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現階段中國社會階層結構進行科學分析需要新的視角

    對於當前新出現的社會階層結構，應當如何去認識，如何給予理論解説，存在著各種爭論。但不管人們有些怎樣的爭論，今天，簡單地照用馬克思針對19世紀早期歐洲資本主義提出的階級分析理論，或者毛澤東針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提出的階級分析理論，來分析當代中國的社會階層問題，無疑已經是不夠的了。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産方式與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産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並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説明。”我們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對已經發生的深刻變化進行實證的、科學的分析，從中得出關於現階段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科學認識。具體而言，在分析中國現階段的社會階層結構時，應該注意下述幾個問題。

    l、對生産資料的佔有並不是劃分階層的惟一標準

    當代中國社會的生産資料佔有形式，與馬克思和毛澤東所研究的時代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先，馬克思和毛澤東所研究的時代的生産資料佔有形式主要是個人（私人）佔有，而在當代中國社會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生産資料是由國家和集體佔有的，同時，近十年來公司制的發展也導致了許多不同於馬克思和毛澤東所研究的時代的私人生産資料佔有形式。其次，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比較複雜，並且明顯具有多元特徵，這就決定了單用生産資料佔有這一指標來解釋社會階層分化是不充分的。在當代中國社會中，對物質財産的佔有並不是衡量人們的社會階層位置的惟一標準。要準確把握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特徵，就要重新認識傳統的階級分析理論，並加以科學的發展，形成一個更加符合變化的現實的多元分類標準框架。

    2、階級階層問題研究的目標與分析思路需要調整

    在當前有關階級階層問題的爭論中，有一種誤導性的説法，即認為採用“階級”一詞意味著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採用“階層”一詞則似乎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實際上，在大多數英文文獻的有關論述中，並不存在“階級”與“階層”兩個概念的明顯區別，大多數理論家都採用一個詞彙：“class”，它既可以被譯成“階級”，也可以被譯成“階層”。 真正的區別並不在於採用哪一個詞彙，而在於採用哪種思路來分析“class”這種社會現象。

    目前，學術界存在兩種相互對立的分析思路，即“衝突論”的階級階層分析與“功能論”的階級階層分析。衝突論強調各個“class”之間的利益衝突，強調對社會現實的批判；而功能論則強調社會分化現象有其合理性，強調協調各個“class”之間的利益關係和社會整合。絕大多數學者認為，在當代社會中，“class”，不論是被理解為階級還是被理解為階層，都有其兩面性：既存在相互利益的矛盾性，也存在相互利益的可協調性。根據所研究的問題的不同、出發點的不同、關注點的不同和目標的不同，可以採用不同的分析思路。

    馬克思和毛澤東當年在對階級問題進行分析時，主要目的是為了改造社會制度，動員廣大人民群眾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和半封建、半殖民主義社會，因此，他們的分析特別強調階級關係之間的對抗性，揭露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所造成的剝削和壓迫現象。而在現階段，中國共産黨已經是一個執政黨，因而研究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化問題的目的，應當是為了團結和動員更多的社會力量來實現社會經濟的發展目標，是為了建設好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執政黨目標的變化也需要相應調整階級階層問題的分析思路，需要客觀地調查和評估當代中國各社會階層的變化、地位、特點，研究他們的社會、經濟、政治狀態，從而更好地協調各階層之間的利益關係，充分調動各種社會力量的積極性，促進社會經濟進一步穩定發展。

    （二）依據三種資源的佔有狀況勾畫新的社會階層結構

    l、當前中國社會階層分化的四個主要特性

    基於國際學術界對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普遍特徵的研究結論，也基於本課題組對當代中國社會的一些特殊性的認識，我們對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化現象做出了一些基本判斷。

    首先，與絕大多數已經實現工業化或正在實現工業化的社會一樣，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的分化越來越趨向於表現為職業的分化。職業因素對社會階層分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體力與非體力勞動者之間的社會經濟差異擴大，二是管理者與非管理者之間的社會經濟差異擴大，這兩個方面的表現都是工業化社會的技術進步和科層組織發展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其次，當代中國社會的一些特殊的制度性安排對社會階層分化仍然有著顯著的影響， 這些制度因素包括所有制、戶籍制度、部門差異以及國家在資源配置中的強有力的作用。

    第三，生産資料所有權仍然是導致當代社會階層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這也是市場經濟社會的普遍特徵。但很顯然，這一因素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化中的作用要相對弱于它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作用。

    第四，經濟體制轉軌的過渡期對社會階層分化也産生了特殊的影響，即在過渡時期的利益調整中，大部分人的收入和生活水準會逐漸提高，同時也會有一部分人因為收入和生活水準相對下降而落入社會低層；另外，在過渡時期還會出現階層位置不確定的邊緣性群體。

    2、以職業分化和三種資源佔有狀況為劃分標準的十大階層劃分

    基於上述認識，我們提出了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佔有狀況為標準來劃分社會階層的理論框架。組織資源包括行政組織資源與政治組織資源，主要指依據國家政權組織和黨組織系統而擁有的支配社會資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經濟資源主要是指對生産資料的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文化（技術）資源是指社會（通過證書或資格認定）所認可的知識和技能的擁有。在當代中國社會中，這三種資源的擁有狀況決定著各社會群體在階層結構中的位置以及個人的綜合社會經濟地位。

    根據這種分層原則，我們勾畫了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基本形態，它由十個社會階層和五種社會地位等級組成（參見圖1）。這十個社會階層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産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

    各社會階層及地位等級群體的高低等級排列，是依據其對三種資源的擁有量和其所擁有的資源的重要程度來決定的。在這三種資源中，組織資源是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資源，因為黨和政府組織控制著整個社會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資源；經濟資源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變得越來越重要，但它在當代中國社會中的作用並不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麼至關重要，相反，現有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都在抑制其影響力的增長；文化（技術）資源的重要性則在近十年來上升很快，它在決定人們的社會階層位置時的重要性並不亞於經濟資源。

