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十一五”規劃和２０２０年遠景目標的若干問題
——在全國政策諮詢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８日）
王夢奎
這次全國政策諮詢工作會議的主題，是貫徹黨的十六大、十六屆三中和四中全會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討論關於“十一五”規劃和２０２０年遠景目標的研究工作。我就幾個問題講些看法，提一些需要研究的問題，和大家共同討論。
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起點
“十五”計劃的結果將成為“十一五”規劃的起點。雖然“十五”計劃還有一年，現在已經可以做出如下判斷：
第一，社會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特徵更加鮮明。“十五”時期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提前一年實現。預計２００５年國內生産總值將超過１５萬億元人民幣，按當前匯率計算，每人平均１４００美元左右。消費需求的變化，産業結構的調整，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都是社會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明顯標誌。經濟持續增長的基礎比過去更加雄厚。事實證明，十六大關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事實同樣證明，十六大所説的我國目前還是低水準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這樣的狀況，還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所謂進入新階段的特徵更加鮮明，是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所顯示的特徵。未來５—１５年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規劃，需要把握這種階段性特徵及其繼續演進的基本脈絡。
第二，經濟增長空間擴大。擺脫通貨緊縮，又預防了通貨膨脹，經濟保持良好發展態勢，為“十一五”規劃提供了比較平穩的起點。但是，不論是從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波動的常態看，或者是從我國體制缺陷和結構性矛盾所引發的經濟波動看，都不能完全排除快速增長進程或長或短地中斷的可能性。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和國際化進程加快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廣闊空間，也面臨嚴峻挑戰：資源和環境的強大約束和增長成本的上升，經濟結構升級和增長方式轉變中的實際困難，在實現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協調發展方面面臨許多兩難選擇，以及外部環境的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等等。
第三，經濟體制仍然帶有明顯的過渡性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但還不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在激發經濟活力的同時其負面影響開始顯露；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尚未完全革除，而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所取得的某些積極社會經濟成果卻在體制轉軌中有所流失。經濟改革仍處於攻堅階段。如何按照有利於實現“五個統籌”而不單純是促進經濟增長的要求繼續深化改革，為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體制保障，是“十一五”乃至更長時期的重大課題。
第四，社會矛盾比較突出。我國正處在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大變動的時期。這種變動帶來巨大的發展活力，也蘊含著深刻的社會矛盾。原因是：經濟體制改革引發社會利益關係的重大調整和重組，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和激烈市場競爭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産業結構變化使人們的就業産生不穩定性，二元經濟結構的改變伴隨著空前規模的人口流動，等等。今後５—１５年需要更加注重從體制上、政策上和實際財力上解決社會問題，但在爭取經濟快速增長和解決社會問題二者之間面臨許多兩難選擇。
第五，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加入ＷＴＯ標誌著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三年來對健全法律法規、促進對外經濟貿易和國家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負面影響比預想的小。２００６年底將執行全部承諾而結束“過渡期”。在融入世界經濟貿易體系過程中如何趨利避害，利用這種歷史機遇推進現代化建設，把負面影響減少到最低限度，是制定“十一五”規劃和２０２０年遠景目標必須認真研究的問題。
