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輪宏觀調控措施的確已經取得初步成效，但是過分倚重行政手段”。本週一在上海舉行的2004年國發經濟形勢報告會上，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指出，宏觀調控在方法上仍存在缺陷，今後應更多采用市場化手段，防止功虧一簣。中國經濟已經患上了一齣現好的形勢、一向高地衝擊，幾個月後就過熱的“易感症”。僅僅靠短期的經濟政策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必須著眼長遠，從體制改革、發展道路的選擇上解決問題。以下是吳敬璉在此次報告會上發表的主要觀點。

是總量過熱而非“局部”過熱

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新的增長期。在2003年年末，各方對中國經濟是否已經過熱都未形成統一意見。但是當今年一二月份的各種指標出來後，形勢立即發生了變化。令人震驚的53%的固定資産投資增長速度，不斷上漲的CPI，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國務院果斷作出判斷，認為宏觀經濟已經存在問題。在當時，比較流行的傳媒口徑是———局部過熱。但值得注意的是，“熱”的行業、部門數量增加了，原來僅是鋼鐵、電解鋁，現在擴展到了九個部門、十個部門。

在我看來，宏觀經濟局部過熱的説法是不通的。從高層講話、有關文件來看，所用來判斷宏觀經濟形勢的口徑也都是總量口徑，而不是局部口徑。當時溫總理主要講了兩個宏觀經濟上的問題：一是投資規模過大，而不是某些部門投資規模過大，表明是宏觀的、總量的；二是貸款增速過快，也是總量的概念。儘管政府文件裏始終沒有“全局過熱”這樣的説法，但從經濟學家的角度看，宏觀指的就是全局，就是總量。既是如此，總量又怎會“局部”過熱呢？

儘量用市場調控取代行政調控

對2003年開始出現的增長過快的苗頭，從今年3月以後，宏觀部門先後採取了一系列緊縮性的總量調節措施：央行兩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擴大利率浮動幅度，近期的升息舉措；財政部也宣佈財政政策向“中性”或“從緊”的方向轉變。這些都是市場化的總量調控手段，但顯然力度有限。真正強而有力的措施是行政部門所採取的微觀干預措施，包括發改委派出督察組清理投資項目、國土資源部清理開發區和批地禁令、銀監會按“有保有壓”的原則控制信貸。

這些措施的確已經收到了相當成效，主要表現在農業地位的加強，今年前三季度投資、貸款和貨幣供應增速的放緩。但我要提醒的是，對行政手段的過分倚重，造成了總量措施乏力，由此直接導致存貸款實際利率為負、房地産價格上揚和其他消極後果。因此我認為，今後緊縮性的宏觀調控仍要保持力度，但更多地要採用市場化手段，防止功虧一簣。一者，行政措施是個兩難選擇，如果給有關部門以自由裁量權，就容易滋生導致腐敗的尋租空間；但要是不給，又會導致行政手段的一刀切;再者，由行政機關決定該保還是該壓，難免會造成資源誤配置、效率的損失；與此同時，行政調控的效果也不能持久，一松手就會反彈。進入第四季度以來，在某些方面已經出現了一些反彈跡象，必須引起重視。

現在普遍存在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市場手段和總量手段因為對所有人的標準一樣，所以是“一刀切”的調控手段，這其實是對經濟學的極大誤解。比如一年期利率提高了0.27%，其影響對效率高的企業和效率低的企業是不同的。對效率高的企業來説，提高0.27%後還可以照樣生産、照樣投資；但是低效率企業便會因為利率的提高而無力投資。換言之，這種市場手段剝奪的是那些浪費資源的企業佔有社會資源的權利，所以市場化的總量調控手段也是有保有壓的。與之相比，行政機關就沒有這個能力判斷哪些該保、哪些該壓。不少行政部門説，我們是代表全局利益的，我們的判斷才是最有利於全局效率的。如果這句話成立，那等於説改革的市場化走向錯了。為什麼我們要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呢？就是因為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所起的基礎性作用會讓效率更高，這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是做不到的，所以才要把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政府不會比市場更聰明、看得更準。

以長遠眼光解決經濟“易感”

縱觀20多年的經濟發展歷程，我們屢屢遇到這樣的情況：只要出現好的形勢，向新的高地衝擊，幾個月後就出現過熱，煤電油高度緊張，國家就要停下來調控，這是一種很不利於穩定高速增長的現象。問題就出在經濟增長方式上，因為我們走的是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式增長道路。由此所造成的後果，從短期看是過熱；但從長期來説，經過無數次生産週期後，大量的無效投資，將導致金融系統成萬億的不良資産的累積。因此，這種狀況是不能長期維持的。

要從根本上解決宏觀經濟動輒過熱的問題，僅僅從短期的經濟政策角度、以短效的行政手段是無法克服的，關鍵還要從長期的發展、從體制上、從發展道路上來解決。

第一，改善宏觀調控手段。更多采用市場化的手段，以保證經濟在降溫過程中，經濟效率得以逐步提高而不是相反；

第二，走一條新型發展道路。具體如何走，我們目前的研究還不夠。但其中的內容必定包括兩方面：一是鼓勵技術創新，二是發展服務業，當前服務業比重偏低的狀況亟待改變；

第三，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堅決推進改革。改革有兩個重點，一是金融體制的改革，另一個是政府職能的轉變。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以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習慣仍然非常頑固，具體表現為政府微觀管理權力太大，在重要資源和基本資源的配置上權力過大，使得市場機制無法有效發揮作用。要依靠行政部門主動革自己的命，這個轉變看來非常困難；

第四，教育體系的建設。在先進工業化第三階段的發展模式中，提高效率主要靠的是人力資本的提高。這不是立竿見影的，按照日本人的研究，教育的趕超較之生産的趕超，要超前一兩代人才能見效。我們的教育體系存在不少問題，一定要下決心解決，這也是當前最為緊迫的任務之一。 （記者支玲琳）

解放日報 2004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