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制定並實施“十一五”規劃，將對中國經濟社會轉型和發展産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研討“十一五”戰略發展規劃，具有相當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日前，“改革雜誌社學術委員會成立暨‘十一五’戰略發展研討會”在京舉行，來自中央宏觀研究部門、政策諮詢部門和知名高校的專家學者就“十一五”規劃問題，分別從不同角度談了自己的看法。
應該堅持四大發展戰略
前不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組織了“十一五”發展戰略研究課題——《“十一五”期間發展改革》，課題報告分總報告和專題報告兩大部分。
作為負責起草總報告部分的盧中原，對於今後５年至１５年總體改革與發展思路有著簡明、清晰的看法。
這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部長認為，從宏觀上講，“十一五”規劃的起點是“四新”，即：新的增長態勢、新的增長空間、新的增長動力和新的發展理念。
新態勢指，中國經濟在“十五”期間扭轉了長期低迷的通貨緊縮態勢，轉向新一輪上升通道。“這是一個轉折性變化。而上升期能不能延長，是我們面臨的挑戰。”盧中原説。
所謂新空間，是指“十五”期間，中國消費結構、産業結構升級和城市化進程迅猛。從社會領域看，社會流動和分層加快。劇烈的經濟社會結構變化，擴大了發展空間。
新動力來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幾年來，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為未來發展奠定了新的體制基礎。
新理念意味著科學發展觀。對於這一點，盧中原認為，不能估計過高，“畢竟才提出來一年。”
與此同時，盧中原對中國正將面臨的四大矛盾作了分析。概括起來是，人口、資源環境對可持續發展帶來壓力；體制缺陷依然存在，抑制了增長方式轉變；社會結構變遷加快，而社會事業發展滯後；外部經濟環境不確定、不穩定、不可測因素空前增加。
基於這些分析，盧中原認為，“十一五”期間，中國必須堅持四大發展戰略：
一是內需主導型發展戰略。因為我們要素組合比較有力，市場巨大，勞動力成本低，不可能通過進口、出口或者是擴大開放調節，這決定了中長期發展必須靠內需。但是內需與對外開放並不矛盾，比如擴大開放就是滿足內需；
二是技術創新戰略。這不是一般的科技進步。“科教興國”國家早提出來了，“十一五”期間，提升産業技術水準，推動産業技術創新，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三是以制度創新推動發展戰略。沒有制度創新，就找不到根本的動力，要繼續高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旗幟，協調推進經濟和社會、城市和農村、微觀和宏觀、經濟和政治幾大領域改革；
四是人力資源優先開發戰略。
北京師範大學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唐任伍，從另外一個角度對“十一五”發展戰略的制定作了幾點提醒：
防止經濟增長的大起大落。在發揮市場主體調節作用的同時，要增強宏觀調控的能力，提高宏觀調控的水準；進一步處理好國有企業尤其是國有金融企業問題，防止出現金融危機；保持社會穩定；處理好台灣問題，不要讓它干擾經濟建設；處理好經濟建設和政治文明的關係，讓經濟建設和政治文明互相促進，同步發展。
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政策思路
２００４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超過１．１萬億美元，超過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三，已成為世界貿易大國。
此前就有專家認為，未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將是一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躍進的艱難過程。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裴長洪説，向貿易強國目標邁進，就是既要保持我國中低端産品或生産環節的國際競爭力，又要提高和實現中高端産品或生産環節的國際競爭力，從而實現貿易增長方式的轉變。
在此過程中，要掌握和利用比較優勢動態變化的規律，一方面穩定和延續中低端産品或生産環節的比較優勢，保持出口貿易的數量增長；另一方面又要創造和積累中高端産品或生産環節的比較優勢，擴大其産品出口，達到改善貿易結構，提高貿易品質的目的。