    （三）十個社會階層的界定

    1、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

    指在黨政、事業和社會團體機關單位中行使實際的行政管理職權的領導幹部，具體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轄市中具有實際行政管理職權的處級及以上行政級別的幹部；各省、市、地區中具有實際行政管理職權的鄉科級及以上行政級別的幹部。目前，中國的社會政治體制決定了這一階層在趨於等級分化的社會階層結構中居於最高或較高的地位等級，是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的主導性階層，是當前社會經濟發展及市場化改革的主要推動者和組織者。這一階層的社會態度、利益及行動取向和品質特性，對於正在發生的經濟社會結構的變遷和將要形成的社會階層結構的主要特徵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處於政治與社會經濟地位不一致的狀態，他們的經濟利益沒有得到相應的補償；在改革的後十年，他們仍是最積極的參與者和推動者，並且是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的較大獲益者之一。另外，由於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是執政黨和政府意志的代表和體現，所以，各社會階層同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之間的關係——與他們的合作或衝突，經常轉而表現為對執政黨和政府的支援或不滿。目前，這一階層在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的比例約為2.1%；在城市中的比例為1%－5%；在城鄉合一的縣行政區域中比例大約為0.5%。

    2、經理人員階層

    指大中型企業中非業主身份的高中層管理人員。這一階層同國家與社會管理者（幹部）階層和私營企業主階層之間的區分界線還沒有完全明晰化，其階層內部的不同來源的成員，在社會政治態度和利益認同方面還有明顯差異。這一階層的社會來源主要是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原來的國有和集體企業幹部。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發展，這一部分企業幹部逐漸從行政幹部系列中脫離出來，成為職業經理人。第二部分來自較大規模的私營企業或高新科技産業領域中的私營企業，這些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開始出現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的趨勢，一些企業主聘用職業經理人來為他們經營管理企業；另一些業主則通過企業股份化而使自己從業主型的創業者轉變為職業經理人。第三部分人是三資企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

    經理人員階層是市場化改革的最積極推進者和制度創新者，他們代表著先進生産力和現代經濟體制的發展方向。這一階層的成員支配著大量的經濟資源，他們都有較高的學歷和專業知識水準，同時，他們的政治社會地位也較高，被稱為“老總”。許多大中型企業處於國有或産權不清的狀態，實際上是經理人員在支配這些企業的生産資料和經濟資源。同時，這一階層的主導成分與國家權力和海外資本有著緊密的聯繫。

    這種狀況決定了，經理人員階層在當前的社會階層結構中也是主導階層之一，他們在社會經濟政治生活領域中的影響力——特別是對政府經濟決策的影響力，甚至要大於私營企業主階層的影響力，而且這種影響力還在繼續擴大。這個階層還在發展之中，在目前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的比例約為1.5%，但在地區之間的分佈極不平衡。這一階層的成員多數集中在大中城市特別是經濟發達的城市。據我們調查，在深圳市這類經濟中心城市，經理人員階層所佔比例高達9%，遠遠超過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和私營企業主階層所佔比例；但在經濟不發達的貴州省鎮寧縣，經理人員就非常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經理人員階層所佔比例以及這一階層的經濟回報率來衡量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準和市場化程度。

    3、私營企業主階層

    指擁有一定數量的私人資本或固定資産並進行投資以獲取利潤的人，按照現行政策規定，即包括所有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營企業的業主。私營企業主階層是改革開放的産物，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育和發展的過程中産生和成長起來的。他們不僅是先進生産力的代表者之一，而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實踐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織者，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建設者，在二十幾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成員最初主要來自於鄉村和城鎮社會的較低階層，但在1992年以後，具有文化專業知識的原國有和集體企業的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機關幹部開始大量加入這一階層，使這一階層的社會形象和社會地位有了極大提高。但是，由於傳統意識形態的阻礙，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政治地位一直無法與其經濟地位相匹配，他們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參與受到很大局限。私營企業主階層內部擁有資本規模大小不同，他們自身的政治文化素質也有很大差異，因而在社會地位上的地位和聲望是很不相同的。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裏，社會上對他們的評價有很大的爭議。

    在人數上，中小企業主構成了這一階層的主體。就全國而言，私營企業主階層在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比例約為0.6%，但地區差異比較大。在私營經濟較發達地區，這一比例可達3%左右；而在私營經濟不發達的地區，該比例在0.3%以下。表1顯示了中國私營企業主階層的發展過程與趨勢。

    4、專業技術人員階層

    指在各种經濟成分的機構(包括國家機關、黨群組織、全民企事業單位、集體企事業單位和各類非公有制經濟企業)中專門從事各種專業性工作和科學技術工作的人員。他們大多經過中高等專業知識及專門職業技術培訓，並具有適應現代化社會大生産的專業分工要求的專業知識及專門技術。

    專業技術人員是現代工業社會的中等階層的主幹群體，他們既是先進生産力的代表者之一，也是先進文化的代表者之一。而且，他們還是社會主導價值體系及意識形態的創新者和傳播者，是維護社會穩定和激勵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在當代中國社會，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在推動科學技術發展和市場經濟理念傳播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多年中，中國的專業技術人員群體顯現出從傳統知識分子到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性的轉型，即從以傳統的人文知識分子為主導構成轉變為以現代的專業技能性知識分子為主導構成。這種轉變十分有利於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在市場經濟發展中保持較優勢的地位，並與掌握著組織資源和經濟資源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和私營企業主階層保持良好的關係。

    專業技術人員在中國的階層結構以及社會中間層中所佔比例還比較低，他們主要集中于城鎮。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推進，隨著教育、科技和各種社會事業的發展，這一階層將日益壯大。目前，專業技術人員在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比例約為5.1%，但城鄉差異很大，經濟發展水準不同的地區差異也很大。在經濟發達地區的大中城市中，專業技術人員階層所佔比例為10%－20%，而在城鄉合一的縣（市），其比例僅為1.5%－3%。

