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如何理解“中關村”概念？
陸昊：中關村科技園區是由1988年5月國務院批准成立的第一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區——北京市新技術産業開發區發展而形成的，它有兩個核心要素，一是國家科技部系統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二是能夠享受國家有關優惠政策的政策範圍區。它只統計這個政策範圍區內的高新技術企業的有關活動，而不統計一個封閉區域內的全部經濟活動。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目前，中關村科技園區由五個園組成，即海淀園、豐臺園、昌平園、電子城科技園和亦莊科技園，所以它是已經超越了原中關村的地域範圍，是跨行政區劃的政策區域，是北京市高科技園區的品牌。它的發展目標是借助園區豐富的科技智力資源，探索高新技術産業化發展的全過程，以進一步促進區域産業結構的調整，促進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中關村科技園區之所以形成一區五園的構架，也是出於對各園區不同地域的現有功能的考慮，以保證科技成果向産業化發展探索的完整性。
記者：中關村科技園區高新技術産業如何佈局？
陸昊：中關村地區有213家科研院所和39所高等院校，原來的區域主要是配合這些科研院所進行科研開發活動，而現在是探索這些智力資源向産業化轉變的時候，就出現了空間佈局和功能調整的問題。我們從實際出發，形成了一區五園的發展格局。海淀園主要功能是科研開發，與高技術産業相關的商務活動中心和部分有特點的産業基地，其他四個園主要功能是高新技術産業發展基地，是為了彌補中心地帶産業化功能的不足。首都經濟的核心就是高新技術産業，這是北京在考慮了自己發展經濟的比較優勢之後，確定的正確的産業戰略選擇。
記者：海澱區與中關村科技園區是否合併？
陸昊：中關村科技園區一區五園都是屬於政策範圍，總共100平方公里，中關村科技園區海淀園的規劃範圍在海澱區範圍內，但不存在合併的説法。因為海澱區只跟中關村科技園區部分重疊，總面積又大於中關村科技園區海淀園，而其他四個園又不在海澱區範圍內，我理解這也許是現在不能合併的主要原因。但是海澱區在中關村科技園區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作出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歷史性貢獻，在當前建設中關村科技園區核心區方面也負有重要責任，承擔了許多重要而艱巨的任務。
記者：在目前中關村的管理架構上，中關村管委會與海澱區政府都是擁有實權的兩個機構，雙方之間互相不受約束，而且最近中關村又建立了一個更大範圍上的管理委員會，對目前北京所有的高科技開發區進行管理，不僅包括原來意義上和後來擴大的中關村，還包括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而亦莊目前已經有自己的管委會，所以管理架構不僅重復煩瑣，而且在實際工作中會不會影響工作效率，或者出現官僚主義作風，大小事情都會有人插手的局面？
陸昊：不存在企業受海澱區政府和中關村管委會雙重領導的問題。首先，政府不存在對企業的領導問題，特別是在中關村科技園區。中關村科技園區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市場化程度相對比較高，這種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一個標誌就體現在政府與企業的關係上。相當多的企業和政府之間不存在人事與企業經營決策方面的任何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企業按規則來做自己的事情。當然企業不能完全脫離政府對它的必要的監控和管理。比如説稅收問題，統計問題。企業納稅交給所在區政府，跟管委會沒有任何關係，管委會不存在對企業收繳稅收的問題。管委會最重要的功能是從宏觀方面對整個園區的發展進行戰略性的規劃指導和促進，這從管委會的處室設計中就可以看出來。除去外交部授權中關村管委會對園區內高新技術企業的出國審批工作進行必要的審理外，沒有哪個處室是具有強力審批職能的部門。
