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華夷大防”的觀念本不自明代始，但到了明代卻發展到登峰造極的程度。直到16世紀末，即朱明立國200多年間，沒有一個外國人獲得在京居住權，更沒有哪一個外國人能入朝為官。然而，就在17世紀之初，即1601年1月，一個身穿中國衣裳的外國神父和他的幾名隨從，悄悄地走進了朝陽門。從那以後，漸漸地，這個封閉帝國的封閉的都城居然成為中國（除澳門外）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數以百計的西方人來到這裡，生活在這裡，甚至死在這裡，安葬在這裡。大量的西方圖書運到這裡，藏在這裡，其中一部分在這裡翻譯出版。一幕又一幕中西文化交流與碰撞的生動活劇，在這裡演出，雖經幾起幾落，卻一直延續了兩個世紀。
一
使北京在明末清初的兩個世紀中成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以利瑪竇（1552—1610年）為代表的耶穌會士採取了“適應政策”。
16世紀四五十年代，耶穌會創始人羅耀拉的密友沙勿略來到東方，在日本試行後來被稱作“適應政策”的若干作法。但是沙勿略沒有來得及在中國實現自己的設想，就于1552年12月死在一個名叫“上川”的小島上。1574年新任的耶穌會視察員范禮安，第一次來到澳門。這期間他看到在澳門只有極少的中國人成為天主教徒。他發現，在澳門“那些改變信仰的中國人必須改用一個完完全全的葡萄牙名字（不僅僅是受洗的名字），甚至必須穿著葡萄牙人的衣裳”。范禮安認為“這種傾向是被中國的文化所拒絕的”。他認為，葡萄牙人對在澳門的皈依天主教的中國人所實行的一套辦法應該拋棄，取而代之的是傳教士的“中國化”。正是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利瑪竇被派到中國，學習中文。通過對中國政治、文化和社會結構的深入觀察和分析，利瑪竇認為，要想在中國成功地傳播“福音”，非要爭取到最高統治者——皇帝的批准不可。於是他想方設法，千方百計地一步步接近北京。最終利瑪竇成功了。
從1601年進入北京，到1610年去世，這十年是利瑪竇事業的黃金時期。這期間，他與徐光啟、李之藻合作，翻譯出版了《幾何原本》、《同文算指》等書；他陸續出版了多部以中文撰寫的書籍；他多次修訂和翻印《世界地圖》，直到把它挂在皇宮裏；他將北京的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南堂辦成展示歐洲科技文化的博物館；他通過對北京經緯度的實地測量，斷定北京就是“汗八里”，而契丹則是中國北方的一部分，從而解決了困擾西方學術界多年的“北京與汗八里”、“中國與契丹”關係的疑團。這期間他發出了大量的書信，向歐洲介紹中國的情況；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中，他著手撰寫回憶錄，後經金尼閣補充整理以《天主教傳入中國史》（該書的中譯本《利瑪竇中國札記》于198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標題在歐洲出版問世。
二
造成北京這一時期成為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心的主要內部原因，是中國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和皇室對部分西方技術和精通西方文化的人才的需求。