    5、辦事人員階層

    指協助部門負責人處理日常行政事務的專職辦公人員，主要由黨政機關中的中低層公務員、各種所有制企事業單位中的基層管理人員和非專業性辦事人員等組成。這一階層是社會階層流動鏈中的重要一環，其成員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的後備軍，同時，工人和農民也可以通過這一階層實現上升流動。這一階層也是現代社會的社會中間層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在目前的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比例大約為4.8%。在城市中，其比例約為10%－15%；而在城鄉合一的縣（市）中，其比例在2%至6%之間。隨著工業化和市場化水準的提高，將會有大量的體力勞動者上升流動進入這一階層，在未來十幾年中，這一階層的人員比例將會有明顯提高。

    6、個體工商戶階層

    指擁有較少量私人資本（包括不動産）並投入生産、流通、服務業等經營活動或金融債券市場而且以此為生的人。如小業主或個體工商戶(有足夠資本雇傭少數他人勞動但自己也直接參與勞動和生産經營的人)、自我雇傭者或個體勞動者(有足夠資本可以自己開業經營但不雇傭其他勞動者)以及小股民、小股東、出租少量房屋者等。

    在1949年以前，中國曾經大量存在個體工商戶和個體勞動者。但經過50年代的工商業改造和手工業改造，特別是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後，這個階層在城鄉基本消失了，到1978年，全國總共只有15萬個個體工商戶。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以後，個體工商戶首先在各地農村大量涌現，繼而又在城鎮大規模地發展起來。所以，完全可以説，個體工商戶階層也是經濟改革的産物，這一階層的規模隨著經濟改革的推進而不斷擴大。

    在80年代，這一階層的主要來源是農民和城鎮的失業待業人員（尤其是返城的知識青年）。進入90年代以後，由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産業結構調整，大量國有企業工人和城市居民涌入這一階層。目前，這個階層是吸納下崗工人、失業待業人員和進城農民的一個重要渠道，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支很活躍的力量。調查表明，東部沿海諸省市經濟繁榮，個體工商戶發展得多，發展得好；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區經濟之所以發展得慢，個體工商戶較少也是一個原因。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別是第三産業（服務行業）的發展，這一階層還有擴充並吸納勞動力的很大潛力；而且，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還將由於有某種特長或因為經營得當而逐漸積累資本，擴大經營規模和範圍，從而將上升到私營企業主階層。

    個體工商戶階層是80年代的改革的主要獲益階層之一。但是，90年代以來，由於一些城市搞所謂的形象工程，大拆大建，把許多較為簡易的商業設施拆掉了，把馬路市場取締了，致使不少個體工商戶因失去經營場地和經營條件而歇業。另外，由於政府管理部門對這一階層的管理變得日益嚴厲，向他們徵收的稅費也有所增加，他們所能分享的利益相對減少，收入增長速度明顯低於80年代，其經濟地位與80年代相比也有所下降，所以他們的不滿情緒較多。目前，個體工商戶階層在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比例為4.2%，這一比例是根據國家工商部門的登記數計算出來的，但該階層的實際人數比登記人數多得多。

    7、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

    指在商業和服務行業中從事非專業性的、非體力的和體力的工作人員。由於中國目前的商業服務業還不發達，而且産業層次較低，這一階層的絕大多數成員的社會經濟狀況與産業工人階層較為類似。但在一些大城市中，在與國際較為接軌的商業服務業部門中，商業服務業人員的社會經濟狀況較接近辦事人員階層。隨著工業化和市場化的推進以及第三産業的發展，這一階層的規模將會進一步擴大。

    目前，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在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比例約為12%。但城鄉之間的差異極大，因為這一階層與城市化的關係最為密切。在深圳市和合肥市，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的比例分別為17%和13%，但在城鄉合一的漢川市（縣級市）和鎮寧縣，此階層所佔比例僅為3.2%和1.6%。在小城市和鄉村當中，商業服務業還很不發達，而且産業層次較低，從業人員還很少，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在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的比例還不夠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城市化嚴重滯後，限制了第三産業的發展；也因為中國目前的服務業尚停留在餐飲業等傳統服務業領域。可以預計，隨著旅遊業、體育事業、科技教育事業、文化娛樂業以及社會服務事業的發展，這個階層會迅速發展起來。

    8、産業工人階層

    指在第二産業中從事體力、半體力勞動的生産工人、建築業工人及相關人員。産業工人階層是推動先進生産力發展的基本力量，是近代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社會化大生産的産物。隨著中國工業化、社會化的繼續發展，這個階層將會進一步提高自身的政治、科技、文化素質，其勞動技能也將不斷提高，從而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做出越來越多的貢獻。

    在相當長時期內，中國的産業工人階層內部一直存在著企業所有制和戶籍身份制所導致的差異。這種差異體現在收入、福利、社會地位、勞動保障等多個方面。近幾年來，隨著國有企業改革和市場經濟的深化，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工人之間的差異相對縮小，但戶口因素的影響仍然很強。“農民工”應該是産業工人階層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實際上卻成了這個階層中的一個相對獨立的群體，其原因就在這裡：他們做的是與城市工人相同的工作，但因為他們的身份是農民，所以在工資、勞保和福利等方面的待遇明顯不如城市工人。

    除了戶籍因素導致的差異之外，單位部門因素也越來越多地引起産業工人階層內部的分化。福利和勞動保障較好的正規部門的工人與缺乏福利和勞動保障的非正規部門的工人，經濟效益低的傳統部門的工人與經濟效益好的新興産業和國家壟斷部門的工人，在社會經濟狀況方面有明顯差異。

