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背山》原作作者接受美國媒體採訪

1935年出生於康涅狄格州的普洛爾，她的祖先們——有農民、磨坊工人、發明家、藝術家，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350年。1860年，她父親隨自己西班牙和加拿大的父母移居新英格蘭，一直從事紡織業。母親是個畫家，也是自然主義者。從母親那兒，普洛爾學著如何欣賞與洞察自然世界。大家庭裏一貫有口頭講故事的傳統，普洛爾聽過成千個這樣的故事，讓大家眼前一亮開始天馬行空的，不外于像一隻螞蟻搬動了一根稻草、一隻空鞋子這樣的小細節。

普洛爾在佛蒙特州和蒙特利爾的大學裏學過歷史，過後她發現，在時間跨度大的事件中研究個體的生存狀況，對鍛鍊寫小説很有用。離開了學院和教學領域後的15年裏，普洛爾一直是自由職業者，給報刊寫雜文，內容涉及天氣、蘋果、劃舟、山獅、老鼠、非洲珠飾、烹飪等，五花八門。首部小説《明信片》于1988年在雜誌編輯的鼓勵下寫成。

接著，普洛爾第一次踏上北部大半島，也第一次被一片土地強烈感動：當地氣候惡劣，港口的漁民慷慨親切，可是他們生活艱苦。同時普洛爾發覺，這個島在與世隔絕了幾個世紀後，也已涌進現代文明的意識。就是在這裡，她頭腦中萌生出《船訊》故事的雛形。在接下來的數年時間裏，對社會及個體變化深感興趣的普洛爾造訪紐芬蘭9次，觀察，做筆記，聆聽。

《斷背山》剛完稿的時候，普洛爾覺得不會有雜誌敢刊登這個傷痕纍纍的懷俄明州“同志羅曼史”。然而這部短篇小説不僅在1997年被《紐約客》刊載，還連獲美國的“歐·亨利小説獎”和一項國家雜誌獎。今年初普洛爾在懷俄明州家裏接受了美聯社的電話採訪，採訪中拒絕談及書中兩位“同志”戀人的原型。

普洛爾寫的故事給她帶來了美國國家圖書大獎和普利策獎，暢銷的除了《斷背山》，還有兩本書：後被搬上銀幕的《船訊》和《明信片》。

記者：《斷背山》的寫作是不是在嘗試實現某些東西？

普洛爾：跟我寫的系列懷俄明州的故事一樣，每部小説都少不了源自社會觀察的題材，這是我寫作的主題。我寫《斷背山》時，不要説搬上銀幕，連能不能出版都懷疑。因為這本書的路子沒有遵循主流文學中尋常的軌道。寫這個故事，我花的時間幾乎是一般小説的兩倍。

我得想像進入兩個沒受過教育、言語粗魯的小夥子內心，一個70歲的老婆子要做到這一點，很花時間。

記者：你對電影版的《斷背山》有什麼看法？

普洛爾：我根本沒有參與電影版的製作。

編劇是拉裏·麥克默特裏和黛安娜·歐莎娜，黛安娜有一次打電話給我，我們談了幾個小時。

我故意置身事外，一來因為忙，二來也因為我不怎麼接觸電影，也不是電影編劇。因此在電影拍攝的一年半時間裏，我想不出來到底他們拍得怎麼樣，會不會拍得很嚇人，還是更多抓住失去與傷感這一基調。去年9月我看到了，一下驚訝得説不出話來——我寫這個故事的時候，用了8年的時間，慢慢地想人物該怎麼樣，情節這裡怎麼樣，那裏該怎麼樣，漸漸地感到當中的角色就像生活在周圍。寫完以後，我費了很大的勁才把他們從頭腦中趕走，已開始寫下一本書。可是當我看到電影《斷背山》的一刻，角色們馬上都回來了，就像真的一樣。裏面兩個演員都演得很好，不過傑克·蓋倫霍爾演的傑克跟我想的不一樣，我想的傑克更神經質、更粗樸一點，而蓋倫霍爾表現出的氣質非常敏感、細膩。希斯的表演則是沒辦法形容的，他陷入故事那麼深，比我還深，他對角色的演繹深入骨髓。李安在電影里加入了他自己的思慮，都加得很有必要。

記者：你的小説裏大部分主角都是男性，你是故意為之，抑或是故事發展的需要？

普洛爾：有幾個原因。首先是因為我的故事都發生在鄉間，鄉間的勞動分工比較分明，就是男耕女織型的，男性在外面，碰到有意思的事的機會比較多。因此我的故事自然就傾向於以男性為主角。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家有五姐妹，我是最大的，從小我就一直希望有兄弟。再有就是我喜歡男人，所以我著筆多為男性。

記者：你覺得這個故事算不算驚世駭俗？

普洛爾：我希望開一個頭，大家開始討論一直絕口不提、實際上深埋心裏的話題，形形色色的話題。全世界都應該打破沉默。我希望在大家看完電影以後，社會通過溝通慢慢變得寬容。人們只是滿腔同情地走齣電影院也好，這畢竟是個愛情故事。有人把這個故事形容為既大氣也小家子氣，我很同意。這是個古老的故事，我們已經聽過很多很多遍。

記者：有沒有什麼組織跟你聯絡？

普洛爾：開始我也以為會有，但書出來以後只是一片死寂。倒是收到不少同性戀者的來信，他們給我講的一些故事令人心碎。這些年，這樣的來信斷斷續續一直都有，一些人寫道：“完全就是我的過去。”有一位父親寫得挺感人：“到現在我才明白我兒子是怎麼過來的。”我知道很多非同性戀者也喜歡這電影。 編譯：張璐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