在中關村核心區，原來有一個海澱區的管委會，還有一個市政府派出的管委會，其他四個園也都有各自的管委會，框架的邏輯是合理的，但是也確實對中心地帶的企業出現了多個管理層次的問題。所以市委市政府下決心將兩級管委會合併，並要在中關村科技園區構造一個全市最高水準的“一站式”服務中心，來對企業所有的審批事項高效率集中辦公。劉淇市長強調體制問題評價的唯一標準是企業是否滿意，這是非常深刻的。
記者：中關村科技園區與出口加工區的開發模式相比有何不同？
陸昊：全國的高新區情況是不完全一樣的。相當一部分高新區，採用的是集中利用一片空地進行開發建設，同時吸引企業入駐的模式。應該説全國有很多高新區按照這樣的模式走出了它自己成功的道路，有些高新區起家的時候手中就十幾萬、二十幾萬元錢，徵地的錢都是自己出的，但是經過十年的發展，它有上百億的銷售收入，有十幾億或幾十億的稅收，比如西安高新區、蘇州高新區。但我們還不能完全把他們定義為過去的出口加工區，它主要是通過政府手中必要的資源來促進高新技術産業化的發展。但中關村科技園區不同。我們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是在一片建成區上，是依託建成區內豐富的科教資源來發展高新技術産業。它不能完全在一塊空地上建設，如果那樣，它就脫離了中關村科技園區最重要的發展基礎。
記者：中關村的主力企業應該是哪些，是中小高科技企業還是大企業或是世界500強，中小企業與大型企業誰更應該扶持，單靠大企業，中關村是否還能保持現有的活力？
陸昊：中關村科技園區高新技術産業發展有兩條基本技術路線。一條是注重引進大型高科技企業，有選擇地吸引國內外高技術大公司進駐園區；一條是將智力成果、將園區內豐富的智力資源先演變為市場化導向的科技成果，再演變為高科技中小企業，進而發展為高科技大企業的過程。兩條技術路線在中關村都是重要的。所以在中關村，既要有一定的供大中型企業進駐和小企業發展為大企業後必然需要的産業基地，同時還要探索怎樣給中小企業發展創造環境，這兩者並不矛盾。中關村科技園區顯然不是按照舊有的模式來做，企業不完全集中在上地或某個區域。但是高新技術企業，不管是自己從小演變長大的，還是直接引進的，它首先還是企業，是企業就需要必要的生産條件來保證它發展，而這種生産條件的規模效益就體現在生産基地的建設方面。這個問題一直有爭論，因為企業到底要不要聚集，顯然是各有利弊的。在一些外地的高新區、開發區中，企業聚集主要是為有生産要求的企業創造條件。在中關村，很多企業是在小街、小巷裏創業、發展的，它沒有完全聚集在一塊空地上。對於某些産業聚集可能是有利的，比如軟體業，如果有一個公共的技術平臺，就可以從規模效益角度支援它從小到大快速發展。所以聚集有聚集的合理性，不聚集也不是就不可以發展。
中關村數千家中小企業，分佈在100平方公里的範圍內，中關村管委會一直在協調中關村科技園區內的這些重要産業基地的佈局。海淀園當前遇到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産業基地建設還不適應産業發展的需求。傳統産業考慮更多的是辦企業其他方面的成本，如水電氣條件、土地價格、市場中心的位置等，而高新技術企業考慮人力資源因素會更多。所以在中關村地區，在智力資源相對集中的區域，要為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創造一定的生産和商務活動空間，以最充分地發揮這裡的人力資源支援條件。
記者：開發區的價值如何衡量，目前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考核標準，是以開發區的單位土地價值或增值為衡量標準，還是以單位土地上産生的效益為標準，或是其他什麼標準，至今沒有明確。你對中關村發展房地産有何看法？
陸昊：我注意到媒體對中關村有著似乎是矛盾的批評。一方面有人批評中關村好像在做房地産，一方面又有人尖銳地批評中關村核心地區房價過高。中關村科技園區人力資源主要集中在原中關村地區，而發展高科技企業不僅需要這些人力資源，同時，也要有必要的寫字樓支援，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需要一定的生産和交易空間。在園區現有政策範圍區內這些條件是薄弱的，當前，這些條件在中關村核心地區根本不能滿足産業發展的需求。大量的留學生回國創業，就要在這個區域內找寫字樓，但是有困難。很多高新技術企業都希望把生産和市場部門設在離中關村不遠的地方，更準確地講是能夠有充分人力資源支援的地方，這在目前也是有困難的。什麼導致困難？供給不足導致困難，什麼導致價格比較高？供給不足導致價格比較高，這是基本規律。在國務院批復加快建設中關村科技園區的時候，1999年夏天在中關村核心地區只有兩棟寫字樓，一座是科技會展中心，一座是中關村大廈，還都是期房。