第六，發展觀念的轉變。科學發展觀不僅是發展理念的進步，也顯示出政策調整的動向。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發展和改革的全局，統籌兼顧不同方面的發展和不同領域的改革，才能夠化解矛盾，保證現代化建設比較協調地推進而不致發生大的曲折。科學發展觀提出不久，只是初見成效，長期形成的經濟和行政管理體制、統計考核體系和幹部選拔制度，以及思維定勢和工作方法，都不是短時間所能完全改變的，發展觀念的轉變和相應的政策調整遠未完成。
我認為，以上幾點基本判斷，可以作為考慮“十一五”規劃和２０２０年遠景目標的出發點。
二、目標和條件
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融入世界經濟貿易體系的要求，制定中長期規劃的思路和方法需要轉變，由注重具體項目、指標和微觀經濟運作，轉向注重發展戰略和宏觀經濟穩定的謀劃上來，轉到“五個統籌”所指示的方向和重點上來，突出戰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例如：
——研究和把握經濟全球化進程、科技進步的趨勢、國內外市場環境變化和經濟週期波動的基本脈絡；
——研究和把握國內消費結構和産業結構升級、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快所引起的社會經濟關係的變化，以及這種演變趨勢對中期發展的影響；
——研究和解決如何通過規劃引導經濟結構優化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緩解資源約束，減輕環境壓力；
——研究經濟發展空間佈局的優化，制定跨行政區劃的規劃指導各地的發展規劃，以利於形成合理的區域分工和發揮區域優勢；
——研究和制定兼顧經濟增長和提高人民福利、既促進經濟增長又實現社會和諧的思路和政策；
——要總結以往規劃的經驗和教訓，重新審視當時所確定的目標定得低了，還是過分超前了，原因是什麼，以便從中得到借鑒。
未來１５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五年“十一五”時期和後十年。總的要求，是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要盡可能地把這些目標具體化。十六大提出的奮鬥目標，只有一個具體數字，就是國內生産總值２０年翻兩番；其餘的都是指示出發展方向，需要通過五年規劃和年度計劃有步驟分階段地推進。有些目標是難以數量化或者不需要數量化的。即使是可以數量化的目標，也主要是預期性和引導性的，需要隨著條件變化而調整。
根據我們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和前景所做的分析和預測，“十一五”時期經濟年均增長速度將保持在８％左右。按２００４年不變價格計算，２０１０年ＧＤＰ將超過２１．５萬億元人民幣；折合２．６萬多億美元，考慮到人口增加因素，每人平均１９００美元左右，與目前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準１９２０美元大體相當。後十年經濟增長速度即使有所放緩，仍可十年翻一番。這樣，按２００４年不變價格計算，２０２０年ＧＤＰ將超過４３萬億元人民幣，折合５萬多億美元，每人平均超過３５００美元，進入中上等收入國家的行列。如果匯率變化，按美元計算的ＧＤＰ和每人平均值都會和這裡預測的數值不同。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總量和每人平均都會有更大幅度的提高。屆時將建成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全國人民過上更加殷實的生活。
實現未來５—１５年奮鬥目標的條件是具備的；也有不少制約因素和矛盾，要在克服困難中求發展。
首先，有比較雄厚的物質技術基礎。經濟迅速增長所需要的許多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和機械裝備國內生産量相當可觀，還有大量進口以彌補不足，物質技術條件是過去任何時候都不能比擬的。另一方面，經濟規模越來越大，資源需求急劇增長，資源約束和環境壓力日趨強烈。拿能源來説，２０２０年ＧＤＰ比２０００年翻兩番，每個百分點的增量是前一個翻兩番的４倍。前２０年以能源消耗翻一番保證ＧＤＰ翻兩番，後２０年即使能做到再以能源消耗翻一番實現經濟翻兩番，能源的生産和運輸都有困難，而且利用效率需要在前２０年提高一倍的基礎上再提高一倍。大量進口受到國際市場的制約，而且勢必提高成本。優化經濟結構和轉變增長方式可以大量節約資源消耗，但會遇到許多矛盾和困難，而且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第二，資本的快速積累和高投資率。這是現階段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部的研究，１９７８—２００３年資本年均增長速度為９．９％，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６３％，在ＧＤＰ年均９．４％的增長中貢獻近６個百分點。未來５—１５年，老齡化的到來，城鄉居民消費率的提高，可能使儲蓄率有所降低；由於土地和勞動力成本提高，外資流入也有可能減緩。由資本快速積累和高投資率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態勢仍然能夠保持，但需要著力提高投資效率。