    經濟改革以來，産業工人階層的社會經濟地位明顯下降，這使産業工人階層的人員構成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原工人階層中一部分成員通過接受成人教育和技術培訓離開了工人隊伍，進入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其他社會階層。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國有工礦企業改革，實行減員增效等政策，導致大批工人下崗，從而在事實上改變了原來那種終身雇傭格局。有相當一部分人員，在“鐵飯碗”被打破以後，處於就業無保障的狀況。這使他們在心理上承受著很大的壓力。應當指出，這種變化帶來了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好的一面是，這促使大多數工人有了學習技術和專業技能並做好本職工作的積極性；不好的一面是，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工人階層長期沒有就業壓力，因而沒有競爭意識，一旦他們的這種既得利益狀況被改變，且一時又不能適應這種改變，他們便難免會有牢騷和不滿。與此同時，進城的農民大批涌入産業工人階層，他們成為産業工人階層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整個産業工人階層在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的比例則為22.6%左右，其中農民工佔産業工人的30%左右。城鄉之間差異極大，不同經濟結構的城市之間，不同發展水準的鄉村之間，差異也都很明顯。

    9、農業勞動者階層

    這是目前中國規模最大的一個階層。該階層是指承包集體所有的耕地，以農（林、牧、漁）業為惟一或主要的職業，並以農（林、牧、漁）業為惟一收入來源或主要收入來源的農民。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農業勞動者階層曾經起過極為重要的作用：他們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真正突破者，是農村經濟體制的率先改革者，是市場經濟的最早實踐者和推動者。而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尤其是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使農民得到了自主和實惠，解放了生産力，農業連年獲得豐收，不僅很快就一舉解決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而且推動了中國整個體制的改革。另外，這個階層還是通過分化而産生個體工商戶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産業工人等的母體階層。

    儘管如此，由於這個階層幾乎不擁有組織資源，所擁有的文化資源和經濟資源往往也低於上述所有階層，所以在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的地位比較低。本來，按照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要求，這個階層的規模理應進一步分化並大規模縮小，但在目前，這種分化和縮小受到與經濟社會發展水準不相適應的制度與政策（如戶籍制度等）的阻滯。當然，不可否認，與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相比，中國農民階層的規模已經有了顯著的縮小，純粹的農業勞動者和以農業為主業的農民在勞動人口中所佔比例，已經從1978年的70%以上減少為1999年的44%左右。但是，農業增加值在國內生産總值（GDP）中所佔比重也從1978年的28.1%下降為1999年的17.3%，兩種比例仍然是很不相稱的，在經濟落後的中西部地區，這種不相稱狀況更為明顯。這種狀況決定了農民階層的較低收入水準和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

    尤其嚴重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農業勞動者階層是改革和發展的受益階層，而在80年代中期以後，這個階層便逐漸成為利益受損的階層了；特別是在1997年以後，由於大宗農産品從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銷售困難，價格顯著下降，鄉鎮企業不景氣，進城打工變得更加困難，以農業為惟一收入來源和以農業收入為主的農民的收入，實際上是減少的，而各種稅費負擔卻沒有減輕，所以，這個階層利益受損的狀況表現得更為明顯。這是很應當引起注意的問題。

    10、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

    指無固定職業的勞動年齡人群（排除在校學生）。體制轉軌和産業結構調整導致一批工人和商業服務業人員處於失業、半失業狀態。就業機會不足使許多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勞動力長期待業。城市大批徵用農用地，則使大批農民無地可種，而這些農民在城鎮一時還找不到合適的職業。另外，還有不少城鄉居民因為殘障或長期臥病的困擾而不能就業，他們多數也陷入貧困境地。目前，這幾部分人的數量還在繼續增加。

    任何社會都會存在部分的失業者，但無業、失業、半失業者構成一個階層，卻是中國目前這一特殊歷史過渡階段的産物。一方面，無業、失業、半失業人群數量比較龐大；另一方面，這些人具有類似的社會經濟背景，比如大多是原國有、集體企業工人及其子女，以及無法依靠農業維持生計的中青年農民。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階層中，相當部分人的失業、半失業狀態持續數年之久，給他們的生存帶來了極大的威脅。

    失業、半失業人群的這些特徵使他們構成一個過渡性的特殊階層。這一階層的許多成員處於貧困狀態。目前，這一階層在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比例約為3.1%。

    （四）社會經濟地位等級結構：橄欖型還是金字塔型

    關於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或者工業化的社會階層結構，學術界有一種比較形象的説法：即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等級結構，它有龐大的社會中間層。與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相反的是傳統社會階層結構：即頂尖底寬的金字塔結構，在這種結構中，極少數人居於社會的上層，而絕大部分人則處於社會的下層。這種等級結構一般包括兩個方面的等級排列，一方面是以職業的技術分化為基礎的社會聲望或社會地位等級序列，另一方面是按經濟地位（收入或財富）排列的等級序列。也就是説，擁有龐大社會中間層的橄欖型社會階層結構指的是這樣一種階層結構，在這種結構中，社會中的大多數人從事著有較高社會地位的職業（如白領職業），並享有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收入。

    關於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是橄欖型的還是金字塔型的這個問題，學術界也有不同的説法。不過，大部分學者認為，中國目前的社會階層結構尚未發展成橄欖型結構，也就是説，還未能形成龐大的社會中間層。本課題組根據典型調查數據和全國抽樣調查數據，從社會等級地位的結構形態和經濟收入的分佈結構兩個方面來觀察目前中國社會結構的形狀。

