到他的無奈，我有時想安慰他，他説：“我不行了，我那股勁出不來了。”關於他晚年的這些經歷，我寫過一篇文章《靈魂的石頭》，我想等以後條件允許了，我會放開了往深裏寫。

    南：他有沒有什麼想寫的東西卻沒有寫下來？

    萬：有啊。他有無數的想法，他記了好多個小本子，那些小本子還留著，寫了好多開頭，比如他寫了個獨幕劇，叫《外面下著雨》，講一對老夫少妻，零零散散的，很多對話；還想寫孫悟空；最想付諸行動的是《橋》，從解放前就開始寫，但只寫了一幕，就放下了。

    南：他大量的時間被什麼佔用了？

    萬：小的時候我不大知道，那時候有各種運動。“文革”之後，各種活動都要他參加，我經常看著他回來後筋疲力盡，他也知道這勞累的一天毫無意義。

    南：一個優秀的藝術家，必然會對他身處的時代承擔起某種責任，言論也好，行動也好，總會有所體現，在這方面曹禺先生恐怕會遇到一些批評意見。作為他女兒，您怎麼看？

    萬：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明白：除了老舍那樣，只要是從那個時代活下來的，沒有人能夠説“不”。我自己還覺得，人不可能要求那麼多，既是藝術家，又是戰士。作為劇作家，寫出好劇本，你就是稱職的，你對時代的看法，在劇本裏表現了。另外，這也跟人的氣質性格有關係，有的人性格就是很強硬的，他會有激烈的表現，我父親從來不是一個膽大的人，他很敏感，很容易自我懷疑、自我否定，但我覺得他非常真實。

    南：有一個細節，恐怕是研究者們不太理解的地方：曹禺１９４７年從美國訪問回來後，曾經批評美國。

    萬：這可能跟我父親那一代人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有關。抗戰勝利後，美國仍然在中國駐軍，另外還有當時美國人的自大，他可能都感覺到了。他們那一代人在涉及到中外關係的問題上，都有這種民族主義立場。有一回“中戲”校慶，我父親上臺説了一個小時，至少有４０分鐘是痛罵日本人，揭

    露日本對中國的野心。

    我沒批判過我父親

    南：您還記得第一次看戲的印象嗎？

    萬：記得、記得。

    南：是什麼戲？

    萬：《雷雨》呀！我記得北京人藝那個劇場非常好，紅色的大幕，有點朦朧的燈光，然後鐘一響，燈慢慢暗下來，這印象從小就在我心裏。《雷雨》第三幕有一個打雷，那時候太小了，閃電霹靂的，把我嚇哭了。

    南：《日出》您跟曹禺先生一起看過嗎？

    萬：看過，那是“文革”以後了，我記得是謝芳扮演陳白露，不錯，能夠演出不符號化的感覺，我看過許多別的《日出》，根本看不出是那個年代的風塵女子，但謝芳演出來了。

    南：我們都知道，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不願意自己的兒女再從事文字工作，而您卻又走上了這條道路。

    萬：我父親總希望我們搞自然科學，當醫生，這是他的心願。但他也不反對我們的選擇。我幹了這個之後，他也沒覺得我能成，他給我寫了好多信，逼著我寫，説我“太貪玩了”，要學傑克倫敦，“要寫，要改，退了稿要再寫”。

    南：有這樣一個大劇作家父親，對您來説是負擔還是財富？

    萬：現在想起來，儘管也因此吃了好多苦，但我還是覺得很幸福。為什麼能寫出《空鏡子》這樣貼近平民的作品？我覺得是因為看到了我父親，他的痛苦、歡樂，那種最複雜的人類情感，有了這種感受，別的情感你就能體會了。

    南：你父親給你的生活帶來過不好嗎？

    萬：肯定有不好，雖然現在看來對寫作有幫助。你想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在學校裏不能進教室，被紅衛兵拎來拎去，那是什麼感覺？但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我的父親，批判他是壞人，一絲一毫都沒有，這很奇怪，我真是這樣。

    南：這種兒女和父母的對立，很多人都經歷過，陳凱歌在《少年凱歌》中寫他打了父親一巴掌；老鬼也寫了和母親楊沫的衝突。

    萬：他們可能更激烈一點，對運動啊，革命啊，熱情更高，我大概不是這種人。

    南：那段生活對您今天還有沒有影響？

    萬：表面上看，你很難説有什麼傷痕，但你的思維方式，你對世界的看法，從那個時候都被固定了。我已經很幸運了，在我還能夠生長的時候，“文革”結束了，我還有力量長出東西，我爸爸那種人，就被悶在那裏，枯死了。

    南：曹禺先生的後半生遭遇您是親歷者，有沒有想過寫些什麼？

    萬：我曾經寫過一個話劇，《誰在敲門》，兩幕話劇，寫他們那一批人，他，他的那些朋友，他們的個人遭遇雖然不同，但悲劇性的東西卻都具備了。我給於是之先生看過，一幕是“文革”，一幕是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寫我父親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兩種被扭曲的命運：一種是“文革”，強大

    的外部壓力；一種壓力是另外的，反正是無法自由。

    《南方週末》2002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