由於需求過大，供給不足必然導致價格上漲。沒有任何脫離經濟內涵的房地産産業是可以持續發展的，也沒有完全脫離房地産支援的經濟。人總不能在水面上搞研發，也不能都在家裏搞研發，在家搞貿易。所以要有一定的寫字樓群和商業活動場所來促進研發活動向産業化環節的延續。既然現在是需要的，又供給不足，所以政府有必要去引導建設。而未來三至五年內，在中關村最核心的地帶，會出現200萬平方米以上各種檔次的寫字樓。之所以有人敢來投資建設這些寫字樓，顯然是因為投資者認為它未來有需求，有發展的空間。找不到完全沒有經濟內涵的房地産。香港的房地産搞得好，是因為香港的貿易和金融繁榮，它要有開展貿易活動和金融活動的空間。所以只搞房地産，開發區是會失敗的，但沒有必要的房地産支援，高科技産業也不能充分發展。同時也要指出，目前政府在這裡開展的只是一級土地開發活動，而準備投資進行二級建設的，是各類投資者。是這些投資者市場眼光全出現問題了嗎？我看不一定。
記者：中關村需要政府的支援，但是政府過多的對中關村給予優惠，反而會對中關村帶來不利的影響。大多數企業認為政府應在大力整治企業生存硬環境的同時，在軟環境的改善上進一步加大力度。關於政府主導作用，您如何理解？
陸昊：關於政府能否主導，意見是不一致的。但我認為至少在目前中國經濟從計劃向市場轉軌過程中，政府對高新技術産業發展中的機制、體制創新問題負有重大責任。比如在中關村科技園區建設問題上，北京市政府負有重要的責任。賈慶林書記多次到園區視察調研，對許多重大問題給予具體指導；劉淇市長多次主持專題會和園區建設領導小組會議，對一系列重大問題作出決策。市政府努力解決如行政效率問題、審批條件問題、審批減少問題、辦事規則問題等。這些都是市政府充分利用自己的改革事權來改革和減少工作當中的不足，但僅此是不夠的。在中關村科技園區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的機制、體制創新過程當中，遇到問題的複雜性遠遠超過了地方政府所能充分解決的範圍。比如説國家外匯管理局在過去兩年內給了中關村兩條非常重要的創新政策。一條是持有永久居留權的留學人員在中關村高新技術企業工作的，他的資本和勞務所得在完稅後可以自由匯兌，這是對中關村吸引人才至關重要的一個政策。比如説中外合資企業法規定，外商股權低於25％的企業按內資企業對待。但中關村確實有這樣的社會需求，希望外商股權低於25％的企業能夠按照正常的合資企業經營，最近國家外管局同意這樣的合資企業可以開設外匯資本金帳戶。比如説工商部門已經解決了技術成果在企業股權結構中的比例約定問題。這些不斷出臺的新政策，在某種程度上講就是政府積極推進機制、體制創新的一種努力，就是政府作用的重要體現，當然需要創新的過程遠沒有完成。
政府的主導作用還應表現在配置社會思想資源方面。中關村的發展，歸根到底是社會各界共同參與的結果，這不僅僅是中關村地區行政體系的特點所決定的，也是未來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重要特點。所以制定清晰、正確的發展思路併為社會各界基本認同，就成了發展的一個基本要求。這種思想資源的配置至少有兩個層面的含義：第一個層面是吸收社會各界正確的思想，形成政府推進工作的清晰、正確的思路；第二個層面的任務是用這種比較正確的思路，再去影響社會各界的思想。中關村目前形成的政府推進思想，比如説兩根主線、三個層面的環境創造、兩條重要的産業發展技術路線，都是吸收了社會各界思想形成的。但是，這樣的思路是不是能完全被社會各界認同，就需要我們進一步的努力。如果認同感強，社會各界參與的效率就會提高，工作推進的進度也會提高。
記者：你如何理解政策優惠問題？
陸昊：我個人理解，中關村最需要的不是國家直接撥款，而是那些支援中關村發展的機制、體制創新的政策。
中關村的發展需要機制、體制創新。考慮當前的社會需求所要求解決的問題，這種創新首先應該從技術層面找到突破口，然後在制度層面上，用政府行為、政策體系、法律體系加以固化，完成當前這個輪次所需要的機制、體制創新。當下一個輪次出現需要解決新問題的時候，再去採取新的措施解決。中關村在發展中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對於某些區域來説是共性的問題，但對於全國來説卻是個性的問題。對於一個局部地區的共性問題，如何給以必要的創新政策的支援，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對於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者來説，他們從整體出發是正確的，但是由於這種原因又可能出現對局部區域創新支援滯後或不足的新問題。如果是這個原因，我們相信在經過一段時期的實踐交流之後，總能夠發現一些解決問題的突破點。過去的實踐表明，有些中央部委確實很積極地從解決局部區域存在的共性問題的角度，而不是從單純給予特殊政策的角度給予中關村發展以強有力的政策支援，比如剛才提到的外管局、工商局的政策。這些支援解決區域創新的改革政策對我們來講是至關重要的，我們認為這些支援不完全是優惠政策，主要是從解決區域共性問題的角度考慮的，它會比一般撥款性的優惠政策對區域發展産生更為深遠的影響。
