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交，東亞國際社會中有兩個引人注目的動向：一方面是日韓、日中確立面向21世紀的夥伴關係的和日朝談判的積極意願營造出祥和的國際政治氣氛，表明瞭繼續以政治主義、經濟主義的價值取向超越歷史認識分歧的國家外交努力；另一方面，是中、韓等國的戰爭受害者在與日本方面交涉失敗之後到美國提起跨國訴訟推動民間索賠潮流的高漲，暗示著堅持個人權利立場的受害者的賠償要求仍然是橫亙在民族和解進程中難以克服的障礙。當日本侵略戰爭受害國的國家意志和民間訴求之間呈現某種緊張的時候，日本人的戰爭責任意識自然又成為東亞學術界和社會輿論所關注的問題；因為日本在將來如何面對民間索賠運動帶來的政治刺激和經濟要求，是與其國民的戰爭責任意識狀況直接聯繫著的。
日本NHK廣播文化研究所《廣播研究與調查》雜誌2000年9月號刊登了5月中旬進行的題為《日本人的戰爭》的輿論調查結果。對於調查的首問“説到戰爭你首先想到的是哪一場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越南戰爭”、“海灣戰爭”、“前南斯拉伕民族糾紛”等選項中，選擇“第二次世界大戰”者佔73％；可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記憶仍然存活在日本人的精神之中。而對於第二設問“戰爭形象”，也有70％左右的被調查者選擇“悲慘”和“原子彈轟炸”；這表明，雖然戰後發生了多次牽動全球的國際戰爭，包括展示了驚人的高科技武器的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但日本人心目中的戰爭形象仍然來自本民族的受害體驗。關於亞洲 太平洋戰爭的性質，肯定承認是日本對亞洲鄰國侵略的有51％；關於國民的戰爭責任，有43％的被訪者認為“當時的國民是政府、軍部發動戰爭的受害者，沒有責任”，認為“在結果上看當時的國民與政府、軍部合作，從這個意義而言是加害者，有責任”者僅佔29％；關於戰後世代的戰爭責任以及反省、賠償問題，50％的人認為應當繼續解決戰爭遺留問題，近80％的人認為日本還沒有進行充分的反省和賠償。由此可以判斷：大致有半數的日本人要麼不承認戰爭的侵略性質，要麼回避深刻反省歷史和思考戰爭責任問題，也就是説，肯認侵略戰爭和承擔戰爭責任與否這兩種對立的戰爭認識和戰爭責任意識在日本社會中處於勢均力敵的抗衡狀態，而在具體、實際的反省和賠償問題上則仍不失基本的道德倫理感或法律義務感。
正如亞洲鄰國包括日本的一些學者所經常批評的，戰後日本政府基本上採取回避戰爭性質和戰爭責任問題的政策，而國民大眾的歷史記憶中也總是充滿著受害體驗。那麼，是什麼因素影響著日本人戰爭責任意識的變化呢？
如果對照一下既往的輿論調查數據就可以發現，從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人的戰爭責任意識狀況沒有發生大的變化。根據NHK在1982年10月、1987年10月、1994年12月進行的三次調查，持“侵略戰爭”認識者均是50％左右；1993年9月每日新聞社的調查亦表明，承認侵略戰爭並同意為此給受害者金錢賠償的比例大致是50％。而相反，在60年代和70年代進行的輿論調查就與上述結果有很大的差異。例如，共同通訊社1967年6月實施的調查設問：“日本與中國進行了戰爭，對此你有何看法？”選擇“做了壞事”的被調查者僅佔17．1％；即使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運動高漲時期的1972年4月，日本輿論調查會進行的同樣設問的調查中，認為日本“做了壞事”者也只有26．4％。在中日復交以後，田中角榮首相仍公然回避日中戰爭的侵略性質和為殖民統治辯護，但沒有引起輿論的反應，可見日本社會戰爭責任意識之淡薄。
