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諾頓出版公司的德雷克 麥克菲利先生邀請美國著名文化批評家小施萊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Jr.）開列一份理解和把握美國歷史的最扼要的必讀書書單，施氏欣然應允。書單開出，僅13部著作。美國的幾位開國元勳，如亞歷山大 漢密爾頓、詹姆斯 麥迪遜和托馬斯 傑佛遜等有關立國準則的論述，美國思想文化奠基人愛默生、實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威廉 詹姆斯的論著，托克維爾的《美國的民主》，亞伯拉罕 林肯總統的演説等單上有名，當然是在情理之中；詹姆斯 布賴斯（James Bryce ）的《美利堅聯邦》（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1888），岡納 默德爾（Gunnar Myrdal ）討論美國種族主義的《美國的尷尬》（An American Dilemma,1944），以及萊因霍爾德 尼布爾（Reinhol d Niebuhr ）的那部從新正教角度切入的《美國歷史反諷》（The Irony of Americ an History,1952）等入選，也無可爭議。
13部書中，施氏還遴選了兩部小説和一部語言學著作—斯陀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和馬克 吐溫的《哈克貝裏 費恩曆險記》，以及H.L.門肯的《美國語言》（The American Language,1936）。能夠看到小説和語言文字對於美國的意識形態、乃至最終對於美國歷史的建構有著重要的形塑作用，的確反映了施氏別具慧眼的識見。
然而，最出乎人們意料的是書單中居然還有一部自傳—《亨利 亞當斯的教育》（〖WTBX 〗Th 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1918）。眾所週知，美國是一個極其熱中于樹碑立傳的國家，傳記和自傳之多，可謂汗牛充棟，施氏從無以數計的傳記中獨獨挑出這一部，認為它是構成美國的自我認識、並能夠説明和解釋“神秘的美國特徵”的一本書，這個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呢？(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Thirteen Books You Must Read to Understand Ame rica:Schlesinger s Syllabus,”American Heritage,Feruray/Mar ch,1998,pp30-38.)
人人都能想到的原因當然是亨利 亞當斯本人的身份和地位。亞當斯家族與美國歷史、與美國民主體制的確立有著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繫：他的遠祖撒繆爾 亞當斯親自參與了美國獨立革命的發起和組織工作；曾祖父約翰 亞當斯，是美國《獨立宣言》的四個起草人之一，曾任第一屆副總統，第二屆總統；他的祖父約翰 昆西 亞當斯，在美國獨立後曾先後任駐普魯士、荷蘭和俄國的大使，眾議院的議員（馬薩諸塞州），國務卿，後成為美國第六屆總統。有人戲稱亞當斯家族是美國“第一皇族”（our first royalty ），也許並不為過。因為能與之相比的只有華盛頓、富蘭克林、傑佛遜三位合眾國的創始人，但他們都沒有男性的合法繼承人。而到了亨利的父親這一輩，由於他與波士頓首富皮特 查頓 布魯克斯的女兒結婚，這一政治經濟的聯姻，便使亞當斯家族真正成了美國首屈一指的家族。
