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現階段的私營企業主已經形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有著區別於其他社會階層的基本特徵。那麼這個階層在中國現階段的社會階層結構中的位置究竟如何呢？它是過去的資産階級的復活呢，還是一個新生的社會階層？這些都是伴隨著私營企業主階層的産生而出現的大問題，是中國普遍關心而又普遍擔心的大問題。我們將根據實地調查和相關數據，對這個問題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提出我們的初步看法。
（一）從社會流動與資本積累來看，現在的私營企業主不是過去的民族資本家
歷史上總有一些驚人地相似的現象。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看似相同的現象往往會産生全然不同的結果。現在的私營企業主與過去的民族資本家都是從原有社會結構中分化出來的一個新生階層，然而，由於在歷史前提、流動途徑、資本積累等方面的不同，這兩個階層各有自己獨特而不同的性質。所以，正如列寧強調指出的那樣，“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
在這裡，我們將首先分析一下，私營企業主階層成員的社會來源，即他們原來是什麼樣的人以及他們為什麼能夠成為私營企業主。(表5、表6)的數據表明，中國現階段的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成員，都是從産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國家與社會管理者以及專業技術人員等原有社會階層中分化出來的。與各母體階層成員相比較，他們明顯具有一些獨特的特徵，尤其具有一些獨特的素質。比如，他們大多從事過非農産業，參加的社會活動較多，經歷豐富，閱世較深，交際廣泛，資訊靈通，敢於冒險，善於經營管理，容易受到市場機制的衝動。為了施展才能，實現自身的價值，當他們的經營能力與初始資金積累到一定程度，當他們看準某種産品或服務具有市場開發潛力時，他們就有可能創辦自己的企業。創辦了企業之後，只要能夠正常經營，他們的社會身份就會因為擁有越來越多的私有財産和雇傭勞動而從一般勞動者轉變為私營企業主。
據第四次全國抽樣調查，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成員大都年富力強，平均年齡43歲。這就是説，他們大多數都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人，即便他們的家庭出身是工商業者，他們自己也已經與歷史上的民族資本家沒有任何的繼承與淵源關係。
那麼，私營企業主們最初創辦企業時的初始資金是從哪來的呢？調查顯示，他們創辦企業的初始資金主要來源於個人或家庭的勞動、經營所得的積累。誠然，這種積累最初是非常有限的，一般還不足以投資興辦企業。所以，他們當中有的人就通過銀行貸款、民間借貸、社會集資等途徑籌措資金；有的人則通過承包、租賃公有企業，進行雇工經營，來積累資金；已經在城鄉改革開放過程中成為個體工商戶的人，一有積蓄，便擴大其經營規模，通過長途販運，“投機倒把”，突破區域範圍，賺取各種差價，由此積累起創辦企業的資金；而一些具有特殊技藝的人，最初投身於加工製作某種適銷對路的特殊産品，經過行銷運作，迅速佔領市場，從而獲得足以創辦有一定規模的企業的資金。顯而易見，所有這些籌措和積累資金的方式，都不同於原來意義上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在社會主義中國，新生的私營企業主階層也不可能再經歷一次資本原始積累過程。當然，也有一些人走私販私，以權謀私，搞權錢交換，違法掠取社會財富，等等，由此完成自己的初始資金積累過程。
“所謂原始積累”，是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4章的標題，該章第1節就是要揭露“原始積累的秘密”。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的原始積累，即資本的歷史起源，就是指通過暴力手段，迫使直接生産者（主要是農民）與生産資料（土地）相分離的過程。一方面，這個過程使社會的生産資料和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貨幣財富），並被迅速集中于少數人手中；另一方面，大量被剝奪了生存資料、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産者被拋向勞動力市場，成為自由得一無所有的雇傭勞動者。這個過程發生在資本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産方式形成以前的歷史階段，所以被稱為“原始積累”。這種“原始積累”的歷史，是超經濟剝奪的歷史，“是用血與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