第三，國內市場廣闊。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城鄉基礎設施建設的大規模展開，創造出非常大的投資空間。十多億人收入的提高，消費結構的升級，帶來消費需求的持續擴張。制約因素是：土地和勞動力成本的提高，環境成本的支付，導致工業化和城市化成本增加，會抑制投資規模；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收入差距擴大，低收入群體支付能力疲軟，會抑制消費市場的擴張。
第四，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價格總體上呈上升態勢，但人口基數大，適齡勞動力繼續增長，城市化和非農産業發展迅速，欠發達地區大量農民工涌入城市和沿海地區，遏制勞動力成本過快上升，未來５—１５年仍有勞動力價格低廉的比較優勢，欠發達地區這種優勢會保持更長時期。問題是，一方面勞動力總量過剩，就業壓力很大；另一方面勞動力素質低，不適應技術進步和産業升級的需要，過剩和緊缺並存的結構性矛盾會日漸突出。
第五，深化改革將為發展創造良好的體制環境。積極推進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産管理體制的改革，財稅體制、金融和外匯管理體制以及投資體制的改革，土地和其他重要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和環境補償機制的改革，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政府職能轉變和自身的改革，以及社會政治領域的改革，都會給發展注入強大活力。ＷＴＯ過渡期結束給改革帶來壓力和動力。但是，改革是利益關係的調整，某些改革會因為有風險而難以決斷，某些改革不一定能夠産生立竿見影的效果，某些改革要付出經濟上的代價，某些改革會影響經濟增長的速度，——這些都會增加改革的難度。
第六，社會政治穩定。在保持社會穩定的條件下推進發展和改革，通過發展和改革在新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穩定，這是２０多年來的一條基本經驗。未來５—１５年能夠保持有利於持續發展的社會政治穩定局面。不穩定因素也不少，某些方面的社會矛盾在積累，要高度重視社會矛盾的化解和社會問題的解決。目前社會矛盾總的説還是由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經濟方面的訴求引起的，在現行體制和政策框架內是能夠解決的。
第七，外部環境比較有利。現在中國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還不大，但增量已經佔世界很大比重，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和推進器。融入全球化進程提供了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的機遇，世界科技革命提供了跨越式發展的可能，國際關係的改善有利於國內發展。世界經濟處於週期性上升階段，國際産業轉移加快，也是有利因素。同時，外部環境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制約也在加大，非傳統貿易壁壘增加，經濟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增加而我國防範風險的機制還不健全，周邊和全球政治格局也有不穩定和不可測的因素，經濟安全乃至國家安全存在隱憂。
綜合分析，未來５—１５年發展既有許多有利條件，可以説是“黃金髮展時期”；同時也存在不少困難和制約因素，又是“矛盾凸顯時期”。機遇和挑戰同在。實行正確的發展戰略和政策，充分利用現有基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解矛盾，克服困難，完全能夠實現持續快速增長。從國際經驗看，如果處置不當，出現曲折的危險也是存在的。
三、發展趨勢和政策研究
實現未來５—１５年目標，需要把握社會經濟發展的大趨勢，有針對性地採取一些大的政策措施。我著重從四個方面講一些看法，提一些需要研究的問題。
（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轉變增長方式問題已經提出多年。對現狀的總體判斷是三句話：取得明顯進步，水準依然很低，矛盾非常尖銳。
根據我們去年所做的一項研究，從１９８０年到２００２年２２年間，按照不變價格計算，每萬元ＧＤＰ能耗標煤從１４．３４噸下降到４．７６噸，下降６６．８％；每萬元ＧＤＰ電耗從７２００度下降到５２００度，下降２２．７％。從１９７１年到１９９９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單位增加值能耗下降６８％，而同期世界平均下降２７．７％，歐洲國家平均下降１１．２％，亞洲國家平均下降３２．３％。從國際範圍來看，我國的進步是明顯的。
但是，這種明顯成績是以過去經濟增長粗放程度過高為基數的。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單位産品實物消耗指標國內先進水準和世界先進水準的差距，火電耗煤從３２．５％下降到２４．１％，鋼耗煤從７０．４％下降到２０．９％，水泥綜合能耗從５０．２％ 下降到４４％，乙烯能耗從８３％下降到６９．７％，這説明，差距明顯縮小，但仍有不小差距，不過並不像按美元計算的單位ＧＤＰ消耗的差距那麼大。我國礦産資源總回收率為３０％，比世界先進水準低２０個百分點。生産、流通和消費領域普遍存在的效率低下和嚴重浪費，是人所共見的事實。從總體上看，經濟增長方式遠未實現全局性、根本性的轉變。
