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20日，世界銀行發佈其年度出版物———《2006年世界發展報告》(以下簡稱為《報告》)。《報告》指出，公平不等於收入的平等，不等於健康狀況的平等，也不等於任何其他具體結果的平等。而是對一種機會均等狀況的探求，在這種狀況下，個人的努力、偏好和主動性，而不是家庭背景、種族或社會性別，成為導致人與人之間經濟成就不同的主要原因。也正是這種人人機會的平等性，成了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能否經濟繁榮、減少貧窮的動力與關鍵。因此，公平性不僅本身是目的，它也是刺激更多和更具成效的投資、保證社會經濟增長的工具。

這樣的理念，其實早在羅爾斯20世紀70年代的《正義論》中就有詳細的闡述，並不是什麼新的東西。但這種理念為什麼難以在我們的社會中生根？為什麼人們會對社會中各種各樣的不公平熟視無睹？為什麼我們社會甚至有人竭力主張不公平性，還把這些言論及行為看作是社會之進步？比如，早些時候就有人明目張膽地叫囂，他們造的房子就是造給富人住的，你窮人能奈何？凡此種種，完全可以説明目前中國社會公平性成長的環境十分惡劣，機會平等更是難以生成。

正如《報告》所指出的那樣，在一個不公平的社會裏，不僅會導致個人內在潛力不能夠發揮或被浪費，而且在國家內部、國與國之間，財富和機會不平等的巨大鴻溝會造成社會極度貧困的持續存在，會浪費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源，從而減緩社會經濟持續穩定增長。那麼，為什麼我們的社會機會平等難以生成？這首先是因為我們對公平性理解不多，對非公平性對個人及社會所造成傷害的嚴重性認識不夠，以及制度的路徑依賴使得要改變現有的利益關係十分困難。

當然，機會平等的觀念與認識不能夠生成，也與現實的環境條件有關。而教育的不平等、身份差別性、制度安排初始程式與內容不公平性都是導致個人機會不平等的重要方面。

我們都知道，在任何一個社會中，個人稟賦與後天環境都處於某種不平等的狀態。在現代文明社會中，為了改變這種不平等性，教育平等就成為現代政府最基本的義務與責任。通過平等的教育能夠縮小或改變這种先天的不平等性，在我們社會中，儘管所謂的《教育法》會有這樣的觀念，但實際上現實中教育不平等的現象到處都是。比如，表面上全國的孩子都享受九年制義務教育，但政府在教育經費支出上的歧視性（農村與城市的差別、大城市與小城市的差別、重點學校與非重點學校的差別等），小孩子從受教育的第一天就處於完全不平等的狀態。這種不平等的教育體制使得國人根本無法分享機會平等權利。

其次是個人身份的不平等。在現代文明社會中，每一個人都享有種種同等公民的權利。如教育權、就業權、居住權、遷移權等。但在我們的社會中，一個戶藉制度把中國社會分為三六九等，不同的人享受著不同的權利。比如一些城市的招生招工就明確規定要有什麼地方的戶口，否則你就沒有這種資格。在一個以身份為等級的社會裏，不是以市場的價格來調整人之間的各種關係，而是以身份來調整人之間的各種關係。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的關係是以人的身份為基準，這必然會激勵整個社會尋求身份提升的方式，從而凸顯了追求權力的重要性。中國的官本位遲遲不能夠退出歷史舞臺，其根源也在於此。

此外，我們制度安排的初始程式及權利的界定也存在不平等，特別是一些基礎性制度安排的初始程式及權利不平等。試想，在一個依法治國的社會裏，法律成了人們的行為準則。但是如果我們的法律制度本身就是不公平的，那麼用這種法律制度來規範人們的行為，只會造成更多的不平等。

之所以會出現上述種種不公平，其根源就在於我們的制度設立程式上的不公平性，在我們制度設立不是社會相關利益者反覆博弈之結果，反之一些制度設立還可能成了利益集團謀利的工具。這種制度設立程式上的不公平性成了國內民眾機會平等最大的障礙。如何來改變這種狀況，儘管任務會十分艱巨，但已經開始了。如最近個人所得稅修訂的公開聽證會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但這僅僅是開始，與整個社會制度設立程式上的公平性還相差很遠，特別是對一些基礎性制度設立程式的公平性更是可做的事情很多。

有人説，一個社會最大的不平等就是制度安排不平等，但在我看來，更深一層的意思是制度設立程式上的公平性，以及制度設立程式中相關利益主體博弈帶來的公平性，這些是我們社會個人機會平等得以生成的基本條件。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創造出我們社會每一個人機會平等的條件，我們個人機會平等才能得以進行。

我在幾年前就指出，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來的最大成就是個人經濟生活權利的不斷擴張，即每一個人都能在自己的約束條件下做自己能夠做的事情，並創造財富。而這個成就的基礎就是我們制度安排公平性的不斷增強。理論與經驗都證明了事情，但願政府能夠有更多的作為，這是我們社會經濟成長的動力所在，也是我們的經濟繁榮及減少社會貧困所在。（易憲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