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院士胡亞東從兩個方面分析過去6年國家技術發明一等獎連續空缺的原因。

一方面，我國一些科技工作者沒有養成良好的科學精神，存在急功近利、急於求成的思想。國家給予精神獎勵之外的物質上的東西太多了，一個科技工作者只要獲獎或者獲得院士頭銜，往往就意味著他擁有了無數便利和權力，可以升職，可以拿高額獎金。一些人想盡辦法獲獎，哪個科研項目能夠儘快出成果，大家就做什麼項目，遇到困難大的科研項目，他們往往繞過去，不肯吃苦，不肯忍受寂寞，而真正需要研究、攻關的項目遭到忽略。

另一方面，缺乏良好的科研環境和氛圍。我國很多科研項目都是政府指令性的，政府覺得什麼項目好，就要求科技工作者研究什麼項目。有些科技工作者為了追求眼前利益，專注于短時間內最熱門的科研項目。很多能夠出大成果的科研項目，往往需要科技工作者按照自己的興趣來安排，在興趣的指引下，才能冷靜地從事深入研究。

受這種環境和氛圍影響，很多青年科技工作者在選擇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導師時，往往也根據專業的熱門程度和導師的影響力，而不是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學術發展的自然規律，“這對後備科技力量的影響是不可挽回的”。“作為國家級科技獎勵，空缺並不一定是壞事，現在有了突破，也不能説明我國科技實力就有了質的飛躍。”胡亞東説。他認為，近年來，我國科技實力總體不斷增強，但實際水準不容樂觀。

中國科學院院士柯俊則認為，我國科技創新能力不強，與教育傳統有關。我們重視書本知識的傳授，不啟發學生思考，不鼓勵思想交流和從例外的角度看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科技型企業家鐘發平表示，國家技術發明獎連續6年空缺給國家敲響了警鐘，必須通過立法，促進技術創新。

他認為，影響我國科技發展因素是多方面的。

第一，全社會對科技研究投入相當不夠，而在利用原本就稀少的投入時，又存在著大而全的錯誤觀點。“應該把有限的資金投入重點科研項目，爭取出大的成果；期望所有項目都能出成果的想法不合實際，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浪費資源”。

第二，我國缺乏團結合作的科技研發大團隊。一個好的團隊，除了能勝任科技研發任務，還要有良好的團隊精神和組織協同能力。科技工作者往往更喜歡單打獨鬥，在講究團隊合作的國際大趨勢下，難以作出大的技術創新成果也就在情理之中。

第三，企業還沒有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從能體現原始創新能力的2004年度自然科學獎和技術發明獎獲獎項目看，第一完成人為高校和研究院所的項目佔全部項目的90％。聚集了眾多科研人員、科研設備和政策資源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每年都能夠帶來一批科技方面的原始創新成果。但這些科研成果的轉化率不高。

鐘發平説，技術發明工作，應該以市場為基礎。“什麼項目最具有創新價值，什麼項目最能達到國際尖端水準，這是市場和企業天然追求的東西”。而我國的很多科研項目都由院士和政府決定，“由於對市場和國際前沿科技發展沒有及時了解，産生了不少閉門造車的科研項目，價值不大，沒有創新意義，要出大的成果就更難了”。而長期以來，企業研發和自主創新能力薄弱、大量引進技術、消化吸收不夠等都成為制約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發展的桎梏。

今年兩會上，九三學社中央建議將企業技術創新提升為國家戰略，並非言之無據，而是當務之急。

關於如何認識國家技術發明一等獎連續6年空缺這一現象，記者採訪時也聽到不同的觀點。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認為，過去6年這一獎項空缺“比較正常”。他解釋：技術創新是原創性的創新。跟蹤容易，但是創新不易，需要找出人家的技術弱點才能創新。創新需要時間，除了技術，還要有理論的積累。2004年國家加大了對科技的投入，研究和開發經費比過去多了許多。在這種情況下，科學界有浮躁情緒，大家都希望能儘快出成績。但是千萬不要忘記，科技發明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國際數學大師丘成桐也不贊成用獎項來説明成就。他説，如果一個科學家一輩子的願望只是拿獎的話，那就不能取得成功。20世紀在科學上最偉大的貢獻是愛因斯坦做的。但除了諾貝爾獎，他幾乎沒有拿過什麼獎。他獲得諾貝爾獎的項目也並不是他最偉大的貢獻。 （記者 李健 原春琳）

《中國青年報》2005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