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徐滇慶教授有一點緣分：我和他都師從張培剛教授。1949年我進入武漢大學經濟係，成為張培剛老師的第一批學生中的一個，而徐滇慶則是張老師文革後在華中理工大學指導的第一個研究生。學長與學弟之間有一種親切感。他要我為他的書寫序，我自然很樂意。我為他的書寫序這是第二次。第一個序是為《國際貿易、稅制與經濟改革策略》一書而寫的。目前這個序是為《世界格局與中國經濟發展策略》一書而寫的。兩本書的內容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主要是關於國際貿易的部分。為寫這篇序我花了整整兩天時間讀了全部書稿。要寫序當然得先讀這本書，而在讀此書時，我為其內容所吸引，即使不為了寫序，我也會把它讀一遍。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已近20年，開放也是一種改革，是在對外經濟關係上的改革。改革開放的成績是巨大的，其影響之深遠更是怎樣估計也不為過的。我想，成就之一是觀念上的（包括理論上的）轉變，而觀念上的轉變其影響就更加深遠了。如果把文革前、文革中的種種觀念與現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觀念作一比較，人們會大吃一驚：那時怎麼會有這樣荒唐可笑的觀念，而且居然會為大家普遍所接受、所奉行。例如，把出口資源説成是賣國，是“把我國變成國際資産階級的原料供應地”，出口石油是“把資本主義世界的能源危機轉嫁到中國人民的頭上”，把引入外國資本看作是“接受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輸出”，是“引狼入室”，會把我國淪為“帝國主義國家的投資場所”，引進技術則是“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把美國的化肥設備裝到大慶，是給大慶抹黑”，進口船隻的“每一塊鋼板都散發著資産階級的臭氣”，等等。同樣，在改革開放前，外國人對中國也有許多偏見，也有許多荒唐可笑的觀念，在他們的心目中，中國人成為一群藍色的螞蟻或者是青面獠牙的魔鬼。
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觀念變了，外國人對中國的看法也變了。這是了不起的變化。而且中國自己還在變，外部世界也還在變，雖然我們的觀念已經有了巨大的變化，但也還得隨著自己的國家和外部世界的變化進一步改變。這樣才能擺正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謀取自己的正當利益，適應世界的變化，與外部世界建立恰當的關係，為自己的發展制定恰當的策略，以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
還需看到，事物是複雜的，人們的觀念也是複雜的，即使是荒唐可笑的、似是而非的觀念，往往也會在不同的場合，以不同的（甚至相同或相似的）形式再度出現。例如，不久前，面臨一些外國大公司進入我國，一些産品的大部分市場被它們的品牌所佔領，我國的企業和國産品牌被擠出市場，一股民族主義的情緒抬頭了，有些人憤激地驚呼：“若干年後中國的經濟最終會淪為‘殖民地經濟’，”提出要“築成一座捍衛民族、捍衛尊嚴的傲世長城”，“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有的人則要求：抵制洋貨！同樣，國外也有一些人至今抱著對中國的偏見不放，不時想製造摩擦。1996年我到美國的國會訪問時，就有某個參議員叫嚷：“我們就是要遏制中國！”“中國要是對台灣動武，我們就把軍隊開過去，讓所有的美國公司撤出中國！”在蘇聯瓦解後，美國失去了死敵，有些人就把中國樹立為敵人。他們對中國的無知達到驚人的程度，也正像中國人中有些人對美國極端無知，叫喊“打倒美利堅”一樣。
當前的世界不要説與上個世紀的世界有了根本的變化，而且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與三四十年前的世界也有了根本的變化，甚至與一二十年前的世界也有了相當大的變化。不談別的，僅僅電腦網路的發展，就給世界帶來了多麼深刻的變化！人類已經進入了資訊時代，而這一切還只是開始。人們已經提出了“知識經濟”的概念。有了實物資本、貨幣資本、人力資本，資訊不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資本？隨著新技術、新産業的突飛猛進，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各國的經濟正迅速地互相融合，越來越緊密地互相依存。除非把自己完全封閉起來（實際上已經不可能），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離開其他國家而存在和發展，不受國際經濟變化的影響。試看，泰國發生的一場金融風暴，竟會對東南亞、東亞那樣多的國家和地區造成巨大衝擊，甚至把他們捲入進去，而且對美國、歐洲各國也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這是以往所想不到的，甚至幾年前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時也想不到的。