我們在資源嚴重約束下推進現代化建設，轉變增長方式是唯一齣路。在近年來經濟高速增長中人們已經強烈地感受到，傳統的高投入、高消耗、低産出的老路，已經走到盡頭。佔現今世界人口不到１５％的發達國家，是靠消耗全球６０％的能源、５０％的礦産資源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另外８５％的人口正陸續進入工業化階段，全球性的人口、資源、環境矛盾尖銳，我國面臨嚴峻挑戰。即使國際市場能夠彌補我國資源之不足，生態和環境破壞的沉重代價也難以承受。國際競爭的壓力，許多出口商品因為在國際産業鏈中處於低端而收益比較低的嚴酷現實，也使人們痛感轉變增長方式之必要。
經濟增長方式是經濟發展階段性的重要標誌，直接起作用並且構成其物質基礎的，是技術進步。從人類社會經濟不斷進步的意義上説，增長方式的轉變是永無止境的。從發展的階段性來説，我國目前的增長方式轉變，肩負著雙重任務：一是通常所説的傳統工業的提高，一是實現從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包括這兩個方面技術進步的過程。
經濟結構不合理是增長方式粗放的重要原因。在産業結構升級過程中，有更高技術含量、附加值更大、環境代價更小的産品或者産業發展起來，表現出更高的生産率和社會效益，這就是增長方式的轉變。發展高新技術産業，用新技術改造傳統産業，發展第三産業以提高整個經濟的社會化水準，都是增長方式轉變所必需的。
增長方式粗放和轉變困難，有深刻的體制和政策上的原因。除投資體制不合理所導致的低效甚至無效的投資外，價格扭曲是重要原因。低水價政策導致水資源的過度消耗和浪費，低價徵用造成土地的大量浪費，能源價格不能反映全部成本使能源消耗至少增加９％。品質、物耗、環境等方面社會規制不嚴，政績考核方法的缺點，也是粗放式增長得以延續的原因。為增長方式轉變創造體制和政策環境，是深化改革面臨的迫切任務。
實現增長方式轉變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例如：當前轉變增長方式要解決的突出矛盾是什麼？在不同的産業領域，如何確定轉變增長方式的著重點？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區，增長方式轉變的目標和任務怎麼確定？如何促進技術含量高和附加值大的産業更快發展？如何在傳統産業中推廣新技術，同時淘汰産出低、消耗高、污染嚴重的技術裝備？轉變增長方式在技術、管理以及企業和政府行為等方面的困難何在？如何看待關於重化工業發展問題的討論，其實踐的和政策的含義是什麼？如何形成企業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和自主創新的機制？如何開發和推廣共性技術，特別是開發推廣對增長方式轉變有直接效果的節能降耗技術和環保技術？如何通過體制和政策的調整，促進迴圈經濟的發展？如何處理採用新技術、發展資本密集型産業和發展勞動密集型産業、擴大就業的矛盾？如何動員全社會力量建設節約型社會，當務之急是什麼？政府、企業、社會仲介組織在轉變增長方式中應當扮演什麼角色，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在經濟全球化和發展開放型經濟的條件下，增長方式轉變有哪些新的情況，如何適應新的情況？
此外，還有一些理論問題可以討論。例如，關於增長方式轉變的含義，關於外延型增長和內涵型增長、粗放型增長和集約型增長的概念，關於增長方式轉變的普遍規律和現階段中國增長方式轉變的特殊規律，等等。理論探討對於增長方式轉變是有實際意義的。
（二）推進城市化
城市化是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８０年代中期特別是９０年代中期以來，城市化進程加快。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城市群、城市帶發展壯大，一些小城鎮成為當地經濟的中心。基礎設施建設使城市面貌大為改觀。這是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目前我國城市化仍然明顯低於世界平均水準和同等工業化國家的水準，未來５—１５年甚至更長時間，是城市化迅速擴張時期。按照８０年代以來的平均進度，２０１０年城市化將達到４７％，２０２０年達到５５％；按照１９９５年以來的平均進度，２０１０年將超過５０％，２０２０年將達到６４％。城市化滯後是歷史包袱，同時也為經濟增長提供了空間。
城市化是涉及幾億農業人口轉入非農産業的社會結構的根本性變遷。這是伴隨著現代化進程逐步實現的漸進過程，最樂觀的估計也要延續到２０２０年以後。在工作部署上既要積極，又要穩妥。目前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城市化率，存在急於求成和盲目無序的偏差，城區規模擴張過猛，拆遷規模過大。全國有１８２座城市提出要建成“國際大都市”，不少中小城市提出要建成大城市。不少城市規劃缺乏特色，甚至造成所謂“建設性破壞”。另一方面，大量因城市建設而失去土地的農民生活沒有著落，進城農民不能長期穩定留居的問題也很突出。這不僅影響城市化的健康發展，還會危及社會穩定，目前一些地方的社會矛盾是和城市化的盲目擴張有關係的。在這方面也有許多理論和政策問題需要研究，例如：如何認識世界城市化的規律和中國特色城市化的道路？如何認識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把握城市化的適當進度？如何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格局，使之都能夠揚其長而避其短？如何做到城市的空間佈局更為合理，超越行政區劃的局限發揮城市功能？如何根據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實際情況，提出符合本地區實際的城市化目標和政策？等等。
