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三年舊曆九月初一以前，還沒有我這個人。我呱呱墜地，是在中山（那時叫香山縣）石岐的一家讀書人家。那時已是民國，沒有留辮子。

     父親參加過辛亥革命，坐過牢，我自己也繼承這個光榮傳統——坐過牢，不過不是為了革命，而是被十年浩劫中的反革命硬指為“反革命”，如果按照“否定之否定”定律，被反革命指為“反革命”就是革命的話，那我一生最革命的，就是這一次。

     我的童年都在香港。只念過幾年私塾、小學，中學畢業再念一年英文，就結束了我的求學時代——不，一九四九年我初到北京，參加過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一年多的學習。於是，我每次填寫履歷，都堂而皇之地寫“大學程度”了。

     十九歲到上海，在我父親認識的一位大人物的庇護下，我一半搞漫畫和編輯《小説半月刊》（大眾出版社出版）；一半過著買舊書、上館子、坐舞廳的小官生活。我不會跳舞、抽煙和打麻將，但舞廳外頭的一種小博具——吃角子老虎，卻“吃”了我不少錢。那時也結識不少文藝美術界的朋友。上海是個租界，新舊文化都容易吸收，於是，我開始在文藝海中游來游去。

     其後跟著大人物回廣東，抗日戰爭已經開始。除了公務之外，和《救亡日報》的夏公（夏衍同志）、葉靈鳳、鬱風等來往，抗戰時期文化人生活窮，於是文明路一家馬肉米粉店，就多數是我付錢，叫做“拋出龍洋”。

     廣州被日寇侵佔，我曾一度到香港，然後一住重慶八年，除了“躲警報”（敵機侵襲）就是辦公。那時開始想到人生，想到國家民族的許多問題。也亂七八糟地讀了些書。抗戰初期學寫散文是葉靈鳳教的，他説：“寫散文並不神秘，你看到的、感覺到的，用你自己覺得最恰當那句話説出來——寫文章就是在紙上説話。”寫詩和學點書法，也是在戰時重慶開始的，那時年輕，精力充沛，看不慣官場生活，看不慣大後方的腐朽生活，但是又不能不看，於是就躲進文藝這個圈子裏頭尋找安慰，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我的生活都有兩重性。抗戰勝利回到南京、上海，當了幾年不大不小的簡任官，簡任官已經有特權，可以用計放走幾個平日常來往而後來被追蹤的文化界朋友。

     一九四九年到了北京，一住至今，恰是四十年整。由於阿英同志的鼓勵，我對中國美術史的研究大感興趣，出版過《美術欣賞》、《畫家徐悲鴻》、《八大山人傳》、《古美術雜記》以及篇幅較多的《吳道子事輯》等著作；也出版過《貨郎集》、《敬惜字紙》等散文。少壯不努力，老大“加點”油，這比“徒傷悲”積極一點。但是合指一算，這四十年間，當“運動員”至少十五年，當“學習員”也有四五年，“流光容易把人拋”，拋去一半了。

     近百年來，國家民族的災難，知識分子往往首當其衝，這是歷史使命。在個人來説，“到火熱的鬥爭中擴，正是經受千錘百煉、把自己的人生境界提高的機緣。所以我沒有什麼怨尤。

     我也沒有什麼嗜好，音樂會之類偶然參加，那是為了陪愛人、充風雅的原故，我本身則是個“音盲”。書法是早年就受鄧爾雅先生教導的，一直就喜愛。此外是讀書，拉拉雜雜的什麼書都讀。如果要我再舉出些嗜好的話，那就是饞，愛吃肥肉，為此經常受到孫女妍妍的黃牌警告。

     下面抄錄一點刊物上發表過的“簡介”：

     黃苗子現任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文聯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常務理事，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職務。

     黃苗子（按：這裡應加“在八十年代以後”七字）的書法作品每年均參加全國書法家協會展出，其他全國性巡迴展數十次。一九八一年以來，數度赴日本進行書法交流、展覽；赴澳大利亞各大學及美術館舉行書法講座，並多次應邀在香港講學及舉辦展覽。

     四十年來，在偉大的黨的領導下工作和學習，我寫過無數次自傳，這些自傳，照例是先寫階級成分、個人出身等等，照例收入個人的“檔案袋”中作為“政審”根據的。無數次的重復，原是清楚的事後來也變糊塗了。這篇自傳，則是為了出版我的詩集《牛油集》，由編者讓寫的，可能是生平第一次自己寫的自傳了，讀者肯定不滿意，那麼，等到八十歲以後，再學夏衍老人一樣，去“懶尋舊夢”吧。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四日

    《黃苗子藝術隨筆》黃苗子 著 浙江文藝出版社

    中華讀書網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