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也經歷了這種原始積累的過程，只不過是以另一種方式進行的，即這種過程是由外國資本的入侵所引起的。外國資本的入侵，“不僅對中國封建經濟的基礎起了解體的作用，同時又給中國資本主義生産的發展造成了某些客觀條件和可能。因為自然經濟的破壞，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商品的市場，而大量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破産，又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勞動力市場。”具體地説，首先，進出口貿易額的激增，進一步促進了自然經濟的解體，同時也迫使中國社會也採用資本主義的生産方式。其次，它們在客觀上對稍後産生的中國資本主義起了帶頭、示範、開風氣之先和準備技術力量的作用。第三，外國資本帶來了買辦制度，造就了買辦階級。買辦是外國資本侵略中國的耳目和工具，並從外國資本家的剝削收入中分潤一部分余瀝。買辦又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不納稅人，他們憑藉其特權地位，保證了收入可以高額積累。據估算，到19世紀末，各通商口岸的買辦人數合計至少有1萬人。 從1840年到1894年間，買辦的各種職業所得估計可達5000萬兩，就是説，買辦們50年中獲得的總收入，相當於清政府近10年的國庫收入。這批聚集在買辦手裏的資金，成為當時社會條件下資本原始積累的一種特殊形式。
在社會流動過程和資金積累過程這兩個方面，中國現階段的私營企業主階層與過去的民族資本家有著明顯的區別，就此而言，簡單地把前者類比或等同於後者，是沒有什麼根據的。當然，我們不能忘記，就像今天的私營企業主階層正在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起著重要作用一樣，過去的民族資産階級在中國近代史上也曾經發揮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在政治上，在中國共産黨誕生以前的半個世紀裏，他們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領導階級；在經濟上，他們代表著當時的先進生産力，在促進封建地主經濟解體、推動中國工業化、市場化的進程中，是一支新興的生力軍。
（二）從財産的支配和使用看，剝削收入不是私營企業主的主要生活資料來源
我們知道，私營企業主在對社會勞動協作的必要管理中産生的勞動職能，從客觀上看是創造價值的生産勞動，而且是創造社會財富的關鍵性生産要素。同時，他們從財産所有權獲利的必要管理中産生的剝削職能，客觀上又會無償地佔有他人的剩餘勞動，這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分析到此為止，便仍然沒有説明問題的實質。我們還要看看他們是怎麼支配和使用這些財産的，以及怎樣處理積累與消費的關係。也就是説，我們還要弄清楚，他們的主要生活資料來源究竟是剝削收入還是勞動所得。這是認識私營企業主階層的社會性質與社會作用的關鍵和實質。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的分析方法對我們很有借鑒作用。他指出：“剩餘價值一部分由資本家作為收入消費，另一部分用作資本或積累起來。”在“收入”兩個字下面，馬克思專門做了一個註腳，強調指出：“收入一詞有雙重用法：第一是指剩餘價值，即從資本週期地産生的果實；第二是指這一果實中被資本家週期地消費掉或加入他的消費基金的部分。”
根據上述方法，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中國的私營企業主對這些“果實”的支配和使用情況。首先，這一“果實”中被私營企業主“週期地消費掉或加入他的消費基金的部分”究竟有多大？根據第三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② 的數據分析結果，1996年，被調查企業的凈利潤戶均406762元，其中企業主平均年收入92335元，佔22.7%，也就是説，被調查企業的凈利潤中被企業主家庭“週期地消費掉或加入他的消費基金的部分”。91.7%的被調查者已婚，所有被調查者的平均家庭規模為4.6人，家庭年收入平均為110470元，家庭生活消費總支出平均34051元，佔家庭平均收入的30.8%。表7揭示了被調查者的家庭消費情況。
可見，就被調查的私營企業來説，8.4%的企業凈利潤被企業主作為生活資料週期地消費掉了，另有14.3%的企業凈利潤（58284元）加入了企業主家庭的消費基金。調查數據還顯示，82.5%的被調查者家庭已建有私房或購買了商品住宅，其餘17.5%的被調查者家庭仍在租住公房或他人私宅。45.6%的被調查者平均擁有10257元的有價證券和儲蓄存款。一般來説，私營企業主的消費基金數額不會很大，他們一有餘錢，往往就會盡可能地投入到再生産中去，因為只有進入流通，資金才能更快地增值。
研究還表明，私營企業規模越大，科技含量越高，企業內的利潤率越高，剩餘的凈利潤就越多，而被企業主“週期地消費掉或加入他的消費基金的部分”所佔比例則越小。目前，中國私營企業主的年收入還不是很高，從總體上看，與受聘于外資企業和民營科技企業的“白領”的薪水差不多。因此，可以肯定，私營企業主及其家庭作為生活資料主要來源的，不是剝削收入，而是他們的勞動所得。
（三）從管理勞動和社會貢獻看，私營企業主是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建設者