聯繫到“十一五”規劃，裴長洪提出了相應的政策思路：
實現加工貿易的雙重結構調整。加工貿易順應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産業內分工貿易發展的趨勢，順應跨國公司國際化生産安排的經濟規律，應當繼續發展和完善。其結構調整的含義是，中低端産品或生産環節應逐步向我國中西部地區轉移，以增加就業和滿足現階段中西部地區數量型經濟增長的需要；但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應鼓勵和扶持加工貿易向中高端産品或生産環節延伸和發展，逐漸積累比較優勢。
在一般貿易中，扶持出口優勢行業。通過引進先進技術和加強自主研究開發，提高裝備製造業的現代化水準，提高加工製造業産品中自主智慧財産權的比例，使一些行業部門有條件較多並以較低成本使用創新技術，培育這些行業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形成出口優勢行業，改善一般貿易的出口産品結構。
重視和發展服務貿易，努力增加服務出口的新産品新業務。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與之相關的許多服務業，如金融、保險、通信、國際商務諮詢、法律諮詢、電腦軟體、運輸等業務都將得到進一步發展，並在海外拓展市場，形成服務出口。但許多服務業的發展主要靠智慧財産權和無形資産，所以應當創造和提供相應的法制環境、政策環境及各類服務標準和條件，同時轉變傳統觀念，把有關政策、措施落實到位。
密切注視世界服務貿易的新動向，跟蹤國際潮流。當前，在貿易自由化潮流中，出現了通過自然人流動增加服務貿易的新動向，國際社會出現了自然人流動就業自由化的呼聲。我國人民通過流動在境外就業的比例遠比一些發展中國家低，因此應從職業培訓入手，培養大批適應國際服務需求的人才，鼓勵自然人流動，並增加這方面的服務産品和出口。
增加外貿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提高利用效率。我國龐大的生産體系和每人平均資源的約束，決定了我國經濟與世界市場的交換必然是大吞吐量的，因此，港口、碼頭、遠洋、航空、陸路運輸等基礎設施是必不可少的硬體投入，應當制定規劃，適當超前發展，並應利用世界先進技術和管理，提高利用效率。
更新觀念，擴大國際貿易業務範圍。通過資訊化建設和國際化經營人才的培養，發展國際第三方物流業務、發展轉口、轉運業務，使我國成為周邊經濟體的轉口貿易中心、國際採購中心、國際貨物調配中心。
把握好公平與效率的關係
“效率優先，優先到什麼程度？兼顧公平，兼顧到什麼程度？一般説，效率優先，必然會使收入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是不是收入差距越大，效率就越高？另外，收入是僅指勞動收入，還是也包括其他收入，如資産收入等。假定收入差距越大，效率越高，是否還要考慮到一定經濟社會環境下社會整體的承受能力，還要考慮社會的和諧發展？”山東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臧旭恒提出這樣一連串問題。
公平與效率之爭是一個老話題。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況下，要麼選擇公平優先兼顧效率，要麼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長期以來，我們倡導的都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但專家們認為，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大約在０．４５左右，按國際社會一般看法，已經超出正常社會所能承受的“度”。因此，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應當成為“十一五”時期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
臧旭恒説，目前縮小收入差距的重點在於調節收入最高的１０％居民的收入，增加收入最低的１０％居民的收入，努力形成和擴大中等收入階層，使我國收入分配形成“橄欖形”格局。具體手段如：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徵點，提高其累進程度；研究、落實、完善利息稅、遺産稅的政策。
從長遠看，縮小差距，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另一個要求是增加對教育投入。臧旭恒建議，農村中小學教師的工資改由中央財政直接撥款，以徹底解決拖欠農村中小學教師工資的問題。與此同時，要適當降低高等教育收費，使大部分居民能夠承受得起。
