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當代中國經濟改革》與《吳敬璉自選集》的出版對吳敬璉的訪談

２００４年新年伊始，吳敬璉兩本新書面世。一本是《吳敬璉自選集——１９８０－２００３》（以下簡稱《自選集》）一本是新版《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以下簡稱《改革》）。前一本書的６０篇文章，記錄了這位參與中國改革的經濟學家的學術思想歷程，也可以看作是中國經濟改革思想史的重要文獻。後一本書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制度分析工具對中國改革的整個歷程進行考察，理出了中國經濟何以能在改革的大環境中高速度增長的脈絡，並提出了作者對於未來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思考。我知道，吳敬璉為這兩本書花費了許多心血，書裏書外所凝聚的除了學術還有情感，甚至是生命。 ——作者注

柳紅：您在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紀念中國改革２５週年、１１月中俄轉軌經驗比較討論會，以及１２月第三屆中國經濟學年會上的發言中都反覆講到，您對分析中國改革戰略的理論框架的看法——認為以大爆炸式的休克療法，還是漸進主義戰略來概括不同的改革戰略，僅僅以變革的速度為重點，沒有接觸到事情的本質。您贊同匈牙利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將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戰略劃分為“有機發展戰略”和“加速國有企業私有化”戰略的分析，並在《改革》一書中，將這種理論框架加以應用，得出中國改革是由於採取了“有機發展戰略”才取得良好成果的結論。

吳敬璉：是的。從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期開始，比較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軌戰略長短優劣的文章成為一時的熱門。當時最流行的分析框架是“漸進主義”和“休克療法”的二分方法。對於中國改革，毀之者和譽之者都以它採取了“漸進主義”戰略作為理由。我從一開始就對這種説法感到懷疑。我認為，中國改革有別於蘇聯東歐國家的特點和巨大優點，不在於漸進而在於著重于“增量”（非國有部門），而不著重于“存量”（國有部門）。但是我並沒有由此建立起一個能夠涵蓋後社會主義轉軌的中、東歐國家轉軌戰略的理論框架。後來我看到了科爾奈關於“有機發展”和“加速國有企業私有化”這兩種戰略的分析，覺得很受啟發。他所説的“有機發展戰略”把轉型工作的重點放在創造有利條件，使私人部門得以從下而上地成長起來（ｂｏｔｔｏｍ－ｕ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上面；而“加速國有企業私有化”戰略則把最重要的任務規定為儘快地消滅國家所有制。他在分析了“後社會主義國家”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經驗以後，得出的結論是：採用“有機發展戰略”的國家取得了轉型的成功，而採取加速國有企業私有化戰略的國家遇到了很大的困難。我認為，如果將這一理論框架稍加變通，仍然從扶助私有企業從下而上地成長，還是實現現有國有企業改制的觀點著眼去考察不同的轉型戰略，科爾奈的這一理論框架同樣適用於中國。一開始就著重于私有部門從下到上地成長，正是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較之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更為順利的秘密所在。

柳紅：具體地説，中國這一改革過程是如何發生的？也就是説，私有部門是如何破土而出和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並帶動整個改革的？

吳敬璉：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後期開始的中國改革是仿傚蘇東社會主義國家，以國有企業為重點，從擴大企業自主權開始的。但是它並不成功。一年多時間以後，轉向農村改革——將人民公社制度改變為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度，從廣大農村生長出幾千萬個私有的農民家庭農場，才打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改革道路。隨之而來的是還帶有某些行政性的蘇南模式的鄉鎮企業的發展，它們在８０年代支援了中國的高速度發展。而最具有根本意義的，是８０年代初期私有企業的合法化，及其在浙江溫州等地區如雨後春筍般地成長。到了９０年代初期，合法存在的私有企業逐漸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這種自下而上地成長起來的私有經濟的發展，對中國經濟轉型所具有的決定性意義是：首先，它培養起了大批經過市場風雨鍛鍊、有創業精神和經營能力的企業家；同時，積累起一定數量的經營資本，成為確保改革時期微觀經濟有效運作和對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化改造的重要物質基礎；再有，它有助於形成要求確立市場規則的社會力量，促進競爭性市場的建立；此外，它給國有企業改革增加了競爭壓力。在《改革》一書的不少章節中對此有比較詳細地描述和分析，而《自選集》收錄的文章恰好也記錄了這一歷史過程，驗證了中國改革走有機發展戰略所取得的良好成績。

柳紅：讓我們先聚焦于《改革》。我知道，１９９８年您在為社科院研究生院經濟係的博士生講授的《中國經濟》課程講義基礎上，寫成《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戰略與實施》一書。《改革》是它的修訂版。為什麼時隔五年，您要對這本書做這麼大的修訂？

