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夏至1941年夏，按西南聯合大學規定的教師“輪休”制度，在此校任教的朱自清可以帶薪離校休假一年。1940年上學期，一放暑假，朱自清就離開了學校臨時校址所在地的雲南昆明，于這年的8月4日到達在四川成都租得的、夫人及孩子已搬至此處的家——成都市東門外宋公橋報恩寺內的旁院三間沒有地板的小瓦房。這座小尼庵內的那三間小瓦房被葉聖陶稱為“望江樓對面朱先生的寓所”。
這三間小瓦房的“朱先生的寓所”曾迎接過不少同事和朋友，李長之就是其中一位。李長之在《雜憶佩弦先生》一文中説他“二十九年”到成都見到朱自清時，“適逢朱先生休假”，“他住的地方是成都東門外的一座古廟”，朱先生的桌上“擺著《十三經注疏》”。
李長之見到的坐在“擺著《十三經注疏》”桌旁的朱自清的時間大約為1940年11月上旬或中旬，這時正按楊振聲的提議，撰寫一本向青少年介紹中國古典文化精華的小冊子。葉聖陶1940年11月20日的日記所載“乘車至佩弦所，觀其所作《古典常談》稿數篇”證實了初稿《古典常談》的寫作開手于朱自清回成都家中大體安頓好家務瑣事以後的這年11月前後。這時節，朱自清夫人剛産過小孩，尚不能起床；朱自清的兒女又多，大一點的均在校讀書。作為學者、散文家和教授的朱自清真是學問、家務兩不誤，照顧家眷的同時仍從事著學術研究。
朱自清是1941年10月8日離開成都的，他順岷江而下，途經樂山、宜賓、瀘州、敘永等地，11月初抵達昆明。休假期間，朱自清已在成都家中寫完了《古典常談》，有近8萬字。到昆明後，料理完雜務，朱自清又著手修訂全稿。1942年1月的28、29和30日他都在“校正”《古典常談》，1月31日開始寫序，2月2日寫畢。2月3日，朱自清步行一大段難行的馬路，從他的住處走到楊振聲的住處，把全部《古典常談》稿(包括序和《古典常談》正文)交給楊振聲。楊振聲建議把書名改為《經典常談》，朱自清沒有立即同意。但在歸途中經過考慮，朱自清認可了楊振聲所擬的書名。
《經典常談》交給楊振聲後，朱自清日記有三個多月沒有關於《經典常談》的記錄。直到1942年5月14日，日記上才寫道：“下午至圖書館研究《經典常談》中之兩問題。看來須加校正。”這兒的記錄，曾有人懷疑朱自清已見到《經典常談》樣書，其實，這是講書稿在出版審稿過程中的事。“《經典常談》中之兩問題”可能由楊振聲提出，也可能是承印《經典常談》的出版社負責編校的人提出的。朱自清開初以為他是對的，可是“至圖書館研究”後，才發覺自己不對，“看來須加校正”。
經過“校正”後的《經典常談》是什麼時候由哪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呢?朱自清的學生季鎮淮1950年和1951年編制了一份被公認為可信的《朱自清先生年譜》，把《經典常談》的出書時間列在1946年5月，在這年“5月3日”下有：“同月，《經典常談》一書印行(文光書店)。”
1942年2月初朱自清就為《經典常談》寫了序，何以一本七八萬字絕不觸犯時政的知識小冊子要拖四年多，在1946年5月才印出來呢?《經典常談》是楊振聲約朱自清寫的，在約稿之前，楊振聲早已想定了在什麼地方出書，而且要趕在下半年開學之前出書，以便讓各中學訂購用作參考教材。
有楊振聲的薦稿，又要用作學校參考教材，當然要找一家“正規”一點的出版社。於是，1942年8月《經典常談》在重慶由“國民圖書出版社”初版發行。或許，朱自清對這家被國民黨中宣部控制的以出版發行宣傳國民黨的書刊為主的出版社有所反感，在他的日記上找不到接到樣書後的記錄。須知，當年國民黨中宣部所屬的出版社只有六家，“國民圖書出版社”即為其一，另五家是“獨立出版社”、“正中書局”、“青年書店”、“中國文化服務社”和“拔提書店”。
或許由於“國民圖書出版社”初版印行的《經典常談》並未熱銷于中學生讀者群，朱自清的友人，也是大教育家的葉聖陶才在1943年秋季開學之前連寫兩篇鼓吹文章，大力宣傳此書是中學生和中學教師的必備書。葉聖陶的兩篇文章分別題為《讀〈經典常談〉》和《介紹〈經典常談〉》，前者發表于銷量頗為可觀的1943年8月5日出刊的第66期《中學生》，後者發表于專供教師閱讀的《國文雜誌》。