觀天和修歷是明清兩代王朝利用西方科學知識和傳教士的最重要的領域，位於宣武門教堂東側的原晚明時代的“時憲局”和東便門一隅的清代的“欽天監”，一度曾是耶穌會士最能施展才華的地方。中國自古以來以農立國，靠天吃飯，歷朝歷代都重視天文曆法。在很長的歷史階段，中國的天文學都是世界上最先進的。但是，當西方資本主義興起之後，為了遠航導向的需求，歐洲的天文曆算科學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並把中國甩到了後面。明末時期，仍然沿用幾百年前郭守敬的天文計算方法的欽天監官員，對日、月食發出了多次的誤報，招致了舉朝的非議，改歷之説由此而起。後來崇禎皇帝終於決定，由徐光啟主持“時憲局”，延攬西士，採用西法，開始修改曆法的工作。1644年，當北京實現了明清政權交替後，攝政王多爾袞毅然將湯若望等編纂的新曆頒行天下，並在歷書上批下了“依西洋新法”五個字，隨後任命湯若望為欽天監掌印官。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主管欽天監的洋人官員。此後，南懷仁、閔明我、徐日升、龐嘉賓、紀理安、戴進賢、劉松齡、鮑友管、傅作霖、高慎思等耶穌會士先後主持欽天監，翻譯了大量西方天文書籍，鑄造了至今仍陳列在古觀象臺上的八件天文儀器，並一再修訂了歷書。
其次是造炮。1622年，後金大軍直逼山海關，威脅京師。徐光啟、楊廷筠等上疏，言紅夷大炮勇猛無敵，可以借來禦敵。於是，被稱為“紅夷”的葡萄牙人製造的大炮乘舟北上，且于1626年將包圍了山海關外的孤城——寧遠的後金大汗努爾哈赤所率13萬大軍打得落花流水。崇禎末年，面對皇太極與李自成的鉗形攻勢，崇禎皇帝決定由湯若望來主持製造火炮。1674年（康熙十三年），平定三藩的戰爭打響了。皇帝命南懷仁負責修炮和造炮。南懷仁設計了一種輕型火炮。試射時，此炮射擊100發，有99發命中目標。南懷仁奉旨製造的火炮，有力地支援了平定三藩、統一國家的戰爭。
再次是繪圖。康熙皇帝從1708年起派遣在京外國傳教士分赴全國各地，與中國的官員和學者合作，以西方先進的測繪方法繪製中國地圖。這項工程歷時十年，數十名傳教士參與其事，最後於1718年在京匯總完成，命名為《皇輿全覽圖》。30年後，乾隆皇帝又派遣傳教士測繪新拓疆土，編成《欽定皇輿西域圖志》。而外國傳教士的積極參與，則保證了地圖的科學性和準確性。
為宮廷服務，特別是為皇室服務，也是中國皇帝允許西方傳教士在華、尤其是在京居住的原因之一。萬曆皇帝破例讓利瑪竇居京的動機，就是負責維修他所鍾愛的西式鐘錶。紀理安在他的“玻璃車間”裏不僅造出了望遠鏡所用的鏡片，也製造了各種各樣豪華的燈罩和其他禮品。法國傳教士用金雞納霜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瘧疾。郎世寧、蔣友仁直接參與了圓明園內歐式建築和園林的設計工作。還有其他一些傳教士成為宮廷的工匠、樂師和醫生。
三
使利瑪竇等耶穌會士成功地進入北京，並與之合作，將西方文化帶入北京的，是一批思想開明、勇於進取的中國文人和官員。
明中葉以後，在中國沿海地區，特別是在江浙一帶，商品經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在這裡成長起一批與以往不同的知識分子。他們有著熾烈的愛國精神，面對境外強敵的覬覦，胸懷富國強兵的偉大抱負；面對日益腐敗的朝政、荒淫無度的皇帝，他們意欲破除祖宗成法，不拘一格進行社會改革；他們唾棄空虛不實的理論，講究經世致用的實學，諸如天文、地理、數學、農業、軍事、造器等等。
當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將嶄新的西學介紹進來之時，以徐光啟為代表的一批文人和官員，立即敏銳地覺察到它的價值，並給以積極的回應。當有的人看到在利瑪竇的世界地圖上中國僅處於東方一隅而大加指責時，他們則睜開眼晴，接受這從未見過的新天地。王泮第一次刻印了《輿地全圖》，廣為散發；徐光啟與李之藻分別參與翻譯了《幾何原本》、《同文算指》；王徵與鄧玉函合作編纂了《遠西奇器錄最》，併為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作序；李應試、馮應京、章潢、熊明遇等分別刊印名為《兩儀玄覽圖》、《坤輿萬國全圖》、《輿地山海圖》等各種版本的世界地圖；畢拱辰撰《泰西人身説概序》，鄭以偉撰《泰西水法序》，等等。正如徐光啟所説：“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正是由於他們的翻譯和介紹，才使一部分中國人逐漸對此有所了解。
《光明日報》 2001年1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