記者：目前，中關村資金的入口尚沒有法律保障，數以億計的資金在中關村外徘徊，出口也還沒有形成，目前的4種資金出路（1．股票上市；2．參與購並；3．股份回購；4．破産清算）都沒有形成，所以在引進資金方面，中關村存有很大的瓶頸。美國的矽谷20年引進資金16000億美元，中關村目前只有6億美元。你對風險投資、股票期權有何看法？
陸昊：被媒體炒得非常熱鬧的風險投資問題，到目前為止，還不能規範化操作。很多人看了許多媒體的報道後，就認為是操作層面上的問題，我認為這是不準確的。風險投資主要有3個問題：一是風險資本的法律形式問題；二是風險資本的有效退出通道問題；三是風險資本的操作、選擇效率問題。這3個問題如果不能有效解決，在高科技中小企業向大企業轉變的過程當中，這個短邊會使得整個發展受到根本的制度性的影響。因為高科技中小企業發展的高風險、高收益的特點，與商業銀行貸款安全第一、固定回報的特點不對稱、不匹配，很難獲得商業銀行貸款。高科技中小企業産業化早期階段最主要的資金支援渠道應是獲得權益性的風險投資。
當前，風險資本的法律形式問題，我認為有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風險資本組合的法律形式問題，第二是激勵約束制度的法律形式問題。在組合方面，雖然我們有很多重要的文件，表達了很多善良的願望，但是，始終不能從操作層面上根本解決。風險資本或者民間資本聚合最根本的方式是公募或私募，但是，目前沒有對基金進行有效規範的立法，只有對證券投資資金的有關規定。我們最常用的公司制，由於《公司法》第12條規定，股權投資不能超過公司凈資産50％的規定，使得當前實際意義上的公司制的風險投資也不能作為很規範的方式。雖然國家七部委有文件規定：風險投資公司不受50％的限制，但是我們在操作當中遇到這樣的難點，哪些公司是文件意義上的公司，哪些公司是公司法意義上的一般性投資公司？在這一點上，應該呼籲中央立法機構儘快做出努力。當然，我們也聽到了很好的消息，中央立法機構已在進行投資基金立法，我們盼望著重要的基金立法的出臺。
僅僅解決了所謂的風險資本組合形式方面的法律，是不是就解決問題了呢？好像還不能完全解決。中關村科技園區的立法在去年做了一個重要的突破，就是對風險資本的激勵約束機制做了立法的探索，即對有限合夥行為的規範。在有限合夥方面的立法突破，最重要的是兩點：一點是借鑒國際經驗，允許法人作為有限合夥的兩類合夥者，即不僅可以成為有限合夥人，我們還允許他成為普通合夥人。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是，我們在有限合夥的實施細則當中表述了一個含義，即不讓它向兩個公司方面靠攏，而向合夥方向靠攏。我們認為這尊重了有限合夥的一般意義，合夥協議與市場主體的位置並重。我們雖然承認它是一個市場主體，但是，我們認為協議的有效性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給有限合夥的各種組合提供了空間。但是，我們的確也遇到了兩個操作上的難點：第一個難點是理論和現實當中都沒有完全解決的，就是如何使得普通合夥人承擔無限責任，特別是對自然人這樣的合夥人如何承擔無限責任。第二是我們要借鑒國際經驗，就是投資者一點兒不參與經營決策，可能也有問題。要考慮兩類合夥人之間的配合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風險投資退出通道問題。退出通道不能只關注二板，還有回購和購並的問題。我想特別提出的是，僅僅關注二板是不足的，很重要的是要培育所謂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這點在實務界和理論界是有共識的。比如即便是購並方式，也存在在第三層次資本市場進行交易的問題，這樣的股權交易系統應該作為支撐高科技成果轉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