保證城市化健康發展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是把城市化和解決“三農”問題結合起來，使之成為實現城鄉協調發展，改變二元經濟結構的推動力。關鍵是為農民轉入非農産業創造就業機會和生存條件。需要著重研究解決的，是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長期進城務工農民變為城市居民的問題。據人口普查資料，農民工佔二、三産業就業人口的比重高達４６．５％，其中第二産業佔５６．７％，建築行業佔８０％，絕大部分處於流動不定狀態。每年有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就業。要對行之多年的城鄉隔離政策進行清理，放寬農民進城就業和定居條件，建立城鄉勞動者平等的就業制度；同時要引導農民工適應城市生活秩序。這涉及城市公共服務資源重新分配的問題，對城市建設和管理的影響需要觀察和研究。可以肯定，這樣做有利於保護農民工的權益和社會的文明發展，客觀上或許會對城市規模的盲目擴張和畸形發展起到某種抑製作用。
二是失地農民的生計問題。目前全國完全失去土地或者每人平均耕地０．３畝以下的農民多達４０００—５０００萬人，２００３年國家統計局對其中２９４２戶的抽樣調查顯示，完全失去耕地的佔４３％，耕地被徵佔後收入下降的佔４６％。失地農民每年增加的數量以二、三百萬計，補償費用過低而且會坐吃山空。廉價徵用土地，“以地生財”、“以鄉養城”成為原始積累的新形式。矛盾在日積月累，有的地方釀成嚴重社會不安，現行土地政策和制度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如何安定失地農民，如何改革和完善土地制度，保護農民的土地權益，是必須研究解決的大問題。
在城市化、工業化乃至整個現代化進程中，始終不能放鬆對農村問題的關注。即使城市化進展順利，農村人口２０１０年至少還有７億，２０２０年至少還有５億，仍然是個龐大的人群。“三農”問題過去主要是糧食生産問題，現在不僅要解決全國十多億人口吃飯的問題，而且要解決在全國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逐步實現現代化的問題。要通過“三化”——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促進“三農”問題的解決。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例如：如何切實保護和穩定提高糧食生産能力？如何促進糧食市場發育和完善政府調控政策？如何推進農業結構調整和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如何扶持農村二、三産業，加快縣域經濟發展，促進農業勞動力就地轉移？如何解決退耕農民生計問題，鞏固退耕還林還草政策成果？如何應對農産品進口的衝擊，擴大我國優勢農産品出口？如何擺脫縣、鄉財政的困境？如何把握繼續推進農村改革的切入點和著重點？如何確定國家扶持政策的切入點和著重點？在農業稅免除後，國家可以採取哪些普惠的政策幫助農民減負增收？例如，是否完全由財政負擔農村義務教育的支出？等等。
全國農村發展很不平衡。如何在全國農村普遍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現有的經驗還不能提供完整而清晰的答案，需要在實踐中繼續探索。
（三）注重解決社會問題
根據社會矛盾比較突出的實際情況，“十一五”和２０２０年規劃要把解決社會問題放在重要位置。我們的目標，是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全面進步。經濟建設是中心，經濟不發展不可能實現現代化；但如果社會問題不解決，不僅直接危及經濟發展，國家也不會太平。“五個統籌”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就是注重解決社會問題，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事實上，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都順時應變，加大了這方面工作的力度。
社會領域的問題錯綜複雜，往往帶有更濃厚的中國特色，必鬚根據中國國情，有針對性地採取政策措施。梳理歸納，當前影響最大並且會長期存在的，是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就業問題。我國人口多，適齡勞動人口持續增長，加上大量農民離鄉進城，隱性失業變為顯性失業，經濟結構調整帶來勞動力市場動蕩，未來５—１５年就業壓力很大。發展規劃和政策要把解決就業問題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影響勞動力需求的是兩種起相反作用的因素：一方面，技術進步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國有企業改革，産業結構升級，是減少勞動力需求的因素；另一方面，隨著技術進步和社會分工深化，新的産品、新的産業、新的就業領域和就業形式不斷出現，多种經濟成分發展，是擴大就業容量的因素。