因此，當今正確認識世界，也即正確認識一國經濟的外部環境，比任何時候都重要，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制定恰當的發展策略。這對於中國來説更是特別重要的。徐滇慶教授的這本書就是為此而寫的。他在書的前言中提出了四個問題：
中國的位置在哪？
中國的利益在哪？
中國需要的是什麼？
為什麼説時間在中國這一邊？
實際上書中涉及的問題遠不止這四個。他試圖通過研究來回答這些問題。這當然是很有意義的。
這本書涉及的面較寬。作者主要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探討這些問題的。在絕大部分章節，作者都運用經濟學的理論對相關問題進行分析。這是很必要的。因為，許多問題只有提高到理論高度並加以論證，才能把問題説得透徹，而不流於就事論事，而且只有理論上説透徹了，才不易於在形勢發生變化後在觀念上、行為上發生搖擺。例如，為什麼中國要實行對外開放？這就必須運用“資源稟賦理論”來論證。只有在理論上弄清楚了，才會真正懂得為什麼必須實行對外開放，開放有什麼好處？封閉有什麼壞處？才不至於看到外國資本在中國賺了錢（指通過正當途徑賺了錢）而忿忿不平，才不至於看不到雖然外國人賺了我們的錢，而我們也得到了好處。又如經濟民族主義為什麼不對？本書對李斯特的保護貿易理論、普萊維什的中心——週邊理論、伊曼紐爾的不平等交換理論作了評述，指出經濟民族主義的錯誤及其危害。而我國一些人的“經濟民族主義”情緒恰恰是與錯誤的“中心——週邊理論”、“不平等交換理論”一脈相承的，並且是對李斯特的保護貿易理論的誤解。當然，不只是在中國有一些人奉行經濟民族主義，其他國家包括發達國家，也有人奉行經濟民族主義。在當今的國際經濟關係中，經濟民族主義同樣是有害的。除了經濟民族主義外，還有經濟霸權主義，這也是在國際經濟關係中經常遇到的。經濟霸權主義也有一套理論作為其支援。確實也有過少數國家充當過經濟上的霸主國，或者企圖佔據霸主國地位，或者推行其經濟霸權主義政策。經濟霸權主義既然有其理論的支援，對它也必須從理論上加以剖析，才能正確地對待。
對於世界格局與中國經濟發展策略的論述，只是著眼于經濟和經濟理論的分析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係錯綜複雜，經濟問題更涉及到政治關係，往往還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影響，特別是發展策略的制定更不能僅僅囿于經濟關係。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係不僅是經濟上的較量，而且也是政治上的較量，單純用經濟學家的眼光難以把錯綜複雜的經濟關係看得很透徹，更難以據此制定正確的應對策略。本書的作者是一位經濟學家，但讀過此書後令人想到他也是一位政論家，他對許多經濟問題的分析，不僅運用經濟學家的眼光，而且也運用政論家的眼光。例如，關於雅爾塔協定問題、美中關係問題、美國的稱霸策略問題、台灣問題等，作者除了有深刻的經濟分析以外，也有許多政論家的睿智的分析。所以，這本書並不僅是一本經濟著作，而且是一本政論著作。
這本書是寫給中國人（大陸、港、澳、台灣和海外的中國人）看的，但也是寫給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人看的。因為，在國際經濟關係中了解是相互的，要增進了解，就得消除彼此的誤解。在有些方面，美國人對中國的誤解遠甚于中國人對美國的誤解。國與國之間産生誤解不可避免，除了資訊隔絕的原因外，文化差異是一個重要原因，而消除文化差異引起的誤解，比消除資訊隔絕引起的誤解要難得多得多。本書作者是在中國長大的，又在美國和加拿大學習工作多年，對中國與美國在文化上的差異以及由此引起的誤解了解得比較清楚。在這本書中，有不少人的誤解，經他一點撥就會令人恍然大悟。當然，這一點撥是以對問題的深入分析為基礎的。為了促進中國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經濟關係的順利發展，需要有更多的人像徐滇慶教授那樣作溝通的工作以消除誤解、促進了解。
這本書是以流暢的甚至頗有風趣的文筆寫的，這使得枯燥的理論分析富有情趣，讀來引人入勝。
當然，我還想指出，這本書也有值得補充之處。在談到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時，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不可不談。作者對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談得較多，對世界貿易組織只是簡單地提到了，這是不夠的。另外，對歐洲共同體也談得過於簡單，須知僅僅歐元的推出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影響就值得重視。中國的對外經濟關係、對外貿易必須多元化，發展與歐洲共同體的經濟關係相當重要。還有香港回歸後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影響，也應有所分析。當然，不可能要求作者在一本書中涉及許多問題。如果在上述方面多著點筆墨，本書就更加充實了。
新華書店1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