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三年舊曆九月初一以前,還沒有我這個人。我呱呱墜地,是在中山(那時叫香山縣)石岐的一家讀書人家。那時已是民國,沒有留辮子。
父親參加過辛亥革命,坐過牢,我自己也繼承這個光榮傳統——坐過牢,不過不是為了革命,而是被十年浩劫中的反革命硬指為“反革命”,如果按照“否定之否定”定律,被反革命指為“反革命”就是革命的話,那我一生最革命的,就是這一次。
我的童年都在香港。只念過幾年私塾、小學,中學畢業再念一年英文,就結束了我的求學時代——不,一九四九年我初到北京,參加過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一年多的學習。於是,我每次填寫履歷,都堂而皇之地寫“大學程度”了。
十九歲到上海,在我父親認識的一位大人物的庇護下,我一半搞漫畫和編輯《小説半月刊》(大眾出版社出版);一半過著買舊書、上館子、坐舞廳的小官生活。我不會跳舞、抽煙和打麻將,但舞廳外頭的一種小博具——吃角子老虎,卻“吃”了我不少錢。那時也結識不少文藝美術界的朋友。上海是個租界,新舊文化都容易吸收,於是,我開始在文藝海中游來游去。
其後跟著大人物回廣東,抗日戰爭已經開始。除了公務之外,和《救亡日報》的夏公(夏衍同志)、葉靈鳳、鬱風等來往,抗戰時期文化人生活窮,於是文明路一家馬肉米粉店,就多數是我付錢,叫做“拋出龍洋”。
廣州被日寇侵佔,我曾一度到香港,然後一住重慶八年,除了“躲警報”(敵機侵襲)就是辦公。那時開始想到人生,想到國家民族的許多問題。也亂七八糟地讀了些書。抗戰初期學寫散文是葉靈鳳教的,他説:“寫散文並不神秘,你看到的、感覺到的,用你自己覺得最恰當那句話説出來——寫文章就是在紙上説話。”寫詩和學點書法,也是在戰時重慶開始的,那時年輕,精力充沛,看不慣官場生活,看不慣大後方的腐朽生活,但是又不能不看,於是就躲進文藝這個圈子裏頭尋找安慰,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我的生活都有兩重性。抗戰勝利回到南京、上海,當了幾年不大不小的簡任官,簡任官已經有特權,可以用計放走幾個平日常來往而後來被追蹤的文化界朋友。
一九四九年到了北京,一住至今,恰是四十年整。由於阿英同志的鼓勵,我對中國美術史的研究大感興趣,出版過《美術欣賞》、《畫家徐悲鴻》、《八大山人傳》、《古美術雜記》以及篇幅較多的《吳道子事輯》等著作;也出版過《貨郎集》、《敬惜字紙》等散文。少壯不努力,老大“加點”油,這比“徒傷悲”積極一點。但是合指一算,這四十年間,當“運動員”至少十五年,當“學習員”也有四五年,“流光容易把人拋”,拋去一半了。
近百年來,國家民族的災難,知識分子往往首當其衝,這是歷史使命。在個人來説,“到火熱的鬥爭中擴,正是經受千錘百煉、把自己的人生境界提高的機緣。所以我沒有什麼怨尤。
我也沒有什麼嗜好,音樂會之類偶然參加,那是為了陪愛人、充風雅的原故,我本身則是個“音盲”。書法是早年就受鄧爾雅先生教導的,一直就喜愛。此外是讀書,拉拉雜雜的什麼書都讀。如果要我再舉出些嗜好的話,那就是饞,愛吃肥肉,為此經常受到孫女妍妍的黃牌警告。
下面抄錄一點刊物上發表過的“簡介”:
黃苗子現任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文聯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常務理事,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職務。
黃苗子(按:這裡應加“在八十年代以後”七字)的書法作品每年均參加全國書法家協會展出,其他全國性巡迴展數十次。一九八一年以來,數度赴日本進行書法交流、展覽;赴澳大利亞各大學及美術館舉行書法講座,並多次應邀在香港講學及舉辦展覽。
四十年來,在偉大的黨的領導下工作和學習,我寫過無數次自傳,這些自傳,照例是先寫階級成分、個人出身等等,照例收入個人的“檔案袋”中作為“政審”根據的。無數次的重復,原是清楚的事後來也變糊塗了。這篇自傳,則是為了出版我的詩集《牛油集》,由編者讓寫的,可能是生平第一次自己寫的自傳了,讀者肯定不滿意,那麼,等到八十歲以後,再學夏衍老人一樣,去“懶尋舊夢”吧。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四日
《黃苗子藝術隨筆》黃苗子 著 浙江文藝出版社
中華讀書網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