    前面的圖1在劃分出十大社會階層的同時，已依據各階層擁有的資源的量及其重要程度，排列出一個等級位序。但實際上，同一階層的成員在資源擁有量以及相應的社會經濟綜合地位方面有較大的差異。因此，圖1中的社會等級分層跨越了階層界線，它雖然一方面仍以職業的技術等級分化為基礎，另一方面也考慮了組織分化（組織規模）和資産分化（生産資料規模），但更強調個人由於這些因素而形成的資源擁有量的差異。經濟地位等級排列的主要依據，是家庭每人平均年收入或月收入數據。由於本課題組的全國抽樣調查數據正在處理當中，現只能利用深圳、合肥、漢川和鎮寧這4個市、縣的抽樣調查數據，初步估算各社會地位等級群體的比例分佈和收入分佈的結構形態。

    深圳和合肥的社會等級結構是底部較為寬大的類橄欖型結構，而漢川和鎮寧則是明顯的頂尖底寬的金字塔型結構。深圳的社會等級結構最為類似橄欖型，中中層所佔比例最大，接近半數的人處於中中層，但同時其結構的下半部分仍然明顯比上半部分大，中下層所佔比例比中上層高13個百分點。合肥的社會等級結構則處於從金字塔型結構向橄欖型結構過渡的過程中，所佔比例最大的還是中下層，但中中層所佔比例正在接近中下層，中上層的比例則相對較小。城鄉合一的城市與縣的社會等級結構有極大差異。在漢川和鎮寧，80%－90%的人都處於中下層，中中層和中上層所佔比例還很小。

    四個縣市的家庭月每人平均收入分佈結構都展現出頂部尖小、底部龐大的類金字塔結構，60%－70%的人的家庭收入水準在平均線以下（參見表2）。儘管深圳和合肥在以職業結構為基礎的社會等級分化方面已趨向於橄欖型，但收入分佈距離橄欖型還有較大的距離。最值得注意的是，與社會等級分化所展現的趨勢不同，收入分配結構並沒有表現出如下的趨勢，即越是經濟發達的地區，收入分配結構越趨向於橄欖型，或者城市比農村的收入分配結構更趨向於橄欖型。四個縣市中，經濟最落後的鎮寧與經濟最發達的深圳的收入差距似乎更大，其收入分配結構更類似于金字塔結構。在鎮寧，74%的人的家庭月每人平均收入在平均線以下，最高收入組的家庭月每人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組的15倍。在深圳，也有74%的人的家庭月每人平均收入在平均線以下，最高收入組的家庭月每人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組的14倍。相對而言，在經濟發展水準處於中間位置的合肥和漢川，收入分配結構較接近於橄欖型，絕大多數人的家庭月每人平均收入水準集中于平均線附近，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之間的差距也較小。

    這種情況表明，收入差距與經濟發展水準和職業結構的産業升級之間的關係，並非必然是正相關或負相關。經濟發展水準提高和職業結構升級為橄欖型社會結構創造了條件，但並不必然導致有龐大中間層的社會階層結構，橄欖型社會階層結構的出現還需要其他的一些條件，比如調節收入差距的社會政策等。

    綜合四個縣市的情況來看，中國城市的社會等級結構正在向橄欖型現代社會階層結構演變，而鄉村地區或城鄉結合的縣級行政區的社會階層結構要轉變為現代社會階層結構，則還要走很漫長的路。全國的社會等級結構形態很可能類似于漢川的金字塔型結構，因為漢川的城鄉人口比例和職業結構與全國的城鄉比例和職業構成較為接近。

    （五）各社會階層的社會經濟特徵及其地位變化

    1、與職業和技術等級相關的經濟分層形態開始出現

    研究社會分層現象的一個最主要的目的是了解經濟的分化，經濟差異或者説經濟不平等是階層分化的基礎，也是階層分化的主要表現形式。近年來，有大量的調查和研究表明，中國社會的收入差距在擴大，但對於收入差距擴大與階層分化之間的關係的分析並不很清晰。我們根據調查數據（表3、表4和表5）進行的分析，用經濟收入、日常消費開支和家庭耐用品擁有情況三個指標反映社會階層之間的經濟分層。儘管由於經濟發達程度和城市化水準的不同，深圳市、合肥市和漢川市有略微的差異，但經濟分層的總體趨勢是一致的。

    （1）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和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的收入水準是最高的，辦事人員階層和個體工商戶階層收入水準居中，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和産業工人階層收入水準較低，而農業勞動者階層和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的收入最低。

    （2）家庭生活消費水準與收入狀況是一致的（參見表3、表4）。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和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的家庭經濟生活水準最高，辦事人員階層和個體工商戶階層次之，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和産業工人階層家庭生活水準較低，而農業勞動者階層的日常消費水準和家庭耐用品擁有水準遠低於其他各階層。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的家庭生活比較複雜，一部分人（尤其是夫妻雙方都是下崗失業人員）的家庭生活處於極為貧困的狀態，也有一部分人的生活水準較高（考慮到這種複雜性，表4暫不包含這個階層的相關情況）。

    相對於經濟改革之前的經濟分配平均化的社會結構而言，目前的社會階層分化出現了明顯的經濟等級分層。很顯然，這种經濟的等級分層與職業和技術等級分化相關，比如體力與非體力勞動者之間的經濟差異明顯，有管理權的人與沒有管理權的人經濟差異明顯，有文化技術資源的人與沒有文化技術資源的人經濟差異明顯。這一經濟分化趨勢與工業化的發展方向是一致的。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弗蘭克帕金在研究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分配的平均化現象時就指出，只要這些國家追求工業化目標，就必然會出現體力與非體力勞動者、技術人員與非技術人員、管理人員與非管理人員之間的經濟差異擴大的格局，這是“工業化的邏輯”。這説明，中國目前出現的社會階層之間的經濟分層是一種必然的現象。

