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為中國經濟近年來的高速增長激奮不已的時候，總有一個夢魘揮之不去，那就是對資源和環境的無情毀壞及其引發的中國經濟增長到底能夠持續多久的深切憂慮。我們都明白“沒有免費的午餐”，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如果我們為眼前的美餐付費過高而無法持續發展，就必須重新審視我們所付出的代價的合理性。
在持續多年的高增長率的背後，是觸目驚心的高能耗、高物耗和對環境的高損害。一組最能直觀反映我國維持增長代價的數字是：我國每萬元GDP能耗與世界平均水準相比，竟高出2．4倍，2003年我國煤炭消耗量已佔世界煤炭消耗總量的30％，但創造的GDP還不到世界總産值的4％，單位GDP的金屬消耗量是世界平均水準的2～4倍。素稱地大物博的中國，自己早就難以滿足日益迅速膨脹的資源需求，僅在2003年，就從海外進口了超過1億噸的石油和成品油、1．4億多噸鐵礦石。據測算，目前全球的石油和天然氣的可採儲量，其靜態保障年限分別僅為40年和60年。如果考慮到我國的國際支付能力、對於資源的全球競爭力與安全保障能力，以及高消耗水準下産品的國際競爭力等因素，很顯然，中國的高增長是難以為繼的。
我們早有切膚之痛的環境破壞問題，也到了明顯制約和損害中國持續增長能力的程度。現在，我國與發達國家相比，每增加單位GDP的廢水排放量要高出4倍，單位工業産值産生的固體廢棄物要高出10倍以上。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每年由生態和環境破壞帶來的損失，要佔到GDP的8％以上。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要打破世界上屢屢出現的“怪圈”———每人平均收入在1000～3000美元的經濟增長階段，資源和環境的緊約束導致經濟滯緩甚至逆增長的狀況，就必須轉換發展路徑和模式。
迴圈經濟因此而成了熱門話題。溫總理在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別提出：大力發展迴圈經濟和清潔生産。我們不難理解，迴圈經濟在中國首先被賦予了一種崇高而莊嚴的歷史使命：保證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暢通中國的現代化之路。
顯然，迴圈經濟這樣一種創新性經濟增長模式，是我們破除增長夢魘、保障在可持續發展基礎上最終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它與中國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目標，即“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渾然一體，它也是實現“五個統籌”，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最佳選擇。
放眼世界，走迴圈經濟之路已經成為綜合國力競爭和爭奪國際發展制高點的一場新競賽。迴圈經濟的發展理論、政策不僅深刻影響國別經濟的走向、潛能和抵禦未來風險的能力，而且通過各種國際標準與資質、産品綠色標誌、環境保護義務等日益延伸到國際貿易、國際投資乃至國際政治等諸多領域。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已經開始了一場深刻的轉軌變型，而且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演變成任何國家都無法置之度外的國際性壓力。中國未來的發展必須正視這種壓力並經受住其嚴峻考驗。
迴圈經濟在實踐中，一般包括三個不同而又有序銜接的層面：一是企業層面上的小迴圈，即企業按照清潔生産的要求，採用新的設計和技術，將單位産品的各項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量限定在先進標准許可的範圍之內；二是區域層面上的中迴圈，即工業園區按照生態産業鏈發展的要求，將一系列彼此關聯的生態産業鏈組合在一起，通過企業和産業間的廢物交換、迴圈利用和清潔生産，減少或杜絕廢棄物的排放；三是社會層面上的大迴圈，即整個國家和社會按照迴圈經濟的要求，制定相關法律，制定各種規則，實現清潔生産、乾淨消費、資源迴圈、環境凈化。目前，發達國家在這三個層面上的實踐都已取得了相當的進展和經驗，如企業層面上美國杜邦化學公司的清潔生産模式，區域層面上丹麥的卡倫堡生態工業園，整個社會層面上日本的廢物回收和再利用的迴圈型社會體系。總的看，發達國家的迴圈經濟已越過“務虛”階段而進入“務實”階段，其標誌就是越來越多的專門法律法規付諸實施。
近年來，我國迴圈經濟的實踐也已經起步，並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是，迴圈經濟在我國畢竟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我們要做的工作還很多。目前，一項必須抓緊做好的工作是，通過有效的教育活動，使人們普遍認同迴圈經濟的理念，並將之與國家的振興、個人及子孫後代的福利密切聯繫起來。中華民族將借助迴圈經濟之路，走向為之奮鬥百餘年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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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圈經濟模擬自然生態系統的運作方式和規律要求，實現特定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總體資源的永續利用，實現經濟活動的生態化，主要特徵是形成典型的“三低一高”，即低開採、低消耗、低排放和高利用，其路徑是“資源——産品與用品——再生資源”。
□傳統經濟的主要特徵是增長速度與資源消耗強度、GDP增加與環境負荷增大在速率上成正比，形成典型的“三高一低”，即高開採、高消耗、高排放和低利用，其路徑是“資源——産品與用品——廢棄物”。（肖勤福）
中國青年報 2004年3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