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場經濟國家,宏觀調控有兩種基本的形態,一種是當總需求不足、失業率上升時,宏觀調控通過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擴大需求,拉動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另一種是,當總需求過於擴張引起通貨膨脹率上升時,宏觀調控通過加息、緊縮財政開支等措施來抑制通脹。因此,宏觀調控一般都把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作為四個主要目標。宏觀調控的藝術就在於找到穩定和增長的平衡點,也可以説是找到四個主要目標的最佳結合點。在西方國家也曾經出現過經濟停滯、失業率上升和高通脹率並存的所謂“滯脹”。這更是宏觀調控所要努力避免的。“常聽到有人提出宏觀調控何時可以結束的問題,實際上宏觀調控是貫穿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全過程的,不存在何時結束的問題。”就推動經濟發展的宏觀政策和宏觀調控的關係,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專訪了長期從事宏觀經濟研究的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和林兆木兩位教授。
劉國光:
中性宏觀政策 既防通脹亦防通縮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初步形成約在20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和21世紀初。1978年前是計劃經濟,那時候不叫宏觀調控,叫綜合平衡、計劃平衡。1978年到1992年是計劃經濟向有計劃商品經濟過度,但基本上還是計劃經濟。1992年以後到現在進一步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度,市場經濟因素逐漸增加。我們也是在80年代後期才出現了宏觀控制這一名詞。
經濟波動不論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都會週期發生,雖然規則不盡相同。計劃經濟時期也有宏觀調控,但不叫“宏觀調控”,它屬於政府的宏觀微觀無所不包的計劃管理和綜合平衡。計劃平衡具有用行政手段約束經濟過度擴張的功能,但更多時候它敵不過公有制下的財務軟約束和投資擴張衝動,而且計劃平衡的週期放鬆往往成為發動過度擴張的根源,致使經濟長期陷於劇烈波動中。這個情況隨著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過度而趨於緩和,但在賣方市場消失前,計劃平衡基本是以通貨膨脹為鬥爭對象,以週期性的緊縮為特徵;但隨後又往往自動放鬆,讓位於擴張過程,經濟很難實現“著陸”,常常處於將著陸又重新起飛的狀況。
1992年正式提出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度以後,市場經濟意義的宏觀調控逐漸走上歷史舞臺,1993年到2003年,中國經濟走過兩輪正相反的宏觀調控。一輪是針對1992年的經濟過熱,從1993年起實施的緊縮型的宏觀調控,大約持續到1997年;一輪是針對1997年經濟偏冷由於國內供需格局逐漸轉變為買方市場,和國外東南亞金融危機帶來的外需不足,從1998年開始實施擴張性的宏觀調控。相比較以往歷次對付經濟波動採取行政性的直接控制的手段而言,這兩輪調控比較主動地採用了間接的經濟手段。前一輪調控儘管初期採取較多的直接行政操作方式,以治理當時混亂的金融秩序,但後期逐步更多運用緊縮的貨幣供應、利率杠桿、從緊的財政政策,以及財稅體制改革等,以達到控制總需求的目的。後一輪調控更鮮明地採取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和謹慎從松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採取了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組織措施,解決了擴大社會總需求的問題。這兩輪宏觀調控都成功地對經濟過熱和經濟偏冷進行了治理。前一輪緊縮性宏觀調控使GDP增長速度由1992年的14.2%,降到1997年的8.8%,CPl年上漲率由1994年的24.1%降到1997年的2.8%,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後一輪擴張性的宏觀調控使GDP增長速度由1998年的7.8%提升到2003年的9.1%,使CPI指數由1998年的0.8%上升到2003年的1.2%。
2004年,從中國進入新一輪經濟上升週期伊始,就碰到了一個特殊的形勢,既不同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期的全面經濟過熱和嚴重的通貨膨脹,需要緊縮性的宏觀調控來治理;又不同於前幾年經濟偏冷和經濟緊縮趨勢,需要擴張性的宏觀調控政策來治理。現在我國實際經濟增長率還在潛在增長率的範圍以內。從經濟運作來看,當前既有局部過熱,特別是一些部門投資過多的現象,又有總體上供大於求,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前幾年,為對付通貨緊縮趨勢,我們實行的宏觀調控政策,實質上是從松的經濟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就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用赤字國債來擴大內需。穩健的貨幣政策所以叫穩健,實際上在鬆動銀根,支援經濟增長的同時,注意防範金融風險。