但實際情況又並不這麼簡單。這位亨利 亞當斯缺少的卻正是某種“皇氣”。他不僅沒有從政，反而選擇了一個終身作為歷史旁觀者的角色。與所有美國上流富家子弟一樣—混跡哈佛，週游歐洲……，他得到了那個國家、那個時代所可能給予的最好的教育；而在南北戰爭期間，他又作為他父親（時任美國駐英大使）的私人秘書，週旋出入于歐洲各國的政治、外交、文化界，與那裏的政要名流有著廣泛而深入的接觸。但是，在名義上，他卻始終只是一名歷史學家。他曾歷時十年撰寫了九卷本的《傑斐遜和麥迪遜任內的美國史》（〖WT BX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efferson and Madison 〖WTB Z 〗,1889-1891)。由於他本人特殊身份和地位，這就使他有可能站在歐美政治的一個聯結點上，並且從西方政治中心的內部進行觀察和思考。他這部嚴格按照德國學派傳統、依據確鑿的歷史文件而編撰的實證主義的美國史，還被美國著名的文化批評家麥西遜（F.O.Matthiessen ）稱為“美國史撰寫中的最偉大成就之一”。他也曾被推舉為美國歷史學會的主席，不過這似乎也並不是他本人的意願。總之，確切地説，亞當斯應該算一個文化學者，一個學識淵博、然而卻踽踽獨行的學者。他曾自謙地稱自己是個“業餘人”，因為他的興趣太廣泛了，涉及眾多的領域—歷史，人類學，文學批評，中世紀研究，哲學，語言學，小説創作，詩歌創作，繪畫，雕塑，科學哲學史等等。這種所謂業餘人的自稱，從另一個角度理解，不啻又是他對於自己失敗的一種承認。
亞當斯的這部自傳，其實應該同他的另一部著作《聖米歇爾山與沙特爾》（Mont-Sai nt-Michel and Chartres,1905）聯繫對照著讀。後者是一部研究歐洲中世紀文化的專論，也許因為太專門化了，人們一般很少提及。它有一個副題，叫作“關於13世紀同一性的研究”。而亞當斯曾考慮要為他的這部《教育》也加上一個副題：“關於20世紀多元性的研究”（A Study of Twentieth-Century Multiplicity ），1918年版的“出版者前言”中提到過此事。這個副題實際上就是我們統攬把握他這部自傳的主題的一把鑰匙。
19世紀的下半葉，歐美工業革命進入急速發展時期，科學技術日新月異，這對於當時傳統的一元論的世界觀，不啻是一種釜底抽薪式的衝擊。不要説是一般人，即使是思想界的精英，科學界的權威們，眼看著往日信奉的科學真理被一條條地推翻改寫，他們也都感到困惑萬分、無所適從。身處劇變之中的亞當斯，閱讀了當時英、德、法等國最著名科學家對於世紀之交科學進程的各種評估論著，雖然他對其中許多具體的論述不甚了了，但這些理論的總體指向和基本的結論，卻讓他感到支撐他信仰的認知基礎在像流沙一樣地逝去。他發現“無序成了一個基本事實，甚至在巴黎也不例外”；他發現，“對於托馬斯 阿奎那，宇宙是一個人；對於斯賓諾莎，是物質；對於康得，真實是‘我’的本質，是一種與生俱來的信念和絕對的必需；而對於朋加萊（Jules Henri Poincare ,1854-1912，法國數學家），它則是權宜之計；而到了卡爾 皮爾遜（Karl Pearson,1857-1936,英國數學家、統計學家、優生學家）那裏，它僅僅只是交流的媒體。”傳統的科學，是為了證明上帝的存在，所以它所信奉的仍然是“一個上帝，一條法則，一個元素，而整個造化物，都在朝一個遙遠的事件前行。”可是，突然之間—于1900年—科學抬起頭來，將這一切都否定了。許多科學家只好像皮爾遜那樣，認為“超越感官的宇宙只能當作不可認識的東西去認識”（known only as unknowable ）。面對著這一切，亞當斯得出結論説：“1900年出生的孩子，將來到一個新的世界，它將不是一個統一的世界，而是一個多元的世界。”(Henry Adams,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Houghton Mifflin Co mpany Boston,1918）,pp.449-461,esp.p.456;p.461.)