重慶工學院副院長孫芳城強調了完善失業保障體系的重要性。
擴大保障面是不能回避的問題，孫芳城建議，將事業單位和機關團體納入失業保險中，對非公有制企業保障體系建設情況，要加大檢查、監督力度；對於個體工商戶和收入穩定性差的個人，可以開設專門窗口，建立繳費賬戶；對於目前矛盾突出的“失地”農轉非人員，可以考慮在其土地補償費中留出一部分失業保險費，同時，應該在土地增值部分留出失業保險基金的積累。
關於健全和完善多渠道、多層次的失業保障籌資機制方面，孫芳城建議，在適當時候對企業開徵失業稅。而財政部門可通過各種稅收優惠政策，積極鼓勵發展各種類型的補充保險，如職工互助保險、個人儲蓄保險、商業保險等。
孫芳城説，針對目前繳費苦樂不均的情況，可以考慮將繳費基數由目前的職工工資改為社會平均工資，使失業保險真正體現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原則。
除此以外，還應當考慮的對策是：
調整費率，增加積累。據專家測算，我國企業３０００萬冗員的隱性失業，一旦顯性化，要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必須在原有的基礎上提高企業１０％以上的繳費率。在調整中，可以根據行業、單位失業風險概率的不同，實行差別費率，使企業負擔相對合理。
調整基金使用方向，降低失業救濟金支付份額，增加就業服務方面的支出比重，並相應建立就業培訓及培訓津貼制度、職業介紹和資訊服務等一系列就業服務制度。
加快失業保障立法建設，建立起基於全社會的考核與激勵機制。失業保障僅僅依靠行政部門的規定、辦法很難維護強制性，必須正式立法。對於拖繳、欠繳的企業，應加強清欠的力度，對於惡意拒繳者，要嚴格按照有關法律法規進行清理。
建立社會保障預算。明確財政部門在失業保障制度運作中的職責，財政部門應積極主動地研究失業保險基金管理的立法問題，以加快失業保險基金管理的立法。加強對失業保險基金的管理和監督，建立包括失業保障在內的社會保障預算；理順失業保障工作中的各類關係。重新界定“失業”概念，劃清保障對象；理清顯性就業與隱性就業的關係，促進隱性就業顯性化；理順失業保險與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其他社會保障項目的關係；理順失業保險和城鎮最低生活保障的關係。
實行統一的社會保險制度和統一的社會保險管理體制，在社會保險管理機構的統一領導下成立社會保險事業機構，具體負責經辦社會保險基金的徵收、支付、營運、管理以及編制預算等，實現“五保合一”。與此同時，進一步推進失業保險管理服務社會化。
正視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實
區域差異的存在以及擴大化傾向，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無法回避的現實。區域差異和區域差距既是中國２０多年改革開放的結果，也是今後改革發展的現實起點。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周立群説，區域差距拉大並不是中國改革的初衷。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尋求社會和諧就是要通過改革和發展戰略的調整，通過發達地區的示範、帶動來促進欠發達地區的發展。
事實上，目前正在進行的“十一五”規劃研究，已將區域差異和地區差距問題置於重要地位。以區域發展為支點的區域發展規劃前期研究將“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區域戰略和規劃提上了日程。這些規劃為經濟研究提出了新的問題，也凸現了區域差異的許多深層次矛盾，如區域發展不平衡性、區域專業化分工、區域競爭、區域合作、區域協調等。
周立群認為，以區域經濟發展為重心的區域規劃如何與國家産業政策和産業佈局、與可持續發展和全面建設小康對接協調起來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他説，從現實看，行政區劃利益格局加劇了區際競爭，區際競爭一方面促進了區域經濟發展，給經濟欠發達地區和市場化程度低的地區以外部衝擊，為新一輪的改革和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區域産業雷同、重復佈局、惡性競爭、資源配置劣化等新問題。各地區紛紛構建自己的主導産業、支柱産業、産業園區和産業體系，但有著內在聯繫的區際産業聯繫卻是斷裂的，形不成産業帶、産業鏈和産業群。