現在通貨緊縮趨勢已經淡出,嚴重膨脹趨勢尚未形成,在此情況下,宏觀調控政策採用“中性”的政策。由“從松”轉向“中性”,就要適當收緊。目前積極財政政策力度在減弱,赤字國債在減少,建設支出在推遲,財政支出的方向在調整。不僅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實質上也在採取“中性”的調控取向。所謂“中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是相對於擴張性政策和緊縮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種有保有壓,有緊有縮,上下微調,鬆緊適度的政策。從以前治理通貨緊縮時期的適度從松的宏觀調控政策向目前的中性政策調整,客觀上具有從緊的效果,能起到抑制一些部門過快的投資需求的作用。但實行中性政策的意義還不止於此。首先,對於一些投資過熱的行業,如果不能通過政策調整及時控制,就有可能導致通貨膨脹;同時,過度投資形成的過剩生産能力,因為沒有最終消費的支撐,又會引起通貨緊縮。可見,中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實質上是要“雙防”,既防止通貨膨脹苗頭的滋長,又預防通貨緊縮趨勢的重現。其次,中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是對當時比較突出的結構問題的對症之藥。對鋼鐵、水泥等投資過熱的行業從緊,對農業、西部開發、社會事業、生態環保,對經濟發展中的薄弱環節,加大支援力度,既堅決控制投資需求擴張,又努力擴大消費需求。上下微調,有松有緊,鬆緊適度,就能逐步緩解和克服當前比較突出的瓶頸制約和結構問題,延長經濟週期的上升階段,保持中國經濟這艘大船平穩較快地航行。
林兆木:
宏觀調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機組成
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就是讓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市場基礎性作用和國家宏觀調控這兩個方面,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如果不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就無所謂市場經濟了,但市場並不是萬靈的,國家宏觀調控可以彌補市場不足,糾正市場盲目性等缺陷,減少經濟週期可能帶來的劇烈波動。“無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的有機結合,是戰後許多國家發展現代市場經濟的一條重要經驗。從我國來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傳統計劃經濟的根本區別,就是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二十幾年來,凡是市場機制的作用發揮得早、發揮得充分的領域和地方,其發展就快。今後深化改革的方向仍是要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所以,不應産生一種誤解:好像講加強宏觀調控就是不重視市場的作用了。宏觀調控的基礎和目標都是要更好地發揮市場的作用,促進經濟既快又好的發展。另一方面,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雖然已經初步建立,但還不完善。在這樣情況下,不論是經濟總量平衡、經濟結構調整優化、區域協調發展,還是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維護收入分配的公正,保護資源環境,防範金融和經濟風險,等等,都需要國家加強和改善宏觀經濟調控。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既是一個偉大的創舉,又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我們已經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解決這個課題取得重大進展,但完全解決這個課題,任務還相當艱巨,包括解決公有制和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國家宏觀調控和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都還需要在實踐當中繼續探索、不斷積累經驗。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宏觀調控有三次成功的實踐。
第一次是1993年到1996年。當時在改革開放的有力推動下,從1992年開始我國進入了新一輪的經濟增長期。1992-1994年國內生産總值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4.2%、13.5%和12.6%。與此同時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上升到13.2%1993年、21.7%1994年和14.8%1995年。1993年下半年,國家針對房地産和開發區熱、金融秩序混亂、固定資産投資增長過快,並引發通貨膨脹等問題,採取了加強宏觀調控的一系列措施,並隨後在宏觀經濟領域進行了多項改革,使通貨膨脹得到控制,過高的物價漲幅逐步回落,1996年降為6.1%,1997年降為0.8%。與此同時,經濟增長速度緩慢回落,1995、1996、1997年經濟增長速度分別為10.5%、9.6%和8.8%,沒有出現大起之後的大落,實現了經濟“軟著陸”。“軟著陸”的主要經驗是:(1)控制投資需求與加強農業、增加有效供給相結合。