吳敬璉：對於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解，即使我們長期生活在其中，甚至親身參加過最近１／４個世紀的變革過程的人，也往往是零散的、表面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作為經濟學家，我一直嘗試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工具考察中國改革。１９９９年出版的那本書就是這種努力的一個結果。此後，我在教學中用它作基本教材。同時，它也是一本大眾讀物，受到了關心中國經濟發展的讀者的歡迎。然而，中國的經濟改革進展得如此之快，僅僅過去了五年，我們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發生了許多新變化。與此同時，我對中國改革的認識也是隨著世事的變化和理論的發展而不斷隨之深化的。於是，我于２００２年底開始修訂工作。

柳紅：中國經濟改革是一個龐大的故事，每一步都表現為不同人群之間反覆博弈的結果，似乎雜亂無章，並不符合某個統一的思想邏輯。常常是試驗、取得成效、加以推廣；失敗了，則另辟蹊徑。並且，改革多頭推進，充滿了曲折和反覆。要想從理論上對改革加以歸納、梳理顯然是很困難的，您是用什麼樣的線串起散落一地的珍珠，搭建《改革》一書框架的？

吳敬璉：這確是一件頗費思量的事情。我也是反覆嘗試，最終採取了這樣的佈局。全書分為四個部分：總論、部門專論、宏觀經濟和社會層面的問題和結論。第一部分分為兩章。第１章提出問題。中國提出改革問題是源於原有的經濟體制存在著巨大的弊病，而這種體制又是１９世紀下半葉、特別是２０世紀上半期的某些社會主義者作為可以救治資本主義社會弊病的理想制度而提出來的。由此提出兩個必須回答的問題：（１）社會主義作為一種追求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怎樣一步步地落實到國家主導的計劃經濟制度上？（２）為什麼在這個被許諾為理想王國的社會制度建立起來以後，各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又不約而同地要求對它進行改革？第２章對中國改革的全過程進行鳥瞰式的考察。根據當時採取的主要改革措施，我把中國的改革過程分為三個階段：１１９５８－１９７８年：行政性分權改革；２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增量改革；３１９９４年至今：“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為全面建立市場經濟制度而努力。第二部分以６章的篇幅分門別類地討論各部門的改革，有農業、企業、金融、財政、對外經濟等等。第三部分是社會保障、宏觀經濟政策以及轉型時期的社會關係和政府職能三章。全書最後有一個簡短的結論。

柳紅：新版《改革》不僅增添了理論和實踐上的發展，而且對於幾乎所有問題都重新進行了考察和研究。比如，對於一個時期以來，不同學科的學者所注意到的，毛澤東建國以來急速轉向社會主義改造的緣起，您在書中對於中國國有制度建立的來龍去脈給出了一個比較清晰的描繪。

吳敬璉：是這樣的。許多問題經過深入研究，往往會有新的發現和認識。以你説的這個問題為例，在本書１９９９年版中，我相信毛澤東在１９４０年１月《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的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思想，即先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以及在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進一步提出的，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裏，要使資本主義有一個廣大的發展。而中國在１９５３年以後，急速轉向社會主義是由於實現快速趕超目標的實際需要一步步促成。然而在做了深入地研究之後，我發現這種急速轉向是有計劃地進行的。比如，毛澤東在１９４９年３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重申中國建設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和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的綱領的的同時，就已提醒黨的領導幹部，“現在點明一句話，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之間的矛盾”。不過，據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説，那時他對何時才開始向資本主義全面進攻估計得比較長遠。在劉少奇講到民主革命勝利後不應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政策，為了建設新民主主義經濟共産黨至少可以“搭夥１０年至１５年”時，毛澤東特別補充説，“到底何時開始全線進攻，也許全國勝利後還要１５年。”從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２年，中國領導按照“三年準備、十年建設”，然後才可以採取步驟進入社會主義的設想部署工作。到了１９５２年，行動方針發生了重大變化。毛澤東重提“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産階級的矛盾”，並且提出：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１０年到１５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１０年或者以後才開始過渡。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５日毛澤東正式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同時批評了劉少奇“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方針是一種“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８月，過渡時期總路線被正式確立為全黨都必須遵循的路線。在毛澤東看來，總路線的要旨就在於“解決所有制的問題”。接著毛澤東在１９５５年組織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只用了大約一年的時間便廢除了農民家庭農場制度，實現了合作化；接著發動“並大社”，１９５８年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原本計劃用１５年甚至更長一點時間實現的對個體農業和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結果僅僅用了不到３年的時間便實現了以國有制和準國有的集體所有制為主要形式的所有制基礎，並在其上全面建立了蘇聯式的集中計劃經濟體制。

柳紅：弄清楚我們的體制從哪來，對於理解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很有意義。而明確它要往哪去就更重要了。您在１９９８年提出了警惕滑入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近年來利用各種機會表達關於建立“好的市場經濟”和“法治的市場經濟”的思想。前年您還和江平教授聯手創辦了上海法律與經濟研究所，與各個學科的學者共同研究探討改革中一些深層的問題。關於轉型時期的社會矛盾的分析是您書中的重要內容，它與經濟改革是一個什麼關係？

