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狂人在絕望之餘喊出一句“救救孩子”，算是勉強的希望吧，我們就印證了他的這個希望。所以我們對我們的孩子也不抱什麼希望，按張弛的話説：兒童的成長過程就是一個放毒的過程。這話我乍一聽覺得很刻毒，不能接受，但細一想，還真是這麼回事。以我自己為例，我這輩子所幹的虛偽惡劣的勾當基本上都發生在頭二十年，我的童年甚至一度謊話連篇，哪像現在，除了我手寫我心就是酒後吐真言……當然，這可能就是病症之一吧。不管怎麼説，成人以後，我們可以選擇得病，我們就選擇得病了！
如果按照傳統的文學觀念，很容易把《北京病人》的主題概述為“它犯了一種時代病”之類，對此，我寧願説：這本書與時代無關。甭管什麼年代都會有人傷風感冒流鼻涕，點兒背不能怨社會。這也是書中人物比較共同的一種豁達態度，不僅是豁達，關鍵是把什麼都歸結到社會、時代這類外界因素，這方法未免簡單了點，以受害者面目出現，當然易於博得人們的同情，但頂多是賺得讀者廉價的眼淚，自然也易於為作者賺得不菲的版稅。
《北京病人》容易引起的另一個聯想就是：“不是我們有病，是這社會病了。”千萬別。套用作者在書中的話：“給一件東西加上一點兒意義真是再容易不過了，但這樣做的後果是想像力沒了，人們的思維空間被所謂的意義弄死了，到頭來反倒什麼都不能説明。”
當然，我們逃不開意義，正如我們也逃不開社會呀時代呀這些東西，但是請別輕易下結論，多年來我們總是動不動就給什麼東西“定性”，結果鬧得我們自己總是破綻百齣、貽笑大方。
北京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