但從總的發展趨勢看，我國就業問題將是長期存在的大問題。發達國家人口比我國少得多，不斷縮短工作時間，還長期受到失業問題的困擾，我國就業壓力之大可想而知。要認真研究擴大就業與經濟增長、産業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的關係，研究擴大就業與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和多種就業形式的關係，研究擴大就業與保障勞動者權益、增強企業社會責任的關係，研究政府、企業、社會仲介組織和勞動者各自的責任，研究完善勞動力市場和擴大就業的政策措施。提高勞動者就業能力也是當務之急。要把普及義務教育作為提高國民素質和促進就業根本大計，同時在農村和城市普遍開展職業技術培訓。目前農村勞動力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很少，絕大部分初、高中畢業生沒有受過職業技術教育。城市職業技術教育也很薄弱。隨著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普通高校畢業生也面臨著就業難的問題。
第二，收入差距問題。對於反映社會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的計算方法、適用範圍及其對中國現階段的實際社會意義，理論界有不同的認識，但差距持續擴大是公認的事實。對於收入差距的現狀和趨勢，可以大體上從兩個層面做出判斷：
在初次分配領域，差距明顯擴大的主要是私營部門和外資部門。隨著私營經濟發展、經濟市場化和國際化加深，收入差距是繼續擴大的趨勢。而在所謂“體制內”部分，平均主義仍然普遍存在，公務員系列收入的平均主義甚至比過去還要嚴重，但在某些壟斷行業和一般行業之間、不同地區的公務員之間，也存在差距過大的問題。群眾不滿意的，主要是非法暴富者和體制不合理造成的灰色收入。
在再分配領域，由於稅收和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對收入差距擴大的勢頭調節不力。基本方針過去是三句話：“保護合法收入，打擊非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應該變為四句話，加上“救助貧困群體”。四個方面都需要加強。
需要研究的問題很多。例如，現階段我國收入差距的發展趨勢和合理界限是什麼？如何處理公平和效率的關係，以達到實現社會公平和保護經濟發展活力這樣的雙重目標？怎樣採取更為透明、公正的分配方式，消除灰色收入的體制根源？怎樣使“體制內”的收入分配改革在不同行業和不同地區之間能夠統籌兼顧？如何在保護公、私財産權的同時切實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以達到勞資兩利之目的？如何調節投資和消費的關係，適當提高目前顯得過低的最終消費率，以增加城鄉居民消費？輿論引導也是需要研究的問題。
第三，社會保障。健全的社會保障是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支柱。改革初期在很大程度上把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配套措施，某些措施著眼于減輕財政負擔而缺乏健全的制度規範，歷史欠帳和積累矛盾不少。加之老齡化快速發展，城鄉龐大失業人群存在，傳統家庭養老方式趨於解體，社會保障的壓力與日俱增。清欠舊帳和建立新的比較規範的社會保障體制都是“十一五”時期要辦的大事。如何實現城市社會保障體制的平穩過渡？如何根據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的發展水準實行不同的辦法而又有利於逐步走向統一？如何改善農村衛生醫療條件，解決農民基本醫療問題？在農村，是建立最低生活保障，還是建立社會救濟制度？農村社會保障如何起步？如果從“五保戶”的社會救助做起，“十一五”時期能發展到什麼程度？健全的社會保障是現代社會文明的標誌。西方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普遍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對於緩和階級矛盾起了重要作用，７０年代以來由於保障標準過高而難以為繼，不得不進行改革但困難重重。我國經濟不發達而社會保障任務又很艱巨，只能堅持“低水準、廣覆蓋”的方針逐步推進，不能過高承諾，但一經承諾決不能食言。
第四，健全社會流動機制。社會流動和社會分層加劇是社會結構變化的反映。這種發展趨勢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諸如創業門檻降低，受教育程度提高，就業和居住地選擇餘地擴大，城鄉流動障礙破除，使身處下層者有可能通過自身努力改變社會處境，有利於激發社會活力和財富創造；同時也蘊含著新的社會矛盾，例如，一些人可能喪失既得利益而地位驟然下降，經濟地位上升的人又可能提出政治訴求。如何分析社會流動和社會分化的現狀、發展趨勢及其社會經濟影響？如何從體制和政策上疏通社會流動渠道，促進社會的有序流動，以利於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做到“能進能出”，“能上能下”？如何處理危機應急機制和常規制度建設的關係，以利於處理社會危機？如何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和管理方法創新，發展多元化的社會溝通渠道，包括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發揮傳統組織優勢，同時發揮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社團、行業組織和社會仲介組織的作用，以利於維護社會穩定和構建和諧社會？在這些方面都有許多理論問題和政策問題需要研究。
