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觀絕不是對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否定，而是對20多年來經濟建設中的發展思路、發展觀念、發展模式所作出的新調整，以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GDP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規模、發展速度的重要標誌，仍然是我們必須追求的重要指標，也是我們全面發展的基礎

只有讓最富有經濟活力的東部沿海地區保持更好的發展勢頭，才能為開發西部、振興東北、發展中部，提供更多更好的人力物力財力與經驗的支援，才有利於縮小城鄉、區域、貧富之間發展的差距

無論是解決民生問題，還是親民愛民，都有一個正確處理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關係的問題，都需要靠制度、靠政策、靠法律從根本上、整體上解決問題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當務之急，就是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加快技術進步

科學發展觀注重統籌發展，而市場經濟體系下的統籌，應當主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並輔以政府的宏觀調控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這個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同鄧小平關於中國發展的思想一脈相承的，是從新世紀新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提出的一個重要戰略思想，也是深入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體現。當前，各級領導幹部都在認真學習、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全面準確地把握科學發展觀，謹防認識上的片面性。

科學發展觀注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全面發展，注重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大文明建設共同進步，但一定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

統籌兼顧，加快發展，關鍵在於經濟發展。馬克思主義把解放和發展生産力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只有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産力，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才有堅實可靠的物質基礎，才能贏得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對社會公共事業的關注，包括加強基礎教育事業、科技文化事業、社會衛生事業、社會治安和保障事業等，都要建立在經濟全面發展、財富不斷涌流的基礎上。因此，離開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喪失了物質基礎，什麼城鄉與區域的協調發展，什麼社會與生態的全面進步，什麼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的統籌，都很難做好。

科學發展觀絕不是對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否定，而是對20多年來經濟建設中的發展思路、發展觀念、發展模式所作出的新調整，以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同樣道理，對GDP增長也不能盲目否定或忽視。GDP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規模、發展速度的重要標誌，仍然是我們必須追求的重要指標，也是我們全面發展的基礎。我國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都是以GDP增長作為衡量的首要指標的。在整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保持GDP的增長都是至關重要的。以就業為例，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可以創造80萬-100萬個崗位。

中國的GDP增長率如果低於7%，不但實現不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而且會給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發展帶來一系列矛盾和困難。過去，把GDP增長作為發展的唯一目標，作為衡量政績的唯一標準，結果造成盲目建設，破壞資源，降低效益，擴大差距，這是不足取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正是為了糾正這方面存在的問題，而不是要否定GDP的核算方式。所以，我們在對待GDP的問題上，不能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

科學發展觀注重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但決不等於平均發展

根據中國經濟落後而又發展不平衡的特點，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了“先富帶動共富”的戰略發展新路子，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實踐證明，這是有利於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積極性，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思想。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進一步提出，沿海先發展起來，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

現在，對於發展中出現的地區差距，中央作出了重大部署，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接著又提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戰略；今年3月初，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又提出發展中部的要求，同時提出，東部沿海地區有條件的可以率先實現現代化。這樣一個協調區域發展的佈局，執行得好，可以取得“東西南北中，全面大發展”之效。但是，如果搞不好，特別是如果産生“劫富濟貧”、“壓快拉慢”現象，搞平均發展，那就不利於生産力發展了。協調城鄉發展亦如此。一定要把“三農”問題擺到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切實採取措施改變城鄉二元結構。要千方百計地增加農民收入，防止社會群體收入差距拉得過大，特別要注意二次分配體現社會公平的原則。同時，也要看到由於發展起點不平衡，比如區域資源條件的優劣，主體自然條件的差異，以及掌握資源、發展機遇的不同，發展結果的不平衡現象總是存在的。有的地區發展得快一點，有的社會群體發展得好一些，這都是正常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正是為了防止地區間、城鄉間、人群間差距過大，通過有意識的調控來防止“馬太效應”，即好的越來越好，差的越來越差。要注意的是，這種調控又不能變成逆向調控，即好的越來越差，差的越來越好。科學發展觀的要旨是讓好的仍然越來越好，差的逐漸越來越好。就是説，承認不平衡，利用不平衡發展規律來求得較快的發展，逐漸達到相對的平衡，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是一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總之，只能讓差的趕上去，決不能把好的拉下來。事實上，只有讓最富有經濟活力的東部沿海地區保持更好的發展勢頭，才能為開發西部、振興東北、發展中部，提供更多更好的人力物力財力與經驗的支援，才有利於縮小城鄉、區域、貧富之間發展的差距。否則，任何忽視、延緩、削弱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都會直接削弱國家的整體發展。這與科學發展觀也是背道而馳的。

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注重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但並非只限于關注弱勢群體