一般説來，中國是日本侵略戰爭的主要對象國和最大受害國，結束戰爭狀態、恢復邦交這種中日關係史上的轉折性事件會給日本一個直面戰爭責任的機會。然而，日本政府利用當時中國的外交孤立和台灣問題，沖淡了復交談判的戰後處理性質，即使中國政府表示“為了友好”而放棄賠償要求，仍不肯承認侵略戰爭罪行並道歉；中國則予以默許。對此，日本學者吉田裕評論説：“使日本政府最終作出決斷要恢復日中邦交的主要是美國政府的政策轉換這一外在因素。即便在輿論中，基於獲取市場這种經濟主義動機和‘落後於世界大勢’這種無主體性動機的邦交恢復論也是根深蒂固的。再者，以這個問題為契機，日本的戰爭犯罪、戰爭責任問題等在大眾傳媒和言論界受到很大關注，但其論調常常具有把中國共産黨的路線絕對化的傾向，這對於日本人戰爭觀的發展來説則成了很大的負面因素。……總之，日中邦交的恢復並沒有成為戰爭責任論發展的契機。”可以説，侵略戰爭受害國的對日交涉姿態構成的政治環境和輿論導向直接影響著日本人的戰爭責任意識，政治主義和經濟主義動機下的復交行動模糊了復交過程本來應具有的歷史意義。既然雙方沒有共同以公開的政治或法律程式正視並清算戰爭罪行，也就為後來歷史認識的衝突預留了曖昧的話語空間。
而到80年代以後，日本人的戰爭責任意識之所以發生明顯的積極變化，是因為1982年夏天發生了日本文部省審定歷史教科書引起中國、南韓政府嚴厲批判的事件。日本文部省要求教科書中對“侵略”的記述改為“進入”，把朝鮮的民族獨立運動改為“暴動”；但在教科書審定問題國際化的強大壓力之下，日本政府不僅表示要糾正有關表述，而且文部省大臣小川平二作為現職閣僚第一次在國會承認日中戰爭是“侵略戰爭”。不久，新上任的中曾根首相也作出了承認“侵略戰爭”的發言。進入90年代以後，由於南韓、中國、菲律賓、荷蘭等國的慰安婦、勞工以及戰俘相繼提出要求日本賠償的訴訟受到日本市民組織的關注和支援，日本社會得以直接而公開地面對作為加害者的責任問題，共通的道德感和人權觀念促使日本人的戰爭責任意識強化起來。
由此可以看出一個影響日本人戰爭責任意識的基本圖式，那就是嚴峻的國際政治環境尤其是中國、南韓的政治姿態迫使日本政府承認侵略戰爭罪行，直接的賠償要求使日本處於無可辯解的被告地位，從而推動整個日本社會的思想意識結構發生變化。不過，由於這種變化在政治層次上是實用主義哲學支配的政策轉變，日本政府大體承認戰爭責任並表示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謝罪，是為了緩解外交壓力和服從於作為“政治大國”在亞洲地區發揮領導作用的需要，而不是日本人歷史認識的深化；因此，當國際環境和日本國內的政治生態變化的時候，日本社會對戰爭責任問題的思考就會停滯或發生反動。90年代，隨著東西方冷戰體制的崩潰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政治失敗，中國的大國外交尤其是中美關係遇到困難，而日本的國際政治地位則因為它熱衷於軍事性國際貢獻得到了強化。在日本國內，追求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新保守主義思想成為主流，革新政黨保守化、日本政治右傾化導致了日本社會思潮的“總體保守化”，反省歷史和正視戰爭責任的思想遇到了頑固的民族主義情緒障礙；於是，日本人對來自中國、南韓在歷史問題上的批判産生感情性的抗拒，這其中孕育著轉化為偏狹的、攻擊性的民族主義的可能性。像日本社會中的所謂“厭華情緒”，政治家們種種的“妄言”、“失言”，輿論對政府表示“反省”、“謝罪”的不滿等等，都是社會思想右傾化和向民族主義回歸的表徵。反映在輿論調查結果上，就是日本人的戰爭責任意識在近十幾年間沒有發生顯著的積極性變化，從今年的調查結果看，反而是對設問答以“不知道”的“無關心派”的比例明顯上升了。
日本社會對戰爭責任問題思考的“停滯”狀態給戰爭受害國的外交能力和政治方向感提出了新的考驗，尤其是在具有不可置疑的道德合法性的民間索賠運動得到日本市民組織的支援以至美國方面司法幫助的背景之下。這同時也是對日本的政治智慧和思想能力挑戰，因為它也面臨著一個包含經濟利益、政治代價和文化後果的複雜關係的巨大難題。但無論東亞國家的政治傢具有如何卓越的政治技巧和駕馭局面的能力，倘若面向21世紀的國家間關係事實上抑制或泯沒了民間索賠運動，在德國、奧地利就二戰受害的勞工、戰俘賠償問題相繼與有關國家達成協定的比照之下，東西方政治、文化的光彩會自然形成強烈的反差。而且在如今資訊化的時代，有可能轉化成政治、文化意義的認同問題──至少對於戰爭受害者群體和支援者組織而言，強調地域、傳統或信仰特色比如所謂“亞洲價值”之類的爭辯，即使能理解，恐怕再也難以説服他們去認同。或許，“文明的衝突”還沒有發生在可辨識的地理“斷層線”之前，就已經發生在他們的精神世界之中了。
光明書評網1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