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諾頓出版公司的德雷克 麥克菲利先生邀請美國著名文化批評家小施萊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Jr.)開列一份理解和把握美國歷史的最扼要的必讀書書單,施氏欣然應允。書單開出,僅13部著作。美國的幾位開國元勳,如亞歷山大 漢密爾頓、詹姆斯 麥迪遜和托馬斯 傑佛遜等有關立國準則的論述,美國思想文化奠基人愛默生、實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威廉 詹姆斯的論著,托克維爾的《美國的民主》,亞伯拉罕 林肯總統的演説等單上有名,當然是在情理之中;詹姆斯 布賴斯(James Bryce )的《美利堅聯邦》(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1888),岡納 默德爾(Gunnar Myrdal )討論美國種族主義的《美國的尷尬》(An American Dilemma,1944),以及萊因霍爾德 尼布爾(Reinhol d Niebuhr )的那部從新正教角度切入的《美國歷史反諷》(The Irony of Americ an History,1952)等入選,也無可爭議。
13部書中,施氏還遴選了兩部小説和一部語言學著作—斯陀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和馬克 吐溫的《哈克貝裏 費恩曆險記》,以及H.L.門肯的《美國語言》(The American Language,1936)。能夠看到小説和語言文字對於美國的意識形態、乃至最終對於美國歷史的建構有著重要的形塑作用,的確反映了施氏別具慧眼的識見。
然而,最出乎人們意料的是書單中居然還有一部自傳—《亨利 亞當斯的教育》(〖WTBX 〗Th 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1918)。眾所週知,美國是一個極其熱中于樹碑立傳的國家,傳記和自傳之多,可謂汗牛充棟,施氏從無以數計的傳記中獨獨挑出這一部,認為它是構成美國的自我認識、並能夠説明和解釋“神秘的美國特徵”的一本書,這個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呢?(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Thirteen Books You Must Read to Understand Ame rica:Schlesinger s Syllabus,”American Heritage,Feruray/Mar ch,1998,pp30-38.)
人人都能想到的原因當然是亨利 亞當斯本人的身份和地位。亞當斯家族與美國歷史、與美國民主體制的確立有著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繫:他的遠祖撒繆爾 亞當斯親自參與了美國獨立革命的發起和組織工作;曾祖父約翰 亞當斯,是美國《獨立宣言》的四個起草人之一,曾任第一屆副總統,第二屆總統;他的祖父約翰 昆西 亞當斯,在美國獨立後曾先後任駐普魯士、荷蘭和俄國的大使,眾議院的議員(馬薩諸塞州),國務卿,後成為美國第六屆總統。有人戲稱亞當斯家族是美國“第一皇族”(our first royalty ),也許並不為過。因為能與之相比的只有華盛頓、富蘭克林、傑佛遜三位合眾國的創始人,但他們都沒有男性的合法繼承人。而到了亨利的父親這一輩,由於他與波士頓首富皮特 查頓 布魯克斯的女兒結婚,這一政治經濟的聯姻,便使亞當斯家族真正成了美國首屈一指的家族。
