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孔子及其思想有效地影響人世間的時候起，對於真孔子與假孔子的探討和爭論就開始了。真、假孔子的爭論，有時緣起于維護孔子，有時則起因于反對孔子。章學誠斷言：“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賢者各得其所長，不肖者各誤于所似。”（《文史通義》）具體説來，之所以出現真、假孔子爭議的原因很複雜，但總括起來不外乎三種情形，一曰才智有限；二曰有意利用甚至歪曲；三曰純粹的其他目的。孔子思想從孔子弟子時就有所變化和不同，所謂“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漢書 藝文志》）孔子弟子才智與志向不同，致使流傳後世的孔子思想出現歧義。此可謂因為才智所限而出現了真假孔子。到了宋代，宋明理學為取得思想獨尊的地位，利用傳統的儒學，結合當時盛行的佛、道思想，闡發出一套新的形而上學體系，但是，在這個體系中，孔子思想卻處於被利用甚至被歪曲的境地。另外，從漢武帝時代起，孔子思想就被當政者從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角度加以利用；在近現代，孔子思想又因為國勢和文化的原因屢遭批判。
那麼，究竟有沒有真、假孔子的區別？如果有這種區別，人們又應該從何著手加以區分呢？在這方面，美國知名漢學家顧立雅（HerrleeGeorgeCreel）所著《孔子與中國之道》（ConfuciusandtheChineseWay）就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並取得了非常可觀的成就。事實上，自從出現了真、假孔子的爭論，就有人不斷地試圖對此加以區分。但是，因為做這種區分的人士本身或者是儒家中人，或者是儒學的反對者，所以，對孔子思想有既成的看法，他們的區分往往不得要領，並且經常是把問題弄得更加複雜。同時，由於時代所限，他們的區分工作並沒有合理的和科學的方法加以指導，致使其結論總是相互矛盾，令人失望。
《孔子與中國之道》成書于20世紀40年代，後在60年代又加以修訂。在這期間，中國的傳統思想和傳統學問本身已經深受西方近現代科學方法和觀念的影響，使得傳統的研究之道大有改進；同時，顧立雅本人又是地道的西方學者，雖然他在這部書中明確表達了對孔子及其思想的總體上的景仰，但這與傳統意義上的衛道士心態卻有本質上的不同。另一方面，在顧立雅致力於孔子思想研究的年代，正是海外漢學中心由歐洲和日本逐漸向北美展開的時代，他本人不僅具有深厚的漢學功底，而且與同一領域的當時中國的知名學者多有往來，對他們最新的學術成果也多有了解和接受。有了以上的背景和基礎，不僅使得顧立雅的孔子研究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也使他的有關著作，特別是《孔子與中國之道》，成為孔子研究領域的漢學名著，至今還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重視。
在這部著作的“自序”中，顧立雅明確説出，他寫作此書的主要目的，就是努力使人們對於真孔子的理解有所進展。為了盡可能地接近真孔子，他把自己依據的原始材料限定在漢代以前，並把孔子時代之前的典籍和《論語》作為最主要的根據。在研究方法上，對於有關孔子的記載，包括漢代以後的材料，顧立雅不僅注重此類材料本身，而且更著力於探討存在於它們背後的著作者的主導思想。對於孔子本人的言論和行為，顧立雅既有依據有關材料的考證，更輔之以深入的個人心理的分析，以使孔子的言行更具連貫性，更令人信服。
那麼，真孔子的形象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呢？也許最好的回答方式不是對真孔子的正面描繪，而是對假孔子的徹底揭露。正如上文所述，孔子去世後不久，孔子弟子之間就出現了思想分歧，致使由弟子描述出來的孔子的形象開始變得模糊起來。根據顧立雅的觀點，到了戰國時代，因為孔子獲得了相當的知名度，所謂的諸子百家就開始利用孔子及其思想來做文章，這可以説是別有用心的進行孔子的造假活動的真正開始。在秦朝，許多末流儒生也利用孔子思想與秦帝國的苛政作對抗，於是孔子又成了封建分封制的擁護者。
在顧立雅看來，孔子思想所遭遇到的最深重的災難開始於漢武帝的時代。由於正統的儒生敢於批評政治現實，漢武帝不得不以威逼利誘的手段化解儒生的這股力量。從最終的結果來看，利誘的手段更見效，那就是所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表面實現。對於這種表面上的“凱旋”，漢武帝的大臣司馬遷在當時就已識破，所以，顧立雅認為，在《史記 孔子世家》中，司馬遷（也許還有其父司馬談）對孔子及其思想予以了盡情的嘲諷。比如説，在這篇最早的孔子傳記中，時間順序極其混亂，孔子的行為非常乖張，所引述的孔子的言論並非孔學的精粹。然而，就是這樣一幅假孔子的圖像，卻成為後世了解和研究孔子生平的基本依據。從此以後，更多的人開始近乎隨心所欲地理解和敘説孔子的思想，宋明理學的出現使這一進程達到了登峰造極。
顧立雅在《孔子與中國之道》中斷言，宋明理學是孔子所不能理解的；諸多宋明理學家所闡述的孔子思想也是孔子不會認可的。在顧氏看來，首先對於上述結論作出理性分析和系統評説的是明代在中國傳教的西方耶穌會士。出於傳教的目的，耶穌會士們反對流行在那個時代的儒學，認為這種儒學充滿了迷信思想和知性謬誤，主張返回到真孔子那裏。結果是，耶穌會士把他們所認為的真孔子及其思想廣泛地傳佈到歐洲，使當時歐洲的許多有識之士深受啟發和鼓舞，因此，顧立雅認為，正是通過這種渠道，孔子思想對於歐洲的啟蒙運動産生了直接影響，並通過啟蒙運動影響了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
在《孔子與中國之道》問世的時代，雖然在中國孔子思想隨著皇權時代的結束而失去了所謂的正統地位，並且正遭受著前所未有的批判，但是，顧立雅還是充滿信心地認為，孔子思想必將繼續影響著中國和中國人民。現在看來，這一看法是可以站得住腳的。另一方面，《孔子與中國之道》也一直受到了學術界的好評，在整體上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顧立雅在這本書中的許多觀點，對現代歐美人士的孔子研究影響頗大。1975年第15版《新不列顛百科全書》和《美利堅百科全書》都把本書列為研究孔子與儒學的主要英文參考書。在李約瑟所著《中國古代科學思想史》中，當論及孔子和早期儒學時，主要引證的就是本書的有關觀點。在西方學者有關孔子及先秦思想史方面的著述中，本書通常都是主要參考書目之一。近年來，在國內學者的有關著述中，也經常有對此書的引證。儘管如作者引用《論語》的話説，他的這本書不免“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但是，隨著其漢譯本（大象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問世，《孔子與中國之道》必定會對學術界産生進一步的積極影響。
光明日報2000年1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