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策調整中，除了改進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及其內部各個方面的組合之外，還應該有一個理念的導向，就是怎樣積極地培養經濟主體的自主增長能力，怎樣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通過發揮更多民間資本的作用，真正形成支撐中國長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根本性力量。

我不認為中國經濟現已出現了全面過熱。確實有一些過熱的跡象，有一些壓力，有人説這是“局部過熱”，對這個説法也有人認為不嚴謹。我們是否可以説，是有一些局部投資過旺的問題。

從調節的角度説，我們不能因為一個孩子出了問題要“打屁股”，就把十個孩子都打一遍。從目前出現的一些問題看，其實問責打板子也應打到政府自己身上。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電力。有關部門連續幾年明確規定一分錢的電力投資都不批，因為那個時候判斷中國的電力産能若干年之內沒有問題。沒想到去年突然出現那麼大的問題，現在電力仍然這麼吃緊。在我看來，政府有關部門現在要做的是亡羊補牢，一定要組織有效力量做好頂層設計。從能源戰略高度，從整個中國的電力發展來看，首先是核電、水電、火電應該怎麼安排發展建設？又如具體到火電，是搞一大批坑口電站再建輸電網輸送到各地，還是更多的在外面分散建設電廠，這種大的框架現在誰都説不清楚，我們還沒有一個合理的通盤規劃。當然這裡面還必然涉及能源進出口戰略和國際市場的問題。能源戰略規劃應該怎樣支撐我們的經濟發展，這個問題必須廓清，值得呼籲，引起充分重視。從全社會可持續發展來説，至少大的能源戰略規劃是政府一定要做的。這是發改委能批好項目，財政部能提高預算資金使用績效的前提。當然在這方面也要借助民間的智慧和力量。

從財政政策的角度來看，已經明確提出，應該對財政政策進行調整。不久前，財政部金人慶部長在世界扶貧大會上提出了“中性財政政策”的概念。這種政策從操作層面上講，我個人認為應該把更多的注意力、把政策的著力點放在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方面。我想強調的是，在政策調整中，除了改進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及其內部各個方面的組合之外，還應該有一個理念的導向，就是怎樣積極地培養經濟主體的自主增長能力，怎樣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通過發揮更多民間資本的作用，真正形成支撐中國長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根本性力量。

客觀地説，短期的宏觀政策調節有時必然會有“救火”的色彩，否則就沒辦法解決當下急迫的問題。但是我們不能長年累月老是處在短期救火的狀態中，一定要把短期的調節和中長期的追求乃至治本的東西盡可能結合在一起。就當前而論，在宏觀調控已經收到一定成效後，我們一定要更多地呼籲和注重解決深層次的問題，解決體制和中長期的結構性問題、塑造和提升優勝劣汰機制的問題。在這方面我想舉個例子。在中國大的産業結構規劃方面，發改委已經非常明確地説，電解鋁不能再搞了，出口高耗能産品到國際市場這是我們的弱項，是向那些本來就比我們更有能源優勢的國家輸出我們的能源。發改委這個判斷當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具體到中國電解鋁發展過程中的某個項目上，其實又有可以討論之處。

比如國內一家大型民營企業集團，他們在內蒙古的電解鋁項目規劃産量約為１００ 萬噸，據説這個項目本身的環保標準、技術標準都超過其他企業，所謂規模效益也達到了。我們怎麼看這樣一個項目？如果只説項目本身，在整個電解鋁的産能裏面又增加了一塊，對整體而言似乎是不合理的，但在另一方面具體分析它又是有貢獻的，它的加入可以在原來整個電解鋁的行業運作裏面加入一個新的優勝劣汰的競爭壓力，如果掌握得好，它還可以引導産業升級，通過重組、調整實現技術升級、工藝提升、實現經濟效益的提高等等。這不是市場經濟裏面最值得追求的東西嗎？這裡邊當然有一些更複雜的因素，地方政府可能提供了一些相關的支援，比如道路配套、給他們保證電力的允諾與優惠等等。我個人認為，如果地方政府的優惠超過了允許的範圍，這應當調整，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地方政府給予一定優惠的必要性。因為中國這麼大，各個區域的情況都不一樣。

我覺得民營企業在這其中的貢獻和作用，就像“鰓魚效應”的例子。本來有一桶魚都是一類的，你加上另外一條不一樣的之後，它攪和攪和，所有的魚都更加生機勃勃。過去民營企業搞這麼大的投資是不可想像的，但是改革開放到現在，它已經有了這個實力。一家民營企業表示，哪怕你把他的貸款都控死了，他自己投資也可以把項目做下去，因為他有基於市場需求的商業判斷和資金調度、籌集能力了。據説最新的資訊是，經過各方面協調，政府後來沒有把這個項目一刀砍掉，企業也把１００萬噸的規模收縮到５０萬噸了。我個人認為，這是個相對比較好的結果，在這裡面政府的一些做法值得肯定。如果真的這樣發展的話，對於中國今後民間資本更多的發揮力量進入戰略性産業，進入所謂的大型項目有非常寶貴的意義。另一方面，在我們這一輪的宏觀調控中，應當注意到出現了一些非常陳舊的思維模式。比如，據説“五一”之前銀行系統往下傳達一律停貸的做法。這是很陳舊的思維和做法。還有土地的問題。

土地是要特別控制、特別注意的。但中國的經濟改革運作到這個時候，真正要過産權這一關，最重要的不動産就是土地，它的使用權的可交易性、流動性，是市場經濟必須的基本條件。我覺得半年一律不批土地同樣是非常陳舊的思維，説明政府一些官員仍十分忽視考慮社會經濟運作本身的邏輯。如果問題嚴重確實需要“救火”時，不排除停一下批地，但其後應儘快恢復工作秩序。從嚴控制可以，不分青紅皂白“關機”、“停電”，卻是表現了一種對經濟規律和社會利益的輕蔑。對於正處於市場化、城鎮化、工業化、資訊化和民主化過程中的中國來説，這個思維方向有些南轅北轍了。

（作者賈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

中國經濟時報 2004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