    目前的經濟分層現象與改革初期的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改革的最初十年中，普通農民和産業工人經濟收入上升很快，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和暴富者（一些敢鑽體制空子的人或從事特別職業的人）的收入一般要比人們的平均收入高3－5倍甚至更多，而管理人員（幹部）和專業技術人員的收入則上升得相對較慢，或者出現相對下降，那時的經濟分化顯得較為無序。而目前的經濟分化雖然在分配機制上還存在許多不合理之處，但相對而言，基本上是向著工業化社會的職業功能分化趨勢發展的，是趨向於按市場規則進行的有序的經濟分化。深圳的階層經濟分層結構代表了這一未來趨勢，即經理人員階層和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收入將進一步提高並居於首位，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的收入也將進一步提高。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教育的經濟回報率不斷提高（參見表5），“腦體倒挂”現象已基本被消除。1981年與1987年中國的教育的經濟回報率僅為0.025和0.027。而我們的最新調查顯示，目前，教育回報率大約為6%－7%，即多受一年教育者收入增長6%－7%，這一教育回報率水準接近歐美國家，但比東亞一些國家低。經濟分層規則的這種發展方向有利於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的出現。但需要強調的一點是，目前政府部門和一些官員對資源的壟斷權在嚴重干擾正常、合理的市場經濟分配機制的運作。我們的調查表明，目前人們主要並不是對市場因素所導致的收入差距不滿意，人們最大的抱怨針對的是一些不合理的分配機制，特別是權力市場化和部門壟斷等。

    還有一點要指出，目前的經濟分層中，産業工人階層的經濟地位下降明顯。與農業勞動者階層不同，工人階層在經濟改革以前和經濟改革的最初十年裏，在經濟分層中一直保持著中等地位，其地位下滑至目前較低的經濟地位也就是在最近十年裏發生的事。隨著體力勞動者與非體力勞動者、有技術資源者與無技術資源者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産業工人階層的經濟地位有可能還會下降。當前嚴重的就業壓力，更惡化了産業工人階層在勞動力市場中的狀況。儘管這是工業化、市場化推進的必然結果，但在一個較短時期內，經濟地位快速下降，的確使這一階層的成員難以接受。

    2、各階層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地位一致化傾向

    對社會地位有多種測量方法，我們這裡採用一種較為簡便的方式，以各階層成員的文化水準來反映其社會地位的高低。所謂社會地位或者社會聲望，通俗來説，就是受人尊敬的程度，是社會上多數人對某一個人或某一群體的價值評價。以往的許多研究都表明，在中國社會以及其他的工業化社會中，這種價值評價與教育程度高度相關。

    表6顯示了各社會階層成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這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了各階層社會地位的高低。文化程度最高的是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和經理人員階層，其次是私營企業主階層和辦事人員階層，較低的是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産業工人階層和個體工商戶階層，最低的是農業勞動者階層。這一等級排列與前述經濟分層等級排列較為類似，這表明目前中國的社會階層分化的特徵是，經濟地位與社會地位趨於一致，或者説，經濟資源與文化資源的分配趨於一致。

    尤其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掌握最多經濟資源的階層（經理人員階層和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文化資源擁有量也在不斷上升。這一點在私營企業主階層成員身上表現得最明顯。表6的數據還表明，越是發達的地區，私營企業主的文化素質越高。私營企業主階層成員的文化素質的提高，有利於改變其以往的社會形象，逐漸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目前，在人們眼中，他們不再完全是為富不仁、投機取巧的暴發戶形象，他們中的一部分人被認為是精明能幹、勤奮上進的經濟創業者。

    當然，雖説私營企業主的社會形象在逐漸改善，但人們對他們的社會地位的評價仍然無法與他們的優勢經濟地位相匹配。在合肥和漢川，分別有70%和59%的人認為，“應該讓私營企業主享有與國營集體企業家同樣的社會政治地位”；在深圳、合肥和漢川分別有22%、15%、16%的人認同有經濟資産的人應該獲得高收入。

    3、主觀等級地位認同與客觀社會經濟地位分化之間有距離

    自我社會等級地位認定也是社會地位的一種反映。我們的調查要求人們對自己的社會等級地位按上、上中、中中、中下、下五個等級進行歸類，表7列出了不同階層對其個人等級地位評價的量分結果。自我地位評估的等級差異與經濟分層基本上趨於一致，只是自我地位認同的等級差異不像經濟分層那麼明顯。絕大多數人傾向於選擇“中層”，經濟地位高的人很少認定自己為“上層”，而經濟地位低的人也較少選擇“下層”。比如，深圳有54.6%人認為屬於“中層”，合肥有55.1%的人選擇“中層”，漢川有36.4%的人選擇“中層”。並且，人們對自身的等級地位的評價與其經濟收入、教育和階層歸類之間的相關性也比較小（參見表8）。

    對這一現象可做兩種解釋。一種解釋是，從文化傳統和社會心理角度來説，中國人較傾向於認為自己在社會中處於中間地位，並保持一種中庸的社會態度。另一種解釋是，人們對於目前出現的社會經濟等級分化結構認同的程度較低。客觀社會經濟地位已經上升的人不敢承認自己居於社會的上層，而客觀社會經濟地位下降的人（特別是産業工人階層）則不能接受自身地位下降的事實，同時他們也不承認那些擁有更多社會經濟資源的人的社會地位比自己高。

    自我地位認同的等級分化程度不明顯，可能會有兩種相互矛盾的後果。一方面，絕大多數人認為自己的社會地位屬於中等，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淡化或掩蓋社會分化的明顯程度，緩解目前較快速的社會分化給人們心理上帶來的強烈衝擊。另一方面，自我地位認同等級分化不明顯或與客觀的社會經濟分化不一致，不利於當前已經出現的社會經濟等級分化秩序的合法化和穩定化。同時，客觀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不認同等級化的社會分層結構，將不利於激勵他們進行上升的社會流動。一般來説，如果客觀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主觀上承認整個社會的地位等級分化的合理性（比如，承認有能力的人或有文化的人應該居於更高的社會地位），那麼，他們就可能會更努力地改變自己的客觀社會經濟地位，爭取進入更高等級的階層，實現上升的社會流動。客觀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社會階層對地位等級分化的認同，及其強烈的上升社會流動願望，既有利於現存社會秩序的維持，也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