（四）提高對外開放水準
外部環境和中國的國際經濟地位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需要用全球戰略眼光謀劃發展，在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的目標。關鍵是提高對外開放水準，在更大範圍、更廣領域、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
國內近年來有關於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是否過高和利用外資是否過度的憂慮。怎麼看待這個問題？恐怕不能從“進出口額／ＧＤＰ”公式簡單得出結論。首先，這個公式本身是有缺點的，因為進出口額是貨物貿易，ＧＤＰ則包括服務業，而發達國家服務業在ＧＤＰ構成中所佔的比重遠高於我國，用這個公式進行國際比較勢必相對地高估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如果用世界銀行通用的“貨物貿易進出口額／商品ＧＤＰ”公式加以修正，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遠低於德國，而與美、日大體相當。其次，還要考慮到，進出口額是進出口貨物的全部價值，ＧＤＰ是增加值，我國加工貿易佔進出口５０％以上，簡單計算的外貿依存度顯然高估了我國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再者，即使使用“進出口額／ＧＤＰ”這個公式，假如用世界銀行的購買力平價數據，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只有２０％左右，遠低於德、美、日等發達國家。雖然對我國的購買力平價國內外有不同的計算，但都遠高於匯率法計算的結果。我國外商直接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比重２００２年為１０％，低於世界平均水準（１２．２％），甚至低於發展中國家平均水準（１０．３％）。通常所説的我國累計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總額５０００多億美元，沒有扣除折舊和撤資，按照國際通用的“固定資産餘額”推算，２００３年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在２６００億美元左右，相當於當年ＧＤＰ的１８％，低於２７％的世界平均水準。現在全球吸引外資的競爭很激烈，連發達國家也在積極吸收外資，我國也應該繼續積極吸收外資。關鍵是提高利用外資水準，優化對外貿易結構。這也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
未來５—１５年我國經濟保持快速增長，必須繼續積極發展對外經濟貿易關係，處理好在國際社會中的矛盾與問題，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是重要的：
第一，保障外部資源的穩定供給。我們只能在對外部資源依賴程度越來越高的情況下推進現代化建設。我國目前在世界主要資源市場上所佔份額還不大，但在需求增量中所佔份額相當可觀。全球資源供需基本平衡，我國支付能力沒有問題，主要是如何保障穩定供給，降低採購成本。要研究通過國際市場獲得外部資源的多種方式。例如：如何與能源和其他重要資源輸出國建立穩定的合作關係？如何加強與能源輸入國的合作？如何保證海外資源的運輸安全？隨著我國資本實力日漸雄厚，未來對外投資是迅速增長的趨勢。對外投資不僅是獲取外部資源的重要形式，也是取得市場、技術和智慧財産權，加強我國與投資東道國關係的有效途徑。對於體制轉軌中處於起步階段的對外投資如何引導？如何在簡化審批程式的同時加強監管？如何將企業對外投資行為與國家的對外經濟戰略有效結合？如何扶持企業通過跨國投資獲取研發能力和海外行銷渠道，通過海外投資保障能源和其他重要資源的供給？在風雲變幻的國際投資市場上如何防範風險？都是需要研究的問題。
第二，提升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三貿易大國，但在國際分工中的低端地位並沒有根本改變。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從偏重於量的擴張向注重質的提高轉變，從單純計算企業財務成本向同時注重計算土地等要素價格和環境代價的綜合成本轉變，從注重優惠政策向注重市場公平競爭轉變，從單純技術引進向注重消化吸收和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轉變。實現這樣的目標，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解決。例如：如何協調外資政策、外貿政策和産業政策，發揮外資在提升我國産業結構、技術水準方面的作用？如何推進加工貿易的結構升級？如何使具有自主智慧財産權和自有品牌的産品成為我國出口的主導産品？如何形成我國企業的國際行銷渠道？如何吸引資本與技術密集程度更高的企業來華投資？如何引導外商投資于中西部地區、東北等老工業基地，以促進中西部發展和老工業基地振興？如何實現內外資的平等競爭，防範跨國公司形成産業壟斷？等等。