(2)宏觀調控和深化改革相結合。(3)宏觀調控主要通過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同時也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第二次是1998年到2002年。這幾年由於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上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出現了通貨緊縮趨勢。國家宏觀調控主要是實行擴大內需方針和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到2002年累計發行長期建設國債6600億元,並配套相應增加銀行貸款,主要用於農業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公共設施、城鄉電網改造等方面的基礎設施投資,由此帶動經濟景氣回升。同時採取鼓勵民間投資和增加公務員工資、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等啟動消費需求的政策措施,以及提高出口退稅率等鼓勵出口的措施。在亞洲金融危機衝擊和隨後世界經濟低迷的不利條件下,1998-2002年我國經濟仍保持了年均7.8%的較快增長,被譽為“一枝獨秀”。這和宏觀調控的又一次成功實踐是分不開的。
第三次是2003年下半年以來。從2002年開始我國進入了新一輪的經濟增長期,國內生産總值2002年增長8.3%,2003年增長9.3%。但從去年開始,也出現了部分行業投資增長過快,物價上漲壓力增大等問題。為了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防止大起大落,國家採取了加強宏觀調控的措施。
這一次加強宏觀調控,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見事早,措施及時。早在去年6月到9月,就從規範房地産發展、土地管理、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方面相繼採取了措施。今年4月,根據一季度部分行業投資繼續膨脹的問題,國家果斷採取了一系列新的調控措施:包括提高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較大幅度地調高鋼鐵、電解鋁、水泥和房地産4個行業的固定資産投資項目資本金比例;暫停耕地轉為非農用地的審批;對一些行業和方面的投資項目進行全面清理;公佈對鐵本事件的嚴肅查處,等等。這些措施在時間上比較集中,包括採取行政手段,形成組合的措施,力度明顯加大。半年來已經取得比較明顯的效果。經濟運作中不穩定、不健康的因素得到了抑制。
二是區別對待,有保有壓。密切跟蹤經濟形勢,採取漸進的方式,在保護投資和經濟增長中正常的合理部分的同時,逐步解決部分行業投資過熱等問題。同時採取減免農業稅,增加對農民的補貼等措施,調動了農民種糧積極性,使耕地面積擴大,糧食産量明顯回升。
三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這使得這一輪宏觀調控的指導思想和目標更為明確。另一方面,貫徹宏觀調控措施成為當前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行動,兩個方面互相促進。
顯然,如果沒有上面這三條,去年以來部分行業投資過度擴張和今年物價上漲還會更加嚴重,宏觀調控的難度和付出的代價將會大得多。
去年以來,對中央採取的宏觀調控措施,一直有不同的認識。主要原因是現在經濟市場化和利益多元化程度,比過去明顯提高了,不同利益群體考慮問題,總是都從自身利益出發,這是很自然的。中央政府限制投資過度擴張的宏觀調控,維護宏觀經濟大環境的穩定,從根本上説有利於各地方、各行業的發展和利益,但從目前看,同某個局部利益存在矛盾和衝突,也是很自然的。宏觀經濟的穩定,具有明顯的公益性和外部性,是中央政府的責任。在現行體制下,地方政府更關注的是本地區投資、經濟增長如何更快些。同時,宏觀的、全局的問題,從各個行業、企業和各個地方的角度,是不好把握,難以看清楚的。如果等到地方、企業都感覺到了問題,往往是問題已十分嚴重了。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宏觀經濟總量的調控,一般都是中央銀行和中央政府作出判斷和決策的。事先當然要掌握大量資訊,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以便作出準確判斷。但不可能等到各方面認識一致了,才去作出判斷和採取行動。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九十年代以來的實踐證明,在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的同時,必須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根據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及時調整財政、貨幣政策及相關宏觀政策措施,解決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問題,以保持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基本平衡和人民幣幣值的基本穩定。這對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都是十分重要的。 (記者 楊良敏 李成剛,據專訪錄音整理)
中國經濟時報 2004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