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作家 朱曉平

    　 □文章（以下簡稱文）你的小説《桑樹坪紀事》當年被一致評價為“新時期文學”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被評價為“批判現實主義經典作品”。最近這部作品首次以《桑樹坪紀事》的名字公開出版，雖然處理低調，但在社會上還是引人注目。當年在寫作前後，你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和心態？

    　 ■朱曉平（以下簡稱朱）：當年這篇作品構思和發表前後，正是所謂“文學解凍”之後不久。那時候人們的思想很活躍。之前，我插隊，當兵，當工人，沒讀過多少書，也沒有多少書可讓人讀。以後，我以初中的底子考上了大學，看到浩如煙海的書籍，深感渺小膚淺，就一頭扎進學院的圖書館裏。大學4年，大概讀了1000本以上的書。當然，不少只是瀏覽。因為我們知道得太少，有“惡補”的意思。書讀得很雜，讀小説很少，這大概也決定了《桑樹坪紀事》的紀實風格。

    　 當時班裏有不少同學已經成名，不成名的也在積極活動成名。一些人基本上是課不聽書不讀，忙於寫作和發表。我因為沒有任何“業績”和這種冒傻氣的舉動，不得老師和同學的器重。沒有“業績”，按習慣意識，當然你就沒有資格説長道短。可我學理論，又喜歡評價別人。一次大家討論《班主任》等一批“轟動”作品，我的評價是：思想表層化，寫法還是“三突出”那一套。結果從同學到老師都説：你説別人的膚淺，你拿出點不膚淺的給我們看看啊！這話很刺激人。我心想：你就等著看吧！以後，突然的一場大病幾乎送命，讓我對“生存”又有了切身的體驗。之後，我就開始寫了。虛構了一個小社會“桑樹坪”。把在農村、部隊、工廠甚至大學和機關認識、理解的“農民”和“農民意識”融進去。先後寫了11個短篇小説，用其中7篇構成了以後10萬字的中篇《桑樹坪紀事》。文：你通過作品想説什麼？

    　 朱：前面其實已經説了，我們的意識主流實際是“農民意識”。不管我們現在幹什麼，不管我們多麼“地大物博”，我們的“根”是植在一塊狹小保守的小土地上！這樣的“根”能開什麼花結什麼果就很自然了。我們要讓民族進步昌盛，應從什麼地方入手，也就很清楚了。

    　 文：當年小説發表後很轟動，話劇、電影、電視劇、廣播劇都進行了改編……

    　 朱：電影劇本剛寫完，電視劇剛拍完，話劇剛演出幾場，就分別趕上了不同的“政治環境”。不客氣地説，如果我的作品膚淺、表面化，大概會引起報章“爭論爭論”，我也可以借此轟動轟動，可惜，你想罵它都難找出罵它的理由，藝術真實猶如“紀實”。有一家大報發了一篇挺長的文章，意思是我站在“可憐和同情”的立場來寫，沒有魯迅先生那樣跟農村農民“平起平坐”的心態。跟魯迅先生放在一起論，高抬我了！因此，對我的影視作品，一直用“冷處理”方式，不了了之。作為一個作家，這就是最倒楣的事。

    　 文：你目前的創作情況如何？

    　 朱：我還在寫。《楊柳青依依》、《據點》、《大柵欄》、《熱的南方》……有些是寫了幾萬字就放下了，怕可惜了題材。可放一陣，準有類似的東西出來。夠不夠勁兒不説，起碼把這個題材先佔上了。按小心眼兒的話説，我再寫得如何也成“模倣”別人了。有例子：多年前曾跟當時作家出版社的一位編輯談過一個題材，他很支援。我又冒“傻氣”，想要寫就寫深刻一點，素材再翔實一些，思想再沉澱沉澱，反映“文革”整個時代。然後，就不停地跟人講這個故事。我習慣通過這種表述，豐滿和固定我的構思，把片段的精彩部分連綴完整。這樣一直講，一直講到別人類似的題材發表，一直講到類似的題材被一個大導演看上拍成電影而享譽國內外！我也就只好算了！現在主要精力就寫電影、電視劇。一年至少一個20集的，也就是説，至少30萬字。拍不拍、拍得好不好是人家的事。我當不了家。有人問，你這幾年幹什麼？幹什麼！寫了近500萬字！

    　 文：能跟讀者談談你個人的情況嗎？當然不是“檔案”裏的情況。

    　 朱：也挺簡單。16歲去插隊扛鋤頭；17歲當兵扛槍；23歲掄銼刀當工人；26歲又坐在了大學課堂裏。以後，當過機關裏的小官……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專業寫作。父母算高幹，卻遺傳給我一整套“農民”生活習性———不愛吃炒菜，愛吃“燉菜”。在家常蹲著吃飯、看電視，舒服！習慣熬夜。沒事一張舊報紙也要翻到夜裏兩三點。一天三包煙三錢茶葉。衣服鞋帽都是好牌子，穿在身上怎麼看都像借別人的。老婆還有幾分殘余姿色。兒子去年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學，一腦門子是電腦和歌手“科林斯”之類。

    　 文：站在旁觀者和讀者的角度，你對當前文壇的看法和想法？

    　 朱：站在這個角度就好説了。觀眾在看臺上可以大罵“臭腳臭球”，運動員要説“你小子踢個我瞧瞧”，那就是運動員沒涵養了。文壇的現狀有目共睹：被市場淘汰的人只剩下牢騷抱怨憤世嫉俗；能被商業包裝炒作推銷出來的，如魚得水般賣弄著小機靈小情調小感覺。文章也像冰箱彩電，晚一步立馬就沒了市場和讀者。結果相輔相成，讀者和作者都更沉不住氣了。每年都鬧一回“諾貝爾情結”。找一堆評不上的理由，什麼翻譯水準、政治歧視等等，就不想阿拉伯文難道比中文好翻譯？“諾獎”沒有什麼量化的標準，我認為它只憑感覺。至少讓人感覺到思想的深邃、學識的淵博和胸襟目光的闊大高遠。日本的獲獎者能嚴肅反思自己民族；南非的獲獎者至少沒有“白人種族”的意識；埃及的獲獎者至少是個真正意義上的學者型作家……我們的文壇多年來靠抖小機靈維持和支撐，“諾獎”恰恰只給那些呆氣十足的人。數年前去海外訪問開會，曾跟一位後來的獲獎者同住一套公寓。聊起國內文壇情況，對方一臉茫然。所言所語，好像交流十分困難。一個明顯的感覺就是“呆”！不是因為他後來獲獎了，我就因此肅然起敬了。至少我理解和清醒了一點，我們對國家民族政治、歷史、文化、社會等等方面的知識和思想認識，和街上“的哥”差不多一個層次。不同的只是，我們能用四六句和各種辭藻把這個層次的思想文字化，“的哥”只是口頭淋漓盡致宣泄一番而已！

    　 文：《桑樹坪紀事》在當年反響很大，今天出版，能談談它的現實意義嗎？

    　 朱：這就要感謝編輯和出版者。他們知道市場並不只需要“上朝”和“上床”的東西。至少，他們沒有誤解“我一天忙得要死要活，回家就想輕鬆輕鬆”的所謂“市場觀念”。至少，他們理解我出版這本書的現實意義是想告訴讀者，我們要想過上真正的好日子，每一步都不容易！

     《中國請年報》2002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