縮小差距應以改革為前提，尤其是改革滯後、市場化程度低的地區。如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除需要中央給予政策性支援以解脫其歷史重負外，重要的還在於自身的制度創新。而其制度創新的路徑也不同於南方地區，比如，同廣東、江浙等民營經濟發達的地區相比，東北的國有經濟比重過高，這一約束條件使其發展民營經濟僅靠自身力量是不夠的，建構新的制度條件吸引外地民間資本或私營企業進入東北，並通過國有經濟佈局與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為民營經濟提供新的發展空間，就成為東北改革的特點和重要內容。
江西財經大學産業組織與政策規制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陳富良説，從政府角度看，要縮小地區差距，應合理制定區域戰略發展規劃。
他説，成功的區域戰略發展規劃必須符合兩個條件：第一，區域的邊界是確定的，第二，影響這個區域決策的外部競爭對手的邊界也是確定的。
陳富良對相對落後地區的發展提出了個人看法：
對某個地區來説，要成為新的增長點，就一定要爭取市場。而最有可能拿到的市場正是從老的增長中心擴散出來的那部分勞動力密集型産品市場，這部分市場恰恰符合後進地區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
他提醒後進地區，那種超越發展階段，直接發展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産業的想法是不現實的。為了在下一輪競爭中取得比較優勢，後進地區在制定區域發展規劃時，應當盯住增長中心，要研究哪一個行業的集聚過程已經快要結束了，地方政府就應當創造一切有利條件幫助本地企業捷足先登，把機會搶過來
發達地區要切實推進經濟結構優化調整
基於２００４年的情況，２００５年，珠三角等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發展仍將面臨若干困難與矛盾：
人民幣匯率調整和利率上調的預期，以及出口貿易摩擦與貿易糾紛加劇，使得出口貿易增長將遇到相當大的困難，對外貿依存度較高的省區發展構成一定影響。
如果煤電油運緊張狀況得不到迅速和根本的緩解，對於原材料、能源短缺的東南沿海，特別是珠三角地區，便構成了生産成本上升、競爭力弱化的威脅。
沒有明顯跡象表明，自去年開始出現于東南沿海的“民工荒”現象，及專家進一步分析得出的“技工荒”現象，將在近期內得到明顯改善。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副校長隋廣軍説，這些問題可以歸結為一個根本性的矛盾，就是經濟結構調整遲緩，工業運作與增長方式粗放，工業經濟的運營模式一直處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産出和低效益的狀態中。
他説，中國工業經濟相對發達地區，需要採取有效措施，加快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加速工業運作與增長方式的轉變，才能最終解決制約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嚴重障礙，擺脫已經越來越嚴重的多區域産業同構、低水準重復建設、低層次過度競爭所造成的壓力和損耗，保持經濟、社會的持續和諧發展，保持在全國經濟中的領先地位，併為其經濟腹地和其他經濟區域騰出發展空間，促進區域經濟合作和國家的共同繁榮。
隋廣軍的具體建議有：
不斷找尋、培育成長型産業，構建現代産業集群和網路。根據産業生成與集聚規律，重點打造電子資訊産業、裝備製造産業、生物技術與醫藥産業、新材料産業和新能源利用等産業。同時，鼓勵産品和技術創新，加快完成從目前的加工服務、貼牌生産向自主開發、擁有自主智慧財産權的産業價值鏈高端演進；
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逐步提升東南沿海地區企業員工的工資待遇水準，抬高勞動密集型與資源投入型工業企業的進入與存活門檻。為高新技術産業和成長型工業提供發展空間；
將目前正在形成的泛珠三角區域、長三角區域合作推進到實質上的區域産業佈局的協調分工合作領域。根據比較優勢、資源稟賦特點形成上、中、下游産業基地和産業合作鏈條。通過有效的干預，防止新一輪的重復建設、資源過度投入、過度競爭導致巨大損失的問題一再發生。
調整西部大開發思路
西部大開發問題是專家們關注的重點之一。
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白永秀呼籲，增加西部大開發力度。
在白永秀看來，這些年西部大開發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總體上還有許多不如人意之處，比如：認識不到位，進度緩慢；機制不健全，地方得到的實惠少，在資源開發中存在“抽血多、輸血少”現象；缺乏具有特色的特殊政策，西部地區的資源優勢未能得到充分發揮；軟環境有待進一步改善。
可以肯定，“十一五”既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時期，也是西部大開發的重要時期。