馬克思特別重視科學技術在創造社會財富中的日益重要的決定性作用。他説，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相反地卻取決於一般的科學水準和技術進步，或者説，取決於科學在生産上的應用。他還強調指出：“直接勞動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同一般科學勞動相比，同自然科學在工藝上的應用相比，……卻變成一種從屬的要素。” 就是説，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社會財富中來自企業內部直接從事生産的工人的直接勞動部分，將降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成為從屬要素，相反地卻主要取決於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其在生産中的應用。鄧小平同志根據這一思想，把握當今時代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大趨勢，明確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的深刻論斷。實踐表明，一家企業實力的強弱，不是簡單地取決於勞動者和勞動時間的增加，而主要取決於同等的或較少的勞動耗費，生産出日益增加的社會財富。科學技術越發展，直接勞動在創造社會財富中的作用便相對越小。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在創造社會財富的諸多生産要素中，直接勞動既不是“第一”要素，更不是“惟一”要素，而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要素，這是我們研究私營企業主管理勞動的基本前提。
同時，經營管理勞動不僅是創造社會財富的最為關鍵的生産要素，也是中國社會中最為稀缺的社會資源。如所週知，中國人口眾多，社會勞動者更是過多。但是，社會勞動者由於綜合素質方面的差異而分化成了經營者、管理者、“白領”（專業技術人員）和“藍領”（體力勞動者）。中國的社會勞動者過多，主要是指綜合素質不高的“藍領”勞動者過多，而“白領”則顯得不足，經營者、管理者更是稀缺，正所謂“千軍易得，一將難求”。一個優秀的管理者，就像一個優秀的樂隊指揮一樣，可以運用靈巧的指揮棒，指揮眾多的勞動者演奏出美妙的協奏曲，創造出巨大的社會財富。
私營企業主的經營管理活動，與公有企業的廠長、經理類似。不過，私營企業産權清晰，利益直接，財産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緊密結合，權力高度集中統一，私營企業主可謂大權獨攬。嚴格的科層制管理，高中層管理人員少而精，一人多崗，兼職兼薪，責任清楚，獎懲分明，基本上克服了“瞎指揮”、“大呼隆”、“大鍋飯”等公有制企業的通病。不過，私營企業管理成本低，工作效率高，風險與責任也更大。因此，與公有制企業的廠長、經理相比較，私營企業主在經營管理中投入的勞動更多，品質更高。具體地説，其突出表現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企業決策。
決定企業的經營管理策略，直接關係到私營企業的成敗興衰。因此，每一個企業主都會自覺地全身心投入，不敢有絲毫的懈怠。他們要經過充分的市場調查，獲得必要的資訊，並且通過市場競爭來隨時修正自己的決策，盡最大努力避免或減少失誤，並且往往要經過多次失敗才能取得成功。他們已經對自己的人力資本進行過大量投入，而且還要繼續不斷地給自己“充電”，不斷充實或更新自己的知識，他們的工作時間比較長，具有很大的彈性和模糊性。
2.資本運作
隨著科學技術的日益廣泛的運用，企業主們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更有切身的體會。他們採取多種形式運用科學技術，如企業主本人鑽研某種適用技術，送子弟去大專院校甚至國外學習專業技術與經營管理知識，高薪聘請科技人員，買斷某項專利，技術入股等。近些年來，一些實力雄厚的私營企業，投入鉅資設立研究開發部，不斷推出新産品。一個中小學文化的老闆，如何使眾多的博士、工程師受聘，而且使他們安根，安心，發揮創造性和積極性，施展才能，把科學技術轉化成生産力，這裡的學問可就高深了。
3.市場行銷
企業主的經營管理活動，不僅體現在生産産品、創造價值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在實現産品從而實現價值方面。因為，商品生産者的命運取決於他們的私人勞動産品銷售能否得到社會的承認，即能否將産品銷售出去，換回貨幣，完成從産品到貨幣轉化的“驚險的跳躍”。問題是，這個轉化是個自發的社會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偶然機遇和任意性的影響，受價值規律的自發調節。因此，私營企業未投産之前，都要對市場進行可行性研究，而投産之後，即以市場需求為指導，以銷定産，最大限度地減少産成品的庫存、積壓，提高資金週轉率。
私營企業主階層的社會貢獻，最為突出的有兩個方面。
一是安排勞動就業，維護社會穩定。
二是創造社會財富，提高人民生活水準。
根據管理勞動和社會貢獻，我們可以把私營企業主界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關於“勞動者”，《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參加勞動並以自己的勞動收入作為生活資料主要來源的人”。但是，由於他們擁有較多的私人財産，雇用勞動，既有別於一般的産業工人、農業勞動者等，也不同於歷史上的資産階級。私營企業主的社會屬性，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創新勞動所規定的，創新勞動在私營企業主的社會屬性中起著主導作用。為了區別於擁有財産較少，而又沒有雇用勞動的一般勞動者，我們稱私營企業主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
中國網 2002年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