    自我地位認同的一個突出變化是，私營企業主階層的自我地位評價明顯提高，特別是在兩個城市當中，私營企業主自我地位評價得分都是最高的，儘管高出的幅度很小。其他的一些調查數據也證實了這一變化。 實際上，我們的調查數據表明，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成員比領導幹部（國家與社會管理者）更可能選擇“上層”或“中上層”。訪談資料也顯示，私營企業主強烈渴望，在獲得物質財富的同時，也能贏得社會的承認和他人的敬重，他們對自己目前的社會地位狀況多多少少有些不滿意。領導幹部雖然極少自認為屬於“上層”，但他們中的多數人不認為私營企業主的社會地位比他們高或者應該比他們高。私營企業主階層同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在社會地位方面存在著明顯的競爭心態。另一方面，與私營企業主階層相比，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的自我地位認同更趨於中間化，他們極少有人選擇“上層”，同時基本上沒有人選擇“下層”。而在各地的私營企業主階層當中，有2%－10%的人自認為屬於“上層”，同時也有近似比例的人自認為屬於“下層”。

    4、各階層的政治地位有所變化

    在中國的社會分層中，政治地位或者説政治因素有其特殊的意義。雖然目前的情況與經濟改革以前有所不同，政治身份不再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但是它在社會分層中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目前的社會政治制度決定了黨和國家在資源配置中佔據著至關重要的位置，因此，較高的政治地位可以享有一些非物質性的資源，比如説社會榮譽、影響或參與決策的機會、在體制內有優先晉陞提拔的機會等等，這些非物質性的資源有利於個人實現社會經濟地位的上升流動和獲取更多的物質資源。另一方面，各階層的政治地位也反映出他們與執政黨和政府之間關係的緊密程度，而這種關係的緊密程度又可能會影響各階層的社會經濟地位的變化。

    對政治地位的測量極為複雜，我們採用了一種既簡單而又基本有效的方式，即用各階層中黨團員所佔比例來反映各階層的政治地位情況（參見表9）。表9顯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的黨團員所佔比例最高，除合肥外，其他三個縣市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中的黨團員所佔比例高達95%－100%。這表明，這一階層與黨和政府幾乎是三位一體的，它的政治地位最高。其次是經理人員階層和辦事人員階層中黨團員所佔比例較高。經理人員階層中的許多成員以前的身份就是幹部（企業幹部），而辦事人員階層中相當大的比例是黨政機關的普通公務員或一般的辦事人員，他們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的後備軍，因此這兩個階層中的許多成員與黨和政府有密切的聯繫。再其次是專業技術人員階層，黨員比例在各地都接近1/5或1/4，城市專業技術人員中的黨團員比例明顯高於縣城和鄉村專業技術人員的黨團員比例。黨團員比例最低的是産業工人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和農業勞動者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中的黨團員比例在各地差異很大，這與當地的私營企業主的主要來源及地方政府的相關政策有關。

    與以往的一些數據相比，有幾個階層的黨團員比例發生了升降變化，這反映出這幾個階層的政治地位有所變化。

    首先，私營企業主階層中的黨員比例明顯上升。全國工商聯等部門的調查數據證實了這一趨勢。1993年，私營企業主中黨員比例為13.1%，1995年上升至17.1%，2000年進一步上升到19.8%。這是1992年以後有大批黨政幹部和國有集體企業幹部加入私營企業主階層所導致的後果。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

    第二，産業工人中的黨團員比例明顯下降。這與原來的産業工人隊伍發生分化有一定的聯繫。一些工人黨員退休了，另一部分工人黨員實現了上升的社會流動，進入了其他社會階層，還有一部分處於下崗失業狀態。而目前産業工人的一個新的主要來源是農民工，他們基本上都不是黨員，黨組織也很少在這批人當中發展黨員。這一點在深圳表現得最為明顯。深圳本身不存在傳統的産業工人隊伍（即原來的國有企業職工），集體企業職工也很少，新産生的産業工人階層的構成基本上都是農民工。在深圳的被調查工人中，竟然沒有一個是黨員。有關的訪談調查還反映出，現今的工人與黨組織沒有多少聯繫，他們既很少參與也很少關心黨組織的活動和有關的政策精神的宣傳學習。這些情況表明，工人階層的政治地位下降，與黨的關係疏遠。如此發展下去，是與工人階層是共産黨的階級基礎這一原則不相稱的。這一點很值得我們予以關注。

    第三，專業技術人員中的黨團員比例在經濟改革後有所波動，但並不能説已出現了明顯的上升或下降趨勢。總的來説，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的政治地位一直在提高。經濟改革以來的二十多年中，執政黨較為重視從專業技術人員中提拔幹部和發展黨員。在合肥的專業技術人員階層黨員中，37.5%的人是在20世紀80年代入黨的，43.7%是在90年代以後入黨的；40歲以下黨員所佔比例為37.5%。在深圳的專業技術人員階層黨員中，80年代入黨的佔45.7%，90年代以來入黨的佔42.9%；40歲以下的黨員佔71.4%。不過，由於專業技術人員數量在快速增長，執政黨發展黨員的速度未能趕上這一階層的規模擴大速度，在非公有制經濟領域更是如此。在非公有制企業從業人員中，專業技術人員所佔比例逐年上升，而執政黨不太重視在這些單位的這些人中發展新的黨員。在體制內的專業技術人員中，黨員比例還保持著一定的水準。例如，就深圳而言，在全民所有制單位的專業技術人員中，黨員比例為31%，而在私營、個體、三資、混合所有制單位的專業技術人員中，黨員比例為21%。就合肥而言，在全民所有制單位的專業技術人員中，黨員比例為29%；在私營、個體、三資、混合所有制單位中，黨員的比例則只有8%。

