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背山》原作作者接受美國媒體採訪
1935年出生於康涅狄格州的普洛爾,她的祖先們——有農民、磨坊工人、發明家、藝術家,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350年。1860年,她父親隨自己西班牙和加拿大的父母移居新英格蘭,一直從事紡織業。母親是個畫家,也是自然主義者。從母親那兒,普洛爾學著如何欣賞與洞察自然世界。大家庭裏一貫有口頭講故事的傳統,普洛爾聽過成千個這樣的故事,讓大家眼前一亮開始天馬行空的,不外于像一隻螞蟻搬動了一根稻草、一隻空鞋子這樣的小細節。
普洛爾在佛蒙特州和蒙特利爾的大學裏學過歷史,過後她發現,在時間跨度大的事件中研究個體的生存狀況,對鍛鍊寫小説很有用。離開了學院和教學領域後的15年裏,普洛爾一直是自由職業者,給報刊寫雜文,內容涉及天氣、蘋果、劃舟、山獅、老鼠、非洲珠飾、烹飪等,五花八門。首部小説《明信片》于1988年在雜誌編輯的鼓勵下寫成。
接著,普洛爾第一次踏上北部大半島,也第一次被一片土地強烈感動:當地氣候惡劣,港口的漁民慷慨親切,可是他們生活艱苦。同時普洛爾發覺,這個島在與世隔絕了幾個世紀後,也已涌進現代文明的意識。就是在這裡,她頭腦中萌生出《船訊》故事的雛形。在接下來的數年時間裏,對社會及個體變化深感興趣的普洛爾造訪紐芬蘭9次,觀察,做筆記,聆聽。
《斷背山》剛完稿的時候,普洛爾覺得不會有雜誌敢刊登這個傷痕纍纍的懷俄明州“同志羅曼史”。然而這部短篇小説不僅在1997年被《紐約客》刊載,還連獲美國的“歐·亨利小説獎”和一項國家雜誌獎。今年初普洛爾在懷俄明州家裏接受了美聯社的電話採訪,採訪中拒絕談及書中兩位“同志”戀人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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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爾寫的故事給她帶來了美國國家圖書大獎和普利策獎,暢銷的除了《斷背山》,還有兩本書:後被搬上銀幕的《船訊》和《明信片》。
記者:《斷背山》的寫作是不是在嘗試實現某些東西?
普洛爾:跟我寫的系列懷俄明州的故事一樣,每部小説都少不了源自社會觀察的題材,這是我寫作的主題。我寫《斷背山》時,不要説搬上銀幕,連能不能出版都懷疑。因為這本書的路子沒有遵循主流文學中尋常的軌道。寫這個故事,我花的時間幾乎是一般小説的兩倍。
我得想像進入兩個沒受過教育、言語粗魯的小夥子內心,一個70歲的老婆子要做到這一點,很花時間。
記者:你對電影版的《斷背山》有什麼看法?
普洛爾:我根本沒有參與電影版的製作。
編劇是拉裏·麥克默特裏和黛安娜·歐莎娜,黛安娜有一次打電話給我,我們談了幾個小時。
我故意置身事外,一來因為忙,二來也因為我不怎麼接觸電影,也不是電影編劇。因此在電影拍攝的一年半時間裏,我想不出來到底他們拍得怎麼樣,會不會拍得很嚇人,還是更多抓住失去與傷感這一基調。去年9月我看到了,一下驚訝得説不出話來——我寫這個故事的時候,用了8年的時間,慢慢地想人物該怎麼樣,情節這裡怎麼樣,那裏該怎麼樣,漸漸地感到當中的角色就像生活在周圍。寫完以後,我費了很大的勁才把他們從頭腦中趕走,已開始寫下一本書。可是當我看到電影《斷背山》的一刻,角色們馬上都回來了,就像真的一樣。裏面兩個演員都演得很好,不過傑克·蓋倫霍爾演的傑克跟我想的不一樣,我想的傑克更神經質、更粗樸一點,而蓋倫霍爾表現出的氣質非常敏感、細膩。希斯的表演則是沒辦法形容的,他陷入故事那麼深,比我還深,他對角色的演繹深入骨髓。李安在電影里加入了他自己的思慮,都加得很有必要。
記者:你的小説裏大部分主角都是男性,你是故意為之,抑或是故事發展的需要?
普洛爾:有幾個原因。首先是因為我的故事都發生在鄉間,鄉間的勞動分工比較分明,就是男耕女織型的,男性在外面,碰到有意思的事的機會比較多。因此我的故事自然就傾向於以男性為主角。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家有五姐妹,我是最大的,從小我就一直希望有兄弟。再有就是我喜歡男人,所以我著筆多為男性。
記者:你覺得這個故事算不算驚世駭俗?
普洛爾:我希望開一個頭,大家開始討論一直絕口不提、實際上深埋心裏的話題,形形色色的話題。全世界都應該打破沉默。我希望在大家看完電影以後,社會通過溝通慢慢變得寬容。人們只是滿腔同情地走齣電影院也好,這畢竟是個愛情故事。有人把這個故事形容為既大氣也小家子氣,我很同意。這是個古老的故事,我們已經聽過很多很多遍。
記者:有沒有什麼組織跟你聯絡?
普洛爾:開始我也以為會有,但書出來以後只是一片死寂。倒是收到不少同性戀者的來信,他們給我講的一些故事令人心碎。這些年,這樣的來信斷斷續續一直都有,一些人寫道:“完全就是我的過去。”有一位父親寫得挺感人:“到現在我才明白我兒子是怎麼過來的。”我知道很多非同性戀者也喜歡這電影。 編譯:張璐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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