步入晚年的亞當斯，顯然已沒有了任何的自信和自豪，他以一種“懷疑、超脫和冷眼旁觀”的態度，一種對世界感到厭倦、對現代科學和歷史感到無可奈何的態度，深深陷入了對自己一生的回憶。他不是要回憶自己的一生有過怎樣的冒險經歷，而是要對自己在人生大課堂中的進退得失重新作出評價。他的這部自傳很像德語文學傳統中的“教育小説”（Bild ungsroman ，又稱為“成長小説”），他把自己當作這樣一部小説的主人公，以第三人稱的口吻敘述著自己追求知識、接受教育的經歷。通常的“教育小説”都是敘述主人公成長、成熟、成功的經歷，而亞當斯卻幾乎是在哀嘆自己“失敗”的一生。他覺得自己所受到的教育和獲得的知識，絲毫也沒有使自己聰明起來，沒有能使他獲得足以應付複雜世事的能力。面對著日趨紛繁複雜的世界，他感到自己所有的知識都已經過時，因而産生了一種不知所措的迷惘，甚或説是一種徹底的絕望。
然而他自己也未曾想到，正是他的這種對世界的根本性懷疑和厭倦失望情緒，卻恰好與接踵而來的20世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的時代精神不謀而合。為此，他這部起初只印了100本、只打算在私人友好小圈子中傳閱的自傳，居然就因為這種所謂的“先見之明”，一躍而成為20世紀的美國青年認識歷史、認識社會、認識自己的時代的必讀教科書。
為了對自己的文化傳統進行闡釋，美國思想文化界早已構建了一套完整的認識框架。當然那還是在多元文化的聲音還不像今天這般響亮的時候，他們趨於把美利堅文化的源頭追溯到“五月花號”開發新大陸的時代，從最初的清教徒移民對於這個腐敗塵世的種種憤懣和哀嘆，到後來的超驗主義者—特別是愛默生、梭羅和惠特曼等—所構建的美國式的個性主義和民主精神，而貫穿于這一文化傳統之中的，是一個將文化批判和烏托邦理想主義結合在一起的聲音，即所謂一種“美國自我”（American Self ）所發出的聲音。這是一個在不斷地變化、不斷進行著重構的聲音，換一個説法，也就是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尋找不同的代言人。如果在殖民統治時期的代言人是考頓 梅瑟和喬納森 愛德華茲，在美國文化復興時期的代言人是愛默生，那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文化轉型時期的代言人應該是誰呢？《康橋美國文學史》主編、哈佛大學的薩克萬 伯克維奇教授指出，在這個歷史當口，若要使美國民主推進到一個新的時期，19世紀“自助型的”美國自我必須增加一種“自我懷疑”和“自我批評”的能力。也就是在這樣一個語境下，世紀之交代言人的使命便歷史地落在了亞當斯的身上。(參見Sacvan Bercovitch,The Puritan Origians of the American Self 〖WTBZ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The American Jeremiad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sin Press,1978).)
但這種解釋抑或過於理性向上了一些。其實我們還應該看到，美國文化的深層一向還有一個悲觀、虛無、甚至到無法理喻程度的層面。説來也許有點自相矛盾：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科學技術最發達的國家，它對於科學技術的崇拜是無與倫比的，然而，在它的文化潛意識中，卻又對科學技術始終有一種無以名狀的困惑和恐懼，仿佛時時刻刻都在擔心，它總有一天將要受到自己所創造的科學技術的懲罰。文學藝術是一個民族文化潛意識的最集中的體現，美國文學中對於“惡”的關注和迷戀，也許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相比。如果説麥爾維爾筆下的“莫比 迪克”，愛倫 坡筆下那鋒利如刀刃的“鐘擺”，可以讀作是19世紀的美國人在開始進入工業時代時所伴生的恐懼，那麼，今天的好萊塢變著法兒製作出來、用來自己嚇唬自己的災難片，則更是這種心態的延續和深化：核武器，機器人，基因變異，外星人入侵，電腦失控……，一句話，科學技術的每一個進步，它都可以反過來，被表現成是對於人類存在的一種新的威脅。而再往深處探討，這裡恐怕還不僅僅是一個對科學技術恐懼的問題，它顯然反映了美國人對於自己的存在，對於自己所存在的世界，對這個世界的前途有一種根本的懷疑，感到無法最終地把握和控制。在這個問題上，亞當斯雖不算是開風氣之先，但是，他對未來世界的悲觀絕望，顯然也是很少有人能夠比超的。正是這位亞當斯，他是將所謂熱力學第二定律（熵的定律）用於人類歷史和社會的發展的第一人。在他那封著名的《致美國歷史教師的一封信》（1909）中，他把人類社會描繪成一個由相互獨立、相互隔絕的團體構成的封閉系統。他認為，由於“熵的定律制約著各種能量的活動—包括人的精神活動”，因此在人類社會這個封閉系統中，“生活是沒有意義的，探索也總是以純粹的虛無空寂而告終，人無處可逃。”(Henry Adams,Degradation of the Democratic Dogma (New York:Ha rper Torchbooks,1949),p.251.)亞當斯悲觀虛無至此，這顯然已大大超過了“自我懷疑”和“自我批評”的範疇。小施萊辛格説亞當斯的自傳能夠説明和解釋“神秘的美國特性”，也許就是基於這一理由吧。
（盛寧：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外國文學評論》副主編）
人民書城2000年1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