但實際情況又並不這麼簡單。這位亨利 亞當斯缺少的卻正是某種“皇氣”。他不僅沒有從政,反而選擇了一個終身作為歷史旁觀者的角色。與所有美國上流富家子弟一樣—混跡哈佛,週游歐洲……,他得到了那個國家、那個時代所可能給予的最好的教育;而在南北戰爭期間,他又作為他父親(時任美國駐英大使)的私人秘書,週旋出入于歐洲各國的政治、外交、文化界,與那裏的政要名流有著廣泛而深入的接觸。但是,在名義上,他卻始終只是一名歷史學家。他曾歷時十年撰寫了九卷本的《傑斐遜和麥迪遜任內的美國史》(〖WT BX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efferson and Madison 〖WTB Z 〗,1889-1891)。由於他本人特殊身份和地位,這就使他有可能站在歐美政治的一個聯結點上,並且從西方政治中心的內部進行觀察和思考。他這部嚴格按照德國學派傳統、依據確鑿的歷史文件而編撰的實證主義的美國史,還被美國著名的文化批評家麥西遜(F.O.Matthiessen )稱為“美國史撰寫中的最偉大成就之一”。他也曾被推舉為美國歷史學會的主席,不過這似乎也並不是他本人的意願。總之,確切地説,亞當斯應該算一個文化學者,一個學識淵博、然而卻踽踽獨行的學者。他曾自謙地稱自己是個“業餘人”,因為他的興趣太廣泛了,涉及眾多的領域—歷史,人類學,文學批評,中世紀研究,哲學,語言學,小説創作,詩歌創作,繪畫,雕塑,科學哲學史等等。這種所謂業餘人的自稱,從另一個角度理解,不啻又是他對於自己失敗的一種承認。
亞當斯的這部自傳,其實應該同他的另一部著作《聖米歇爾山與沙特爾》(Mont-Sai nt-Michel and Chartres,1905)聯繫對照著讀。後者是一部研究歐洲中世紀文化的專論,也許因為太專門化了,人們一般很少提及。它有一個副題,叫作“關於13世紀同一性的研究”。而亞當斯曾考慮要為他的這部《教育》也加上一個副題:“關於20世紀多元性的研究”(A Study of Twentieth-Century Multiplicity ),1918年版的“出版者前言”中提到過此事。這個副題實際上就是我們統攬把握他這部自傳的主題的一把鑰匙。
19世紀的下半葉,歐美工業革命進入急速發展時期,科學技術日新月異,這對於當時傳統的一元論的世界觀,不啻是一種釜底抽薪式的衝擊。不要説是一般人,即使是思想界的精英,科學界的權威們,眼看著往日信奉的科學真理被一條條地推翻改寫,他們也都感到困惑萬分、無所適從。身處劇變之中的亞當斯,閱讀了當時英、德、法等國最著名科學家對於世紀之交科學進程的各種評估論著,雖然他對其中許多具體的論述不甚了了,但這些理論的總體指向和基本的結論,卻讓他感到支撐他信仰的認知基礎在像流沙一樣地逝去。他發現“無序成了一個基本事實,甚至在巴黎也不例外”;他發現,“對於托馬斯 阿奎那,宇宙是一個人;對於斯賓諾莎,是物質;對於康得,真實是‘我’的本質,是一種與生俱來的信念和絕對的必需;而對於朋加萊(Jules Henri Poincare ,1854-1912,法國數學家),它則是權宜之計;而到了卡爾 皮爾遜(Karl Pearson,1857-1936,英國數學家、統計學家、優生學家)那裏,它僅僅只是交流的媒體。”傳統的科學,是為了證明上帝的存在,所以它所信奉的仍然是“一個上帝,一條法則,一個元素,而整個造化物,都在朝一個遙遠的事件前行。”可是,突然之間—于1900年—科學抬起頭來,將這一切都否定了。許多科學家只好像皮爾遜那樣,認為“超越感官的宇宙只能當作不可認識的東西去認識”(known only as unknowable )。面對著這一切,亞當斯得出結論説:“1900年出生的孩子,將來到一個新的世界,它將不是一個統一的世界,而是一個多元的世界。”(Henry Adams,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Houghton Mifflin Co mpany Boston,1918),pp.449-461,esp.p.456;p.461.)