第三，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中國經濟迅速壯大，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勢必引發錯綜複雜的國際矛盾，如何使各個領域的對外交往，包括政治的和經濟的，外交的和文化的，官方的和民間的，服務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的目標，是長期的任務。當前需要著重研究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處理與主要貿易對象國特別是美國的經貿關係？對美國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甚至風險及其對我國的影響如何估計？如何積極參與和有序推進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其他區域經濟合作？如何協調對外貿易、對外援助、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等等。
對中國經濟地位提升所引起的國際經濟關係調整，世界沒有準備，我們也準備不足，需要有一個適應過程。要重視對外宣傳工作，樹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讓國際社會理解中國提出的可持續發展、建設節約型社會的發展戰略，理解中國追求合作共贏和共同發展的理念，消除國際社會對我國發展的疑慮。
第四，健全開放型經濟的風險防範機制。我國迅速從封閉型經濟轉為開放型經濟，經濟風險隨增長活力增加而加大，而我們對開放型經濟風險的防範經驗不多，機制很不健全。健全風險防範機制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和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條件。開放型經濟的主要風險是什麼？在國際資本流動加劇的情況下如何保持國際收支基本平衡，避免短期資本流動的衝擊？在國際金融市場動蕩的形勢下如何避免鉅額外匯儲備的風險？如何順利度過業已開始的貿易磨擦高發期，使之不致釀成大規模的貿易戰，影響國家的經濟關係甚至政治關係？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問題。
我國經濟的國際化程度日益提高，需要用更靈活的匯率機製作為調節國際收支的政策工具。國際上關於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炒作各懷心思。但如何完善匯率形成機制，穩步走向有管理的彈性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大幅波動的影響是什麼？確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以上四個大的方面，實質是工業化（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城市化（走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市場化（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國際化（融入世界經濟貿易體系），以及在這“四化”進程中實現社會穩定與和諧的問題。這裡所講的並不是“十一五”和２０２０年規劃的全部重要問題，但可以説是今後５—１５年中國經濟的基本走向。
四、不斷在實踐中深化認識
現在面臨兩方面的情況：一方面，中國作為有１３億人口的、經濟文化落後、具有獨特歷史傳統的最大發展中國家，實行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的艱巨性和長期性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另一方面，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國際利益格局處於大的變動和重組之中，世界和中國都在發生深刻而廣泛的變化，許多事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讓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在這種大背景下推進中國的現代化事業，需要我們密切跟蹤觀察，在認識和實踐上與時俱進，致力於理論創新、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我們已經取得的成就是偉大的，但前頭的路更長。政策研究諮詢工作要具有前瞻性，更需要注重研究新的情況和問題，在實踐中不斷深化自己的認識。以往成功的經驗不一定適用於現時，局部成功的做法不一定能推廣到全國，因為情況不同。中長期規劃研究是預測未來，因為不確定因素很多，預測的時限愈長久愈不容易準確。試想今天世界和中國的實際情況，哪是我們５年前１５年前預料得到的。因此，我們要隨時根據實踐的經驗，根據新的事實，檢驗和修正我們的認識。經濟研究不是《推背圖》，中長期發展規劃自不能拘泥于細節，我們有可能努力做到的，只是指出大體的發展趨勢，前進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以及政策的大體走向。今天我是抱著這種態度講這番話，來和大家討論的，講得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批評。
《中國經濟時報》 2005年2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