以人為本，從根本上説，就是堅持唯物史觀，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前進的動力；依靠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來發展先進生産力，發展先進文化，推動社會進步，同時又在生産力發展、文化發展和社會進步中提升人的素質，提高人的物質文化生活水準，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所以，以人為本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是歷史進步的哲學。堅持以人為本，就等於否定了以神為本、以官為本、以錢為本、以物為本，就是尊重人權、珍視生命，一切以人民群眾的福祉為依歸。經過20多年的市場取向的改革，廣大人民群眾不同程度地享受到了市場經濟帶來的福利和實惠，走上了小康道路。同時，也存在著不少弱勢群體，如失地的農民、失業的工人、失學的學生、失去贍養的老人與孩童，等等。這需要政府的關心，社會的保障以及慈善事業的救助。因此，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觀要求在實踐中進一步關注弱勢人群，需要親民的政府，需要關心民生的各級領導幹部。但是，無論是解決民生問題，還是親民愛民，都有一個正確處理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關係的問題，都需要靠制度、靠政策、靠法律從根本上、整體上解決問題。以人為本的著眼點，在於發展先進生産力和先進文化，反過來又通過先進生産力和先進文化服務於人的根本利益和全面發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主旨也在這裡。因此，我們既要看到弱勢群體，也要看到強勢群體，既需要訪貧問苦，也不能忽視訪賢問能。在調節社會矛盾時向弱勢群體適當傾斜是應該的，但要防止把個人利益、眼前利益的胃口吊得過高。

把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巧妙地結合起來，才能統籌好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統籌好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統籌好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關係。實踐證明，要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加大開發西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力度；要加快社會事業的發展，促進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改善生態，並把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利用好，關鍵在於按市場經濟的規律辦事，從深化體制改革入手，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同時，政府充分調動各種宏觀調控手段，如財政的轉移支付，在堅持一次分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同時，加大二次分配的公平調節。這樣，就可以避免單純依靠行政手段進行統籌的弊端，不會再走到計劃經濟時代那種統籌的老路上去。

科學發展觀的發展動力在於改革，一定要堅持以改革促發展不動搖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是把樹立科學發展觀作為深化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指導思想和原則提出來的，是把實現“五個統籌”作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目標和任務提出來的。這就是説，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過程，正是深化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不但要繼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還要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改革，以及教育體制、科技體制、文化體制、衛生體制等一系列體制性改革。僅以協調經濟社會發展，加快推進社會領域各項改革來説，我們應當對公益性事業單位和經營性事業單位實行不同的管理體制，經營性事業單位要加快向企業化轉制，公益性事業單位也要深化內部改革，增強活力。在科技體制方面，要重點解決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問題，改變科技投入嚴重不足的局面，儘快形成科技開發的動力機制，真正解決産業結構升級和經濟持續發展在技術上的瓶頸問題。在教育體制方面，要加快解決教育結構與人才需求結構脫節的問題，增強各級各類學校創新、創業的能力，通過教育體制和學校管理體制的改革，使教育結構進一步適應市場需求，使所培養的人才更好地適應市場競爭的需要。在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方面，要重點解決醫療資源配置嚴重不合理的狀況，切實增強農村醫療資源供給。同時要解決醫療費用過高、偽劣藥品屢禁不絕等問題。

科學發展觀的科學性最終要體現在發展品質、發展效益、發展的人文水準上

去年以來，我國經濟投資增長過快，投資結構不合理，一些行業和地區盲目投資和低水準重復建設的問題相當嚴重，由此帶來煤電油運和重要原材料供求緊張狀況進一步加劇，貨幣信貸增長再度加快，物價總水準繼續上升。顯而易見，在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後，潛藏著過熱的隱憂。它造成能源、原材料等資源的大量消耗，意味著我國國民經濟正面臨資源供給約束型短缺。如果繼續沿用低效率消耗不可再生資源的發展模式，不僅能源、原材料等資源難以支撐，其對生態環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壞，也難以承受。早在上世紀80年代，我國政府就提出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問題。然而20年過去了，許多地方的GDP增長依然靠高能耗、高材耗、高污染為代價。目前，中國已成為煤炭、鋼鐵、銅的世界第一消耗大國，石油和電力的第二消費大國（僅次於美國）。去年我國創造的GDP僅佔世界GDP總量的4%，竟消耗了全球48%的水泥、27%的鋼鐵、35%的鐵礦石、20%的鋁和銅。以此粗放型增長方式快速發展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即使全球的石油、鐵礦石、鋁、銅等資源，也支撐不了中國13億人口現代化的需求。因此，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當務之急，就是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加快技術進步。要以大幅度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為核心，大力發展迴圈經濟，努力建設低投入、高産出、低消耗、少排放、能迴圈、可持續的國民經濟和資源節約型社會。這才是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當務之急和關鍵之所在。 （作者周瑞金：中國生産力學會副會長、上海生産力學會會長、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

解放日報 2004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