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作家 朱曉平
□文章(以下簡稱文)你的小説《桑樹坪紀事》當年被一致評價為“新時期文學”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被評價為“批判現實主義經典作品”。最近這部作品首次以《桑樹坪紀事》的名字公開出版,雖然處理低調,但在社會上還是引人注目。當年在寫作前後,你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和心態?
■朱曉平(以下簡稱朱):當年這篇作品構思和發表前後,正是所謂“文學解凍”之後不久。那時候人們的思想很活躍。之前,我插隊,當兵,當工人,沒讀過多少書,也沒有多少書可讓人讀。以後,我以初中的底子考上了大學,看到浩如煙海的書籍,深感渺小膚淺,就一頭扎進學院的圖書館裏。大學4年,大概讀了1000本以上的書。當然,不少只是瀏覽。因為我們知道得太少,有“惡補”的意思。書讀得很雜,讀小説很少,這大概也決定了《桑樹坪紀事》的紀實風格。
當時班裏有不少同學已經成名,不成名的也在積極活動成名。一些人基本上是課不聽書不讀,忙於寫作和發表。我因為沒有任何“業績”和這種冒傻氣的舉動,不得老師和同學的器重。沒有“業績”,按習慣意識,當然你就沒有資格説長道短。可我學理論,又喜歡評價別人。一次大家討論《班主任》等一批“轟動”作品,我的評價是:思想表層化,寫法還是“三突出”那一套。結果從同學到老師都説:你説別人的膚淺,你拿出點不膚淺的給我們看看啊!這話很刺激人。我心想:你就等著看吧!以後,突然的一場大病幾乎送命,讓我對“生存”又有了切身的體驗。之後,我就開始寫了。虛構了一個小社會“桑樹坪”。把在農村、部隊、工廠甚至大學和機關認識、理解的“農民”和“農民意識”融進去。先後寫了11個短篇小説,用其中7篇構成了以後10萬字的中篇《桑樹坪紀事》。文:你通過作品想説什麼?
朱:前面其實已經説了,我們的意識主流實際是“農民意識”。不管我們現在幹什麼,不管我們多麼“地大物博”,我們的“根”是植在一塊狹小保守的小土地上!這樣的“根”能開什麼花結什麼果就很自然了。我們要讓民族進步昌盛,應從什麼地方入手,也就很清楚了。
文:當年小説發表後很轟動,話劇、電影、電視劇、廣播劇都進行了改編……
朱:電影劇本剛寫完,電視劇剛拍完,話劇剛演出幾場,就分別趕上了不同的“政治環境”。不客氣地説,如果我的作品膚淺、表面化,大概會引起報章“爭論爭論”,我也可以借此轟動轟動,可惜,你想罵它都難找出罵它的理由,藝術真實猶如“紀實”。有一家大報發了一篇挺長的文章,意思是我站在“可憐和同情”的立場來寫,沒有魯迅先生那樣跟農村農民“平起平坐”的心態。跟魯迅先生放在一起論,高抬我了!因此,對我的影視作品,一直用“冷處理”方式,不了了之。作為一個作家,這就是最倒楣的事。
文:你目前的創作情況如何?
朱:我還在寫。《楊柳青依依》、《據點》、《大柵欄》、《熱的南方》……有些是寫了幾萬字就放下了,怕可惜了題材。可放一陣,準有類似的東西出來。夠不夠勁兒不説,起碼把這個題材先佔上了。按小心眼兒的話説,我再寫得如何也成“模倣”別人了。有例子:多年前曾跟當時作家出版社的一位編輯談過一個題材,他很支援。我又冒“傻氣”,想要寫就寫深刻一點,素材再翔實一些,思想再沉澱沉澱,反映“文革”整個時代。然後,就不停地跟人講這個故事。我習慣通過這種表述,豐滿和固定我的構思,把片段的精彩部分連綴完整。這樣一直講,一直講到別人類似的題材發表,一直講到類似的題材被一個大導演看上拍成電影而享譽國內外!我也就只好算了!現在主要精力就寫電影、電視劇。一年至少一個20集的,也就是説,至少30萬字。拍不拍、拍得好不好是人家的事。我當不了家。有人問,你這幾年幹什麼?幹什麼!寫了近500萬字!
文:能跟讀者談談你個人的情況嗎?當然不是“檔案”裏的情況。
朱:也挺簡單。16歲去插隊扛鋤頭;17歲當兵扛槍;23歲掄銼刀當工人;26歲又坐在了大學課堂裏。以後,當過機關裏的小官……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專業寫作。父母算高幹,卻遺傳給我一整套“農民”生活習性———不愛吃炒菜,愛吃“燉菜”。在家常蹲著吃飯、看電視,舒服!習慣熬夜。沒事一張舊報紙也要翻到夜裏兩三點。一天三包煙三錢茶葉。衣服鞋帽都是好牌子,穿在身上怎麼看都像借別人的。老婆還有幾分殘余姿色。兒子去年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學,一腦門子是電腦和歌手“科林斯”之類。
文:站在旁觀者和讀者的角度,你對當前文壇的看法和想法?
朱:站在這個角度就好説了。觀眾在看臺上可以大罵“臭腳臭球”,運動員要説“你小子踢個我瞧瞧”,那就是運動員沒涵養了。文壇的現狀有目共睹:被市場淘汰的人只剩下牢騷抱怨憤世嫉俗;能被商業包裝炒作推銷出來的,如魚得水般賣弄著小機靈小情調小感覺。文章也像冰箱彩電,晚一步立馬就沒了市場和讀者。結果相輔相成,讀者和作者都更沉不住氣了。每年都鬧一回“諾貝爾情結”。找一堆評不上的理由,什麼翻譯水準、政治歧視等等,就不想阿拉伯文難道比中文好翻譯?“諾獎”沒有什麼量化的標準,我認為它只憑感覺。至少讓人感覺到思想的深邃、學識的淵博和胸襟目光的闊大高遠。日本的獲獎者能嚴肅反思自己民族;南非的獲獎者至少沒有“白人種族”的意識;埃及的獲獎者至少是個真正意義上的學者型作家……我們的文壇多年來靠抖小機靈維持和支撐,“諾獎”恰恰只給那些呆氣十足的人。數年前去海外訪問開會,曾跟一位後來的獲獎者同住一套公寓。聊起國內文壇情況,對方一臉茫然。所言所語,好像交流十分困難。一個明顯的感覺就是“呆”!不是因為他後來獲獎了,我就因此肅然起敬了。至少我理解和清醒了一點,我們對國家民族政治、歷史、文化、社會等等方面的知識和思想認識,和街上“的哥”差不多一個層次。不同的只是,我們能用四六句和各種辭藻把這個層次的思想文字化,“的哥”只是口頭淋漓盡致宣泄一番而已!
文:《桑樹坪紀事》在當年反響很大,今天出版,能談談它的現實意義嗎?
朱:這就要感謝編輯和出版者。他們知道市場並不只需要“上朝”和“上床”的東西。至少,他們沒有誤解“我一天忙得要死要活,回家就想輕鬆輕鬆”的所謂“市場觀念”。至少,他們理解我出版這本書的現實意義是想告訴讀者,我們要想過上真正的好日子,每一步都不容易!
《中國請年報》2002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