吳敬璉：在改革初期，我和不少經濟學家有一種天真的想法，以為打破了計劃經濟、建立了市場經濟，經濟的繁榮、社會的進步就有了根本的保證。可是隨著改革的深入，我們愈來愈深切地認識到，有各種各樣的市場經濟，既有能夠逐步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場經濟，也有權貴統治、貧富懸殊的市場經濟；既有建立在秩序與規則基礎上的法治的市場經濟，也有秩序混亂、弱肉強食的市場經濟。一句話，既可能是好的市場經濟，也可能是壞的市場經濟。我們追求的顯然只能是前者，而不是後者。

近年來，改革過程中的不公正現象和腐敗行為愈演愈烈，一些有權力背景的人或者大搞權力“尋租”，或者蠶食鯨吞公共財産，導致貧富兩極分化。這促使我思考中國改革的前途，如何才能避免滑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泥坑。現代市場經濟不只應該有一個完整的市場體系，商品和服務市場、勞動力市場、經理市場、土地和自然資源市場、資本市場等等都應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而且這些市場的遊戲規則應當清晰透明，政府的行為和私人行為同樣受到法律的約束，或者説應該是法治的市場經濟。於是，在２００１年我萌生出經濟學家與法學家聯盟的想法，共同探討如何建設法治的市場經濟的問題。２００２年，我和江平教授作聯合主席的上海法律與經濟研究所成立，舉辦了一系列學術活動，我也開始研讀法學文獻，有了初步的一點心得，《自選集》中收有相關的文章。《改革》一書在原有的基礎上也做了進一步分析。在諸種社會矛盾的影響下，對待改革的態度由改革初期的維護計劃經濟與主張市場經濟改革的兩種，分化出保持甚至強化行政權力對市場活動干預的第三種態度。這第三種態度所代表的社會勢力將導致偏離規範的、法治的市場經濟的方向，走上所謂權貴資本主義或官僚資本主義的道路。於是，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市場經濟，就成為轉型時期一個尖銳的社會問題。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變革中力求保持社會公正。由此，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就顯得格外重要。而要想使政府履行應有之責，就必須加快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設法治國家。我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以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作為追求目標的市場經濟。

柳紅：《自選集》中收錄了您的數篇給中國政府的建議。有人把對政府提出建議的經濟學家叫做“奏折派”經濟學家，以示與“學院派”或“平民派”經濟學家的區別。您如何看待作為學者的獨立性與對於國策建議的參與？

吳敬璉：我從來認為，“上書言事”是知識分子錶達自己的主張、推動中國的改革與進步的一種方式。我認為經濟學家的職業身份和寫作方式並不是對他的社會作用作出評價的尺規。只要堅持作為知識分子天生應當具有的獨立立場和批判態度，無論身在“體制內”還是“體制外”，表達形式是學術論文還是政策建議，都能夠對推動社會進步起一份作用。回首改革開放以來的２０餘年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的確恪盡經濟學人的職守並堅持了作為學者客觀公正的立場。身處多元化的社會，應該有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氣魄。少一些門戶之見和分幫結派之風，無論對於學術進展還是改革實踐都是大有好處的。

柳紅：《自選集》收錄的是從您１９８０年起，也就是５０歲時起的文章。《改革》可以被看作是您經歷了２０餘年思想和學術上地追求和努力所達到的高度。什麼是您的動力？

吳敬璉：我真正的學術生涯差不多是從那時才開始的，想來是何等悲哀的事情。我們這一輩人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直到晚年才趕上了多少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改革開放的時代，得以做一些工作。也正因為此，在過去２０餘年中，我不敢稍有怠慢，總在努力地工作和補課。然而，于我所終生從事的經濟學，我自知無法企及它的高峰。中國社會的大轉型為經濟學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研究課題，我多麼希望經過幾代經濟學家的努力，在我們這塊土地上，能夠誕生出世界級的經濟學大師。在《自選集》中，我收錄了紀念我的師友顧準的文章。是他改變了我的一生，使我在風雨如磐的“文化大革命”時期開始了獨立思考；我也收錄了紀念我的母親鄧季惺的文章。我從小在她身邊，耳濡目染了一位正直愛國的優秀企業家的艱苦奮鬥。我還收錄了紀念我南開中學的校長張伯苓先生的文章，南開中學所教給我的“允公允能”使我受用終生。可以説，她（他）們以及許許多多的師友的精神一直是我生命中的燈塔，照耀著我艱難曲折的求索之路。我之努力工作，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不辜負她（他）們的教誨和期望。 （柳紅）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２００４ ；吳敬璉：《吳敬璉自選集——１９８０－２００３》，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２００４）

中國經濟時報 2004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