發表于《中學生》雜誌上的《讀〈經典常談〉》直署“聖陶”，號召力之大就不用説了。而且葉聖陶的兩篇文章篇幅都不短，語氣又肯定，大有“不讀《經典常談》，就過不了考試關”、“不讀《經典常談》，就當不好國文教師”的意味，所以産生了促銷作用。葉聖陶對朱自清的《經典常談》真可謂呵護備至，如前所敘，朱自清剛開手撰寫，葉聖陶就讀了前幾章手稿。1943年6月26日葉聖陶日記上載曰：“作百三號書致伯祥，附佩弦之《經典常談》三十面，以後次第分寄之。”為了讓友人及早讀到，葉聖陶把一本書拆散，當作信“次第分寄”。這“分寄”給“伯祥”的《經典常談》自然是“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的真正的初版本。《經典常談》在“國民圖書出版社”一共印了幾版，有多少累計印數，已很難落實。可能是約定的版權時限已到，或是別的原因，《經典常談》1946年5月轉到社址已移至重慶的“文光書店”印行。“文光書店”一直是“皮包書店”，但因為該書店完全依靠名家、大家如茅盾、鄭振鐸、葉聖陶等出版內行幫忙薦稿、審稿，故這家小小的出版社卻出了不少有價值的書。《經典常談》無疑是葉聖陶推薦給該書店並由葉聖陶親任編校工作的。店小人少，負擔就輕，作者和應邀幫忙審稿的人都可多得一點實惠；故《經典常談》交給“文光書店”後，就再沒有轉到別處去印。
《經典常談》在文光書店一共印了幾版?按1990年7月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自清全集》第六卷卷末朱喬森作于1989年10月的《編後記》，説是到1947年10月，“文光書店已經出到第三版”。朱喬森並説緊接“文光書店”第三版的便是1980年的三聯書店“新版”。朱喬森是朱自清的哲嗣，他手頭僅有“文光書店”的“第三版”，當然只能這樣講。我有幸購存了1950年1月“文光書店”在上海印的“五版”，版權頁框外右下載有“1—6500”，按當年一般的印量，一次不會印這麼多。同時“五版”印量的起數不該是“1”，而應是“四版”累計數。當然，1950年1月，中國的局面基本趨向是大一統，或許真有這麼多訂數呢。
《經典常談》“五版”發行時，朱自清已去世快兩年。估計《經典常談》在“文光書店”還會重版，因為一直到1954年該書店才與同業五傢俬營書店合併為“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不久又併入公私合營的“新文藝出版社”，即現今的“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前身。
文光書店“五版”《經典常談》與該書店本書初版頁碼一致，正32開。也就是説，沒有“版本學”意義上的不同。封面豎向左三分之一略大一點為書名，大大方方的四個手寫藝術字“經典常談”，書名下右是二號宋体“朱自清著”；左三分之二略小一點，為裝飾性質的圖案，橘黃色滿底，飛白出一組線條畫，有甲骨文、有漢磚車馬、有古幣等等。這個封面，有著強烈的時代特色，簡樸、耐看，與書的內容融為一體。
《經典常談》除了1980年9月三聯書店條32開新印本外，之前還有香港“太平書局”1963年1月的重排本。估計香港還會有人翻印，台灣也會有。
據葉聖陶在朱自清剛去世那年的懷念文章中的説法，使朱自清在文學界“走紅”的《匆匆》、《荷塘月色》和《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都有點兒做作，太過於注重修辭，見得不怎麼自然”，那麼像《經典常談》這類談學問的隨筆文字其實該是代表朱自清的主要特色的奉獻，也像葉聖陶講的，是“極有用處”的好書。
朱自清甚至在臨死前二十天答覆來信詢問“怎樣教學生學習國文”的南克敬時，仍把《經典常談》列為五部“必讀書”的第三部，而且特意點明是“文光”版即文光書店印行的版本。
博覽群書2000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