專家們普通認為，“十一五”期間，要加大西部大開發的力度。
北京師範大學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唐任伍説，“十一五”期間，西部開發不能再沿用過去的老套路了，必須換個思路，進行多維思考。
唐任伍建議：
首先要進行法律及制度上的重大變革。要對西部地區實施更加寬鬆的政策，要制定《西部開發法》，用法律的形式規定在西部開發中，只要不危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對治理沙漠、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所有措施，都要支援；
二是要運用“保護私有財産”的理念，吸引更多的有能力、有資本、有技術的人才到西部去“淘金”，去發財；
三是在南水北調工程的基礎上，應當著手啟動開發雅魯藏布江的前期工作，解決西北地區缺水問題。
蘭州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高新才認為，“十一五”期間西部大開發的重點任務應當包括：加大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力度；培育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加大政策支援力度，推進重點地帶重點開發；推廣迴圈經濟模式，確立生態效益補償機制；改革政府管理體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實行促進就業的長期戰略和政策；健全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穩步解決“三農”問題和貧困問題；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準，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發展教科文衛事業，化解社會危機；正確處理民族矛盾，營造更加和諧的民族關係。
長期研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白永秀，從更全面的角度談了他的觀點。
白永秀認為，西部大開發的戰略地位應當得到根本性提升。他建議召開中央全會研究出臺《中共中央關於西部大開發若干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的內容包括：西部大開發的理論依據及指導思想；西部大開發的地位、作用及意義；西部大開發的基本原則與方針；西部大開發的戰略目標及重點；西部大開發的主要階段及實施步驟；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措施。《決定》的出臺，將有利於從執政黨地位的角度肯定西部大開發，提升其地位，加快其開發速度。
隨之，出臺《國務院關於西部大開發的總體規劃》，對開發目標與任務、開發內容與重點、開發戰略與步驟、開發方式與機制、開發政策與措施等重大問題進行設計。
對於此前西部大開發中出現的西部被“抽血”現象，白永秀深感痛惜，他呼籲建立健全西部地區資源大開發機制。
“礦産資源是國有的，但西部地方政府也是國家的組成部分，應當打破中央企業壟斷資源開發的局面，在中央政府的調控下，允許地方政府開發礦産資源。”白永秀説。
他建議建立礦産資源折舊機制，倣照固定資産折舊辦法，提高礦産資源開發的折舊率。
在處理政府、企業和居民關係方面，白永秀提出以股份制形式開發礦産資源，三方按一定比例，以産權方式入股，並吸引社會資本，成立規範的股份制開發公司。將資源開發中的各方利益統一于股份制企業中。
對於外來企業侵佔西部本地企業利益的現象，白永秀建議建立外來開發企業與地方企業對接機制，避免西部大開發中“富了外來企業，窮了本地企業”現象進一步惡化。
具體政策層面上，白永秀提出：
設立國家級“西部大開發特區”或“開發區”，比如在新疆、四川、甘肅、陜西等相關地區設立國家級“能源開發特區”、“旅遊開發特區”、“生態建設特區”。
設立西部大開發基金，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用人單位三方共同出資設立西部大開發人才基金，地方政府發行開發債券，以推動西部大開發中的資本、證券市場形成。
中央政府實行宏觀調控的差異政策，比如在本輪宏觀調控中，就不能搞一刀切，應當給西部企業一個自我調整的機會。
出台西部高校發展的特殊政策，推進非義務教育産業化。中央政府在高校産權多元化、民辦教育、辦學自主權等方面給西部地方院校更多的優惠政策。 （記者 陳墨）
《中國經濟時報》2005年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