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人民文化物質生活的改善,使居住條件也是在不斷變化之中,拆掉舊房,另蓋新屋,這是毫無疑義的。而未來住宅的趨勢,只能往更完善,更舒適,更美觀實用,更符合現代人精神的這個大方向發展。四合院的建築思想,凝固著農業社會那種自我封閉,與世隔絕的封建精神,被歷史所淘汰,被推土機無情地推向垃圾堆,被新型的現代化工業社會建築物所替代,是一點也不值得惋惜的。
當然,應該有選擇地將古建築保存一些下來,因為,建築物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一個地區的文化傳統的重要部分。保留一些衚同和四合院,只能是很少的,具有相當典型性質的建築物,不能是舊就好,就動不得,活人得給死人讓路,那是説不過去的。如果説北京人最值得保留的古老住宅,自然要數週口店猿人居住過的那個山洞,但是,讓時下那些強烈的復古主義者搬到那山洞裏去過日子的話,恐怕他寧肯上吊,也不會在那裏安居樂業的。
四合院是封建社會農業經濟的産物,不能認為是理想的人居環境。由於城市的膨脹,人口的劇增,四合院變成了大雜院,則尤其不敢恭維。北京城裏,有一些為數不多的,很精緻的,改裝得相當現代化的四合院,住在這樣獨門獨戶四合院裏的人,與住在為數甚多的基本破敗,或破敗不堪的四合院裏的小市民,對於是否應該保留古都風貌而不拆不遷維持原樣,觀點是絕不相同的。對那些在報上,在會上,在電視臺上經常發表復古言論的人士,我是很不以為然的。
你敢情住在下雨天不用大盆小桶接漏、颳風天不至於掀房頂不需壓磚頭不至開天窗、廁所有抽水馬桶省得蹲茅坑看蒼蠅亂飛蛆蟲亂爬、冬天有暖氣不用生煤爐不至於煤氣中毒的樓房裏,純粹是站著説話不腰疼。要是你是我們這群人中的一員,就恨不能早點拆了這破舊四合院,搬到樓房去住。如今廣安大街已經通車,原來住在破爛四合院裏的居民,終於搬進了新居,真從心底裏為他們祝福。
我沒有做過調查,但我知道的那些要保留衚同,保留四合院,保留算不得什麼名人的故居,保留什麼舊戲樓、舊會館、舊客棧、舊建築物的朋友們,他們都住在新建的樓房裏。倘若這些反對拆四合院的呼籲者,現在仍擠住在大雜院中,連轉身都難的話,我想他們對杜甫那“安得廣廈千萬間”的詩句更感到興趣。
保持完整的古都風貌,其實那是不能長遠維持下去的夢。磚木結構的建築物,充其量,使用期限不過百年左右。大清王朝鼎盛年代興建的王爺府邸,現在還有幾座仍保留著昨日的光輝?衚同裏的一般人家,年久失修,早已經破舊頹敗。至於擠塞得幾乎無法插腳的大雜院,更是成為城市的負擔。所以,讓老百姓繼續擠在大雜院裏,過著像罐頭沙丁魚似的生活,以體現古都文化面貌,是不那麼合適的。
義大利的龐培古城,被火山熔岩掩埋了多少世紀後被挖掘出來,那倒是原封不動的古羅馬時代的城市,但對任何參觀者而説,看看可以,真讓他住在這座毫無生氣的城池裏,他會來不及地逃走。
從1206年起,北京作為元代的大都,開始營建,直至明、清兩代,經過八百年積累,北京成了一個無數四合院的城市。這固然是幸事,也是不幸事,到21世紀,這種建築物對於居住者來説,已經成為契訶夫短篇小説《套中人》的“套”了,那個叫別裏柯夫的先生,就是把自己的一切,努力裝進套子裏,最後連他這個人,也像蠶一樣裹進了繭裏。中國有句成語,叫“作繭自縛”,就應在他的身上了。蠶化為蛹,如果沒有突破的勇氣,化不成蛾,那就成為僵死的蠶。所以,四合院給它的居民帶來的病態心理,實在有害於人們的健康,這種閉鎖的人居環境,很類似于無形的蠶繭,一代又一代,將人們蛻變為別裏柯夫式的僵蠶。
當19世紀列強敲開緊閉的中國大門時,在四合院裏負暄,踱四方步的大清王朝的官吏,先是由於對世紀的無知,愚昧,狂妄,傲慢,以萬物皆備于我的天朝自居,一味拒絕,非要外國人跪下來磕頭。結果,洋人不但不磕,用堅船利甲跟你對話。吃了敗仗以後,清廷立刻從自大到服低,從自尊到自卑,從拒不接觸,到拱手讓人,從頑固抗拒,到崇洋媚外,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就是最典型的四合院心態的僵蠶反應。
也許這樣的説法有點誇張,但若細看北京的四合院,包括最堂皇、最具代表性的紫禁城,幾乎看不出任何門戶開放,面向世界,張開雙臂,擁抱全球的跡象。所有對外的墻,幾乎嚴絲合縫,基本不向外開窗,即或有一扇兩扇採光的窗戶,也很高很小;於是,門是全院惟一的對外通道,通常都不寬闊。如果曾經是較大的門,也要在門上,再開一小門出入。進得院內,重重疊疊的門,曲曲彎彎的廊,門內屏風,廊外扇,層層設障,深藏不露,以達到間離的目的。
所以,住在這種封閉的院落裏,只有天井那麼大小的活動空間,頭頂一方天,腳踩一塊土,幾代人“坐井觀天”下來,你能指望院中人生出多大冒險、探索、衝決、開拓的勇氣呢?那時候,一個女孩子要是做到了“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深居簡出,便被人當作懿范而讚頌了。所以,中國進入19世紀以後的積弱之勢,當然不完全是建築物的過錯,但居住環境,決定著居住者的精神狀態,這個因素是不能排除的。
什麼時候能夠説一聲:“再見吧,八百年的四合院心態!”也許就是中華民族的騰飛之時了。
《光明日報》2001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