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被稱為“關鍵時期的一次關鍵會議”，這是因為，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曾經作出這樣一個重大判斷：“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説，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現在，這個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第一個五年即將過去，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歷史地位”的“十一五”時期能否為下一個十年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對於能否實現十六大提出的國內生産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具有決定性意義。同時，中國的發展正“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這就是我們即將進入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突破1000美元後的第一個“五年”，這是一個機遇和挑戰並存、希望與壓力同在的黃金髮展期、矛盾凸顯期，如果舉措得當，經濟社會發展將實現新的跨越；如果應對失誤，很容易導致經濟徘徊、社會動蕩。因此，以決定“十一五”時期中國改革、發展的走向和路徑為主要任務的五中全會，當然就成了“關鍵的關鍵”。

以筆者之見，這次“關鍵會議”是成功的，其成功的“關鍵”，就在於它確立了以落實科學發展觀作為“十一五”時期根本出發點和歸宿的歷史定位。這將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決策，必將使“十一五”成為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的開端。

科學發展觀是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經驗的總結，是對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面臨新問題的積極回應，是對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全新規劃，如果“十一五”時期我們能夠以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成功實踐，將中國社會引導到這樣一條全新的發展道路上，那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一定能夠實現，而“科學發展觀”自身作為一種理念、一條道路、一種實踐，也必將取得一個崇高的歷史地位，實現其意義非凡的價值。

最重要的是，科學發展觀是一個以人為本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它的落實，意味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將獲得一個全新的實現形式。眾所週知，由於中國現代化起步于國際環境和國內條件極為惡劣的情況之下，我們不得不以城鄉二元體制把現代化建設的資源主要集中于城市，不得不以高積累低消費來謀求發展，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現代化只是城市的現代化，是廣大人民群眾勒緊腰帶過苦日子的現代化，過去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是不均衡、不公平、難以持續的發展。如果説過去的發展是為了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創造一個保持民族獨立和國家安全的物質技術條件，主要是一個“強國”的道路的話，那麼，以落實科學發展觀為根本目標的“十一五”規劃則標誌著這一時代的結束，標誌著“富民”和“強國”並重、實現“共同富裕”時代的開始。或許可以説，不僅僅“強國”和“富民”並重必將形成中國社會發展的良性迴圈，非常重要的是，這也將是對共産黨人為人民謀幸福的承諾的兌現，是社會主義對中國人民所作承諾的兌現。

同時，“十一五”規劃，是中共中央新一屆領導集體形成之後，也是中共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後編制的第一個五年規劃，是這一重要戰略思想由理念全面轉化為實踐的第一份“五年路徑圖”。如果“十一五”時期能夠把科學發展觀這一新的執政理念落實到位，並使中國社會從此走上這樣一條科學發展的道路，那麼，這不僅有利於鍛鍊和提高“關鍵時期”的共産黨人執政能力，進一步鞏固共産黨的執政地位，也必將形成現時代共産黨人應有的歷史地位，帶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

毫無疑問，落實科學發展觀，事關全中國人民的福祉，事關中國共産黨和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歷史地位，“十一五”時期負有其必須承受之重，讓我們期待，讓我們共同努力。 （蔡永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