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中國改革高層講壇指出，在中國內地的金融機制改革中，要改進政府在改革中的作用，不僅在於如何深化對中國內地金融機構改革的認識，而且要強調政府如何進一步在金融機構微觀改革方面發揮作用。也就是説，如這次論壇的主題那樣“以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為重點推進體制創新”。周行長以此為主旨，就政府應進一步明確金融機構改革重組的目的、如何為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提供好的指引及內地四大資産管理公司重新定位，都做了十分有創意的闡述。而這個問題延伸開來，實質就是政府在當前經濟改革中的作用。

可以説，就目前中國內地經濟形勢來説，無論是大的經濟環境還是金融市場的經濟環境，如何界定政府的職能，政府如何在經濟改革及金融機構改革起到更大更好的作用，應該是目前我們經濟生活中的大問題，也是民眾與企業最為關注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在金融市場最近一系列的改革過程中，無論是證券市場還是銀行體系，基本上是由政府所主導。在改革的過程中，政府不僅提供改革所需求的種種資源，也提供了金融市場及金融機構所需要的法律制度。如政府對一些金融機構的注資，金融市場制度規則的制定與實施。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隨著中國內地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入，政府的改革、政府職能的界定與改進往往跟不上經濟形勢，甚至於有些方面政府職能向計劃經濟回歸。因此，中國改革高層論壇“以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為重點推進體制創新”為主題來討論政府職能改進，應該是目前中國內地經濟生活中最為重要的問題。

按照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的理解，一個市場擴展型的政府，它的基本職能是為市場提供制度規則，清楚地界定産權、保證合約有效履行及保護個人財産不受到掠奪。這是整個社會繁榮的關鍵。

而法律制度的創立、政府政策的推行就是産權界定的不同方式。正如周行長所認為的，目前內地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機制不彰，就在於公司治理的概念和內容有待進一步明晰，就在於我國《公司法》尚需進一步完善；同時，內地四大資産管理公司的情況也是如此，制度規則不健全導致了在資産處置方面的立法、司法和執法處處掣肘。

可以説，在目前中國內地的改革過程中，為什麼許多改革並不能夠取得真正的成效？為什麼中國內地經濟由計劃向市場的轉換會這樣困難？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政府在制度規則的供給上不能夠適應現實經濟生活的需要，就在於我們的經濟生活還是處於走一步看一步的階段。

我們還應該看到，強調政府如何進一步在金融機構微觀改革方面發揮作用，或強調政府在微觀經濟改革中發揮作用，並非是要求政府對市場行為滲透多少，或政府對微觀經濟干預多少———比如早些時候的宏觀調控，不少方面往往都是政府對社會微觀經濟的干預（如規定企業利潤率高低，關閉政府認為不合規的企業），而是政府對市場行為供給如何。微觀經濟實際活動不是政府要做的事情。政府在微觀經濟改革中的作用，最為重要的方面是對制度規則的設立與提供，以及如何來協調這些制度規則。對一些具體的市場規則，不僅應該有原則性的指導，而且應該協調規則制定以保證不同利益關係之間的平衡。近年來，中國內地經濟波動與投資過熱等現象，既有對這個問題誤解的方面，也有不能通過對不同的利益關係進行協調來達成利益平衡的方面。政府如果一有利益衝突與矛盾就參與其中，就成了利益關係的當事人。所以，政府職能改革在這些方面應該下大功夫。

當然，産權的界定，不僅在於制度規則對利益關係的直接調整，而且在於一些經濟生活行為標準的制定。比如，目前社會十分關注的食品安全問題，最重要的就在於食品安全檢測標準設立、執行、監督等方面，而這些都是政府要做的事情。特別是産品在嚴重的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政府更有義務向企業和民眾提供相應的資訊，以便民眾與企業增加這方面的識別能力。

也就是説，無論是金融市場還是其他經濟領域，政府不僅要提供相應的市場規則，要提供各種各樣的行業標準，更為重要是的要向社會與民眾提供更多更科學的資訊。比如目前內地的房地産市場，為什麼不同的人不同的組織會對同一市場做出不同的判斷？最大的問題就是大家從這個市場中不能得到同一的資訊，特別是不能得到可靠權威的資訊。在這種情況下，民眾與企業對內地房地産市場的判斷自然是分歧很多了。

因此，政府如何在經濟改革中發揮更多的作用，目前最為基本的方面就是隨著市場的變化向市場提供有效的制度規則，以及協調好這些制度規則所涉及的不同利益關係，並向企業及民眾提供種種行為標準及更多資訊，這樣政府推出的制度才能有效實行，企業及民眾也才能夠作出更好的理性選擇。（易憲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