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人民文化物質生活的改善，使居住條件也是在不斷變化之中，拆掉舊房，另蓋新屋，這是毫無疑義的。而未來住宅的趨勢，只能往更完善，更舒適，更美觀實用，更符合現代人精神的這個大方向發展。四合院的建築思想，凝固著農業社會那種自我封閉，與世隔絕的封建精神，被歷史所淘汰，被推土機無情地推向垃圾堆，被新型的現代化工業社會建築物所替代，是一點也不值得惋惜的。
當然，應該有選擇地將古建築保存一些下來，因為，建築物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一個地區的文化傳統的重要部分。保留一些衚同和四合院，只能是很少的，具有相當典型性質的建築物，不能是舊就好，就動不得，活人得給死人讓路，那是説不過去的。如果説北京人最值得保留的古老住宅，自然要數週口店猿人居住過的那個山洞，但是，讓時下那些強烈的復古主義者搬到那山洞裏去過日子的話，恐怕他寧肯上吊，也不會在那裏安居樂業的。
四合院是封建社會農業經濟的産物，不能認為是理想的人居環境。由於城市的膨脹，人口的劇增，四合院變成了大雜院，則尤其不敢恭維。北京城裏，有一些為數不多的，很精緻的，改裝得相當現代化的四合院，住在這樣獨門獨戶四合院裏的人，與住在為數甚多的基本破敗，或破敗不堪的四合院裏的小市民，對於是否應該保留古都風貌而不拆不遷維持原樣，觀點是絕不相同的。對那些在報上，在會上，在電視臺上經常發表復古言論的人士，我是很不以為然的。
你敢情住在下雨天不用大盆小桶接漏、颳風天不至於掀房頂不需壓磚頭不至開天窗、廁所有抽水馬桶省得蹲茅坑看蒼蠅亂飛蛆蟲亂爬、冬天有暖氣不用生煤爐不至於煤氣中毒的樓房裏，純粹是站著説話不腰疼。要是你是我們這群人中的一員，就恨不能早點拆了這破舊四合院，搬到樓房去住。如今廣安大街已經通車，原來住在破爛四合院裏的居民，終於搬進了新居，真從心底裏為他們祝福。
我沒有做過調查，但我知道的那些要保留衚同，保留四合院，保留算不得什麼名人的故居，保留什麼舊戲樓、舊會館、舊客棧、舊建築物的朋友們，他們都住在新建的樓房裏。倘若這些反對拆四合院的呼籲者，現在仍擠住在大雜院中，連轉身都難的話，我想他們對杜甫那“安得廣廈千萬間”的詩句更感到興趣。
保持完整的古都風貌，其實那是不能長遠維持下去的夢。磚木結構的建築物，充其量，使用期限不過百年左右。大清王朝鼎盛年代興建的王爺府邸，現在還有幾座仍保留著昨日的光輝？衚同裏的一般人家，年久失修，早已經破舊頹敗。至於擠塞得幾乎無法插腳的大雜院，更是成為城市的負擔。所以，讓老百姓繼續擠在大雜院裏，過著像罐頭沙丁魚似的生活，以體現古都文化面貌，是不那麼合適的。
義大利的龐培古城，被火山熔岩掩埋了多少世紀後被挖掘出來，那倒是原封不動的古羅馬時代的城市，但對任何參觀者而説，看看可以，真讓他住在這座毫無生氣的城池裏，他會來不及地逃走。
從1206年起，北京作為元代的大都，開始營建，直至明、清兩代，經過八百年積累，北京成了一個無數四合院的城市。這固然是幸事，也是不幸事，到21世紀，這種建築物對於居住者來説，已經成為契訶夫短篇小説《套中人》的“套”了，那個叫別裏柯夫的先生，就是把自己的一切，努力裝進套子裏，最後連他這個人，也像蠶一樣裹進了繭裏。中國有句成語，叫“作繭自縛”，就應在他的身上了。蠶化為蛹，如果沒有突破的勇氣，化不成蛾，那就成為僵死的蠶。所以，四合院給它的居民帶來的病態心理，實在有害於人們的健康，這種閉鎖的人居環境，很類似于無形的蠶繭，一代又一代，將人們蛻變為別裏柯夫式的僵蠶。
當19世紀列強敲開緊閉的中國大門時，在四合院裏負暄，踱四方步的大清王朝的官吏，先是由於對世紀的無知，愚昧，狂妄，傲慢，以萬物皆備于我的天朝自居，一味拒絕，非要外國人跪下來磕頭。結果，洋人不但不磕，用堅船利甲跟你對話。吃了敗仗以後，清廷立刻從自大到服低，從自尊到自卑，從拒不接觸，到拱手讓人，從頑固抗拒，到崇洋媚外，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就是最典型的四合院心態的僵蠶反應。
也許這樣的説法有點誇張，但若細看北京的四合院，包括最堂皇、最具代表性的紫禁城，幾乎看不出任何門戶開放，面向世界，張開雙臂，擁抱全球的跡象。所有對外的墻，幾乎嚴絲合縫，基本不向外開窗，即或有一扇兩扇採光的窗戶，也很高很小；於是，門是全院惟一的對外通道，通常都不寬闊。如果曾經是較大的門，也要在門上，再開一小門出入。進得院內，重重疊疊的門，曲曲彎彎的廊，門內屏風，廊外扇，層層設障，深藏不露，以達到間離的目的。
所以，住在這種封閉的院落裏，只有天井那麼大小的活動空間，頭頂一方天，腳踩一塊土，幾代人“坐井觀天”下來，你能指望院中人生出多大冒險、探索、衝決、開拓的勇氣呢？那時候，一個女孩子要是做到了“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深居簡出，便被人當作懿范而讚頌了。所以，中國進入19世紀以後的積弱之勢，當然不完全是建築物的過錯，但居住環境，決定著居住者的精神狀態，這個因素是不能排除的。
什麼時候能夠説一聲：“再見吧，八百年的四合院心態！”也許就是中華民族的騰飛之時了。
《光明日報》2001年9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