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材在漲，水泥在漲，石油在漲，電價在漲，糧食在漲，油價在漲，飼料也在漲，2003年的中國經濟可以説是漲聲一片。據權威人士的估計，生産資料的價格的上漲幅度大體已經超過了30％。

但是，作為消費者，我們的感受並不強烈，社會商品零售價格指數監測顯示，同比增長不過1％左右。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結果呢？為什麼原材料在大漲而産成品卻波瀾不驚呢？為什麼有些經濟學家擔憂的通脹至今還千呼萬喚不出來呢？

按照一般經濟學的原理，通貨膨脹是指通過銀行借款進行過度消費而導致的價格上漲，“過多的貨幣在追逐過少的商品”“當在現有價格水準上的