    綜合上述各階層的政治地位變化的情況來看，執政黨的社會基礎在逐步地向擁有經濟和文化資源的階層（經理人員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傾斜，這是執政黨要實現經濟發展目標的必然選擇。但另一方面，執政黨近年來在産業工人階層和農業勞動者階層中的社會基礎受到部分削弱。這是一個必須加以重視的問題，因為工人和農民在人口中仍佔有極大比例。

    （六）各階層的社會態度

    1、獲益階層與相對利益受損階層有不同的社會滿意度

    1996年的一項全國調查顯示（參見表10），大約86%的人認為他們的生活比10年前更好，僅有4%的人認為他們的生活變差了。這表明，最初十幾年的經濟改革確實使絕大部分中國人都獲得了益處，生活水準普遍提高，因而人們廣泛支援經濟改革和黨的政策。

    幾年之後，我們在2000年和2001年的調查中採用了同樣的問題，得到的回答有些變化。認為自己的生活水準比1995年更好的人所佔比例下降，而認為生活變差或者沒有什麼變化的人所佔比例則有所上升。在深圳，大約14%的人認為自己的生活水準下降了；在鎮寧，大約20%的人有同樣的感覺；在合肥，這一比例則高達24%。這種變化表明，近五六年來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雖然使超過半數的人明顯獲益，但也有相當一批人獲益不多或利益相對受損。在城市中，大約1/6的人感覺生活水準提高不大，另外1/6至1/4的人感覺生活水準下降；在鄉村中，這一問題更為突出，接近1/3的人認為自己的生活水準沒有明顯提高，另有1/5的人認為生活水準不如以前。

    人們對生活水準變化的感受存在著明顯的階層差異，也就是説，有些階層的人普遍感到生活水準提高了，而另一些階層中的許多人則沒有感受到生活的改善（參見表11）。感到普遍受益的階層有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和專業技術人員階層，他們對國家的改革和發展都持積極的、支援的態度；而在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産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和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中，則有較多的人感到自身利益相對受損，這些階層在某種程度上對改革和發展的目標（如共同富裕等）感到懷疑，還有不少人對某些相關政策感到不滿，對未來缺乏信心。由於這些階層的總規模龐大，所以，他們的這種態度對中國經濟社會的進一步改革、發展和穩定是不利的。例如，在深圳，11.8%的個體工商戶、18.8%的商業服務業員工、30.2%的産業工人和21.4%的無業失業半失業者自認為生活水準下降了；合肥的相應比例分別為27.4%、26.9%、36.5%和24.2%；在鎮寧，有15.2%的個體工商戶、23%的商業服務業員工、16.3%的産業工人、22.1%的農業勞動者和14.9%的無業失業半失業者自認為生活水準下降了。這幾個階層也有較高比例的人對未來5年生活水準變化的預期不太好。上述調查數據説明，近年來的改革政策所導致的利益調整，使得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益處在各階層之間的分配顯著不平等。如何確保絕大多數人從改革和發展中獲益，從而使執政黨贏得廣泛的支援和信任，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2、人們對收入差距的感受是否達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差距在不斷拉大，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更是如此。這使收入差距和貧富分化的問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世界銀行、國家統計局和有關學者專家公佈的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約為0.35－0.48，並認為中國進入了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行列。關於應當如何判斷現階段中國收入差距或貧富分化的程度的問題，存在著不同觀點的爭論。我們這裡所關注的並不是基尼系數本身，而是人們對收入差距現象的實際感受和價值判斷。某個基尼系數所代表的收入差距程度，在某個特定社會中是否合適，並不存在什麼絕對的標準。在某些國家或地區（比如美國和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基尼系數長期維持較高水準，但生活于其中的人們並不認為這種較大的收入差距有什麼不合理，反而認為這有利於刺激經濟增長。而另一些國家（比如北歐和西歐的一些國家）卻一直保持較低的基尼系數，基尼系數一旦略有提高，便會立即招致社會公眾對政府政策的強烈批評和不滿。這表明，收入差距程度是否合理，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主觀的文化價值判斷，是特定歷史時期、特定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的主觀感受。

    中國社會目前的收入差距程度是否合理，是否是有利於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這主要不取決於人們測算出的基尼系數的高低，而取決於人們對收入差距擴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兩個特殊的歷史因素影響著中國人對目前的收入差距的主觀感受。一個因素是，在經濟改革之前，中國是一個相當均等化的社會，收入差距是在改革後的一個較短時期內迅速擴大的；另一個因素是，迄今為止，黨和政府一再向社會大眾承諾的是一個共同富裕的社會，而不是一個收入財富等級分化的社會。

    我們的調查數據顯示，大約半數的人認為，社會中存在收入差距是合理的，另外半數的人則認為是不合理的（參見表12）。其中，産業工人階層最不能容忍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在合肥和鎮寧，大約70%的産業工人認為，存在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而在深圳，則有60%的産業工人持相同的觀點。這説明，在當前的産業工人階層中，平均主義的影響仍然是很強的。而且，即便是認同收入差距現象的人，也不一定認為目前的收入差距是合適的。表13的數據顯示，在深圳和合肥，僅有1/4的人認為，他們生活的城市中的收入差距是適中的或還不夠大，3/4的人認為收入差距太大了；在鎮寧，則有4/5的人認為，他們所在縣的收入差距過大。儘管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階層對於收入差距過大的感受更強烈，但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階層也多半認為，現在的收入差距過大了。我們在訪談調查中發現，一些有資産的人或高收入的人認為，收入差距過大使他們缺乏安全感，他們時常感受到低收入者、失業者對他們的不滿或仇視心態。如果一個社會中有半數左右的人不認同收入差距現象，而且3/4的人認為收入差距過大，那麼政府就的確需要調整或控制收入差距的程度了。

    中國網 2002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