步入晚年的亞當斯,顯然已沒有了任何的自信和自豪,他以一種“懷疑、超脫和冷眼旁觀”的態度,一種對世界感到厭倦、對現代科學和歷史感到無可奈何的態度,深深陷入了對自己一生的回憶。他不是要回憶自己的一生有過怎樣的冒險經歷,而是要對自己在人生大課堂中的進退得失重新作出評價。他的這部自傳很像德語文學傳統中的“教育小説”(Bild ungsroman ,又稱為“成長小説”),他把自己當作這樣一部小説的主人公,以第三人稱的口吻敘述著自己追求知識、接受教育的經歷。通常的“教育小説”都是敘述主人公成長、成熟、成功的經歷,而亞當斯卻幾乎是在哀嘆自己“失敗”的一生。他覺得自己所受到的教育和獲得的知識,絲毫也沒有使自己聰明起來,沒有能使他獲得足以應付複雜世事的能力。面對著日趨紛繁複雜的世界,他感到自己所有的知識都已經過時,因而産生了一種不知所措的迷惘,甚或説是一種徹底的絕望。
然而他自己也未曾想到,正是他的這種對世界的根本性懷疑和厭倦失望情緒,卻恰好與接踵而來的20世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的時代精神不謀而合。為此,他這部起初只印了100本、只打算在私人友好小圈子中傳閱的自傳,居然就因為這種所謂的“先見之明”,一躍而成為20世紀的美國青年認識歷史、認識社會、認識自己的時代的必讀教科書。
為了對自己的文化傳統進行闡釋,美國思想文化界早已構建了一套完整的認識框架。當然那還是在多元文化的聲音還不像今天這般響亮的時候,他們趨於把美利堅文化的源頭追溯到“五月花號”開發新大陸的時代,從最初的清教徒移民對於這個腐敗塵世的種種憤懣和哀嘆,到後來的超驗主義者—特別是愛默生、梭羅和惠特曼等—所構建的美國式的個性主義和民主精神,而貫穿于這一文化傳統之中的,是一個將文化批判和烏托邦理想主義結合在一起的聲音,即所謂一種“美國自我”(American Self )所發出的聲音。這是一個在不斷地變化、不斷進行著重構的聲音,換一個説法,也就是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尋找不同的代言人。如果在殖民統治時期的代言人是考頓 梅瑟和喬納森 愛德華茲,在美國文化復興時期的代言人是愛默生,那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文化轉型時期的代言人應該是誰呢?《康橋美國文學史》主編、哈佛大學的薩克萬 伯克維奇教授指出,在這個歷史當口,若要使美國民主推進到一個新的時期,19世紀“自助型的”美國自我必須增加一種“自我懷疑”和“自我批評”的能力。也就是在這樣一個語境下,世紀之交代言人的使命便歷史地落在了亞當斯的身上。(參見Sacvan Bercovitch,The Puritan Origians of the American Self 〖WTBZ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The American Jeremiad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sin Press,1978).)
但這種解釋抑或過於理性向上了一些。其實我們還應該看到,美國文化的深層一向還有一個悲觀、虛無、甚至到無法理喻程度的層面。説來也許有點自相矛盾: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科學技術最發達的國家,它對於科學技術的崇拜是無與倫比的,然而,在它的文化潛意識中,卻又對科學技術始終有一種無以名狀的困惑和恐懼,仿佛時時刻刻都在擔心,它總有一天將要受到自己所創造的科學技術的懲罰。文學藝術是一個民族文化潛意識的最集中的體現,美國文學中對於“惡”的關注和迷戀,也許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相比。如果説麥爾維爾筆下的“莫比 迪克”,愛倫 坡筆下那鋒利如刀刃的“鐘擺”,可以讀作是19世紀的美國人在開始進入工業時代時所伴生的恐懼,那麼,今天的好萊塢變著法兒製作出來、用來自己嚇唬自己的災難片,則更是這種心態的延續和深化:核武器,機器人,基因變異,外星人入侵,電腦失控……,一句話,科學技術的每一個進步,它都可以反過來,被表現成是對於人類存在的一種新的威脅。而再往深處探討,這裡恐怕還不僅僅是一個對科學技術恐懼的問題,它顯然反映了美國人對於自己的存在,對於自己所存在的世界,對這個世界的前途有一種根本的懷疑,感到無法最終地把握和控制。在這個問題上,亞當斯雖不算是開風氣之先,但是,他對未來世界的悲觀絕望,顯然也是很少有人能夠比超的。正是這位亞當斯,他是將所謂熱力學第二定律(熵的定律)用於人類歷史和社會的發展的第一人。在他那封著名的《致美國歷史教師的一封信》(1909)中,他把人類社會描繪成一個由相互獨立、相互隔絕的團體構成的封閉系統。他認為,由於“熵的定律制約著各種能量的活動—包括人的精神活動”,因此在人類社會這個封閉系統中,“生活是沒有意義的,探索也總是以純粹的虛無空寂而告終,人無處可逃。”(Henry Adams,Degradation of the Democratic Dogma (New York:Ha rper Torchbooks,1949),p.251.)亞當斯悲觀虛無至此,這顯然已大大超過了“自我懷疑”和“自我批評”的範疇。小施萊辛格説亞當斯的自傳能夠説明和解釋“神秘的美國特性”,也許就是基於這一理由吧。
(盛寧: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外國文學評論》副主編)
人民書城2000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