第三個問題，關於選擇效率問題。假定前面兩個問題解決了，是不是問題就完全解決了？也沒有。從這點來看，也有兩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個層面是政府責任，就是當前資本所有者對技術所有者的選擇效率很低，平均的交易成本很高，我認為主要責任在政府。因為政府對降低全社會的交易成本負有重要責任。第二個層面的問題，是個人操作者的複合型知識結構的問題，我們需要的是既懂投資又懂産業和技術的風險投資家。這個問題可能是操作層面的問題，但也決不是那麼簡單。那些管理學院能不能簡單通過15門課或者20門課就培養出這樣的風險投資高手？我個人表示懷疑。這樣的風險投資高手只能也一定會在未來的實踐中産生。但這需要時間。
關於股票期權問題，現在為什麼很難操作，主要是中國公司法的一些規定。如不允許企業預留和回購股份，對企業設置股份期權産生了障礙；又如公司法規定，不允許公司高層領導在任職期內轉讓股份，所以很難行權。所有號稱有股票期權的企業，都是通過自己在境外的上市公司來設置股票期權的。
同時也應看到，股票期權是一種激勵制度，但並不是唯一的有效激勵制度。因為從本質的理論上講，企業好股票市價不一定高，市價不高就無法起到激勵作用，特別在中國當前情況下更要注意企業效益與股價之間不確定關係。從某種角度説，股權激勵更符合企業發展的內在要求，因為企業好就應有利潤，有股權就能在利潤分配中獲得收益。
記者：二板、三板在某種程度上，都是風險投資重要的退出渠道，你對二板和三板市場的期望如何？
陸昊：我剛才談到風險投資的退出渠道問題，二板、三板在某種程度上，都是風險投資重要的退出渠道。中國資本市場建設相對於局部區域的高新技術産業發展來説，可能是相對滯後的，但就其自身發展過程而言是進展迅速的。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經過10年的時間，已經開始討論創業板的建設問題了，美國這條路至少走了170年。當然，我們認為，只有二板市場不足以充分解決高新技術産業發展的資金需求等問題，所以，我們特別希望加強科技園區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而作為風險投資退出渠道的購並方式，如果能夠大規模進行實踐的話，顯然也需要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支援。當然問題的解決需要合理的節奏。
記者：在中關村，技術的所有者與資本家合作存在一定的問題，是有了技術、生産找市場，還是在先有市場的基礎上，進行生産和技術升級，是一個至今還需明確的思路。在市場經濟中，只有不適應市場的技術，而沒有不適應技術的市場。你對貿工技和技工貿兩條發展道路怎麼看？
陸昊：貿工技和技工貿這些都是不同階段的表現形式，評價其是否成功的標誌就是是否促進了企業的發展。特別要提出的是貿工技的問題，它確實有合理性，它使得一大批只懂技術不懂市場而又必須懂市場的人了解了市場。它跟傳統的企業有根本的差別。貿工技把一大批看似書生學者的人培養成成功的企業家，支援了企業的發展，有特殊的合理性，如聯想早期的成功。但也不能排斥技工貿，這種模式可以形成技術壟斷，使企業有了明確的發展方向，如北大方正早期的成功，但並不是所有的企業都有這樣的實力能夠完成這樣的道路。
記者：矽谷有兩所著名的大學：斯坦福大學和伯克利大學，中關村有北大和清華，但有一點是不一樣的，美國沒有任何一所大學辦公司，矽谷也不例外，從而讓人思考，學校與企業應該是什麼樣的關係，學校辦企業是否可行？你對高校辦企業如何看待？
陸昊：我們不能簡單地依據矽谷模式來批評中國高校辦企業，校辦企業在科技成果向産業化轉化方面已經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高校辦企業的規範性還值得考慮：比如高校的聲譽問題，高校名譽無形資産問題，高校的戰線過長問題，高校企業與母體的資本紐帶連接問題，高校企業的智慧財産權權益分配問題，都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有兩個層面的問題尤為重要：一是高校、科研院所的職務發明進入企業後的股權問題，這一點目前已經有所突破；二是職務發明中個人的收益分配應當如何解決，目前尚無非常明確和可操作的做法。目前的一個熱點是是否應當使用高校的名稱作為企業的名稱，其實這是一種對無形資産不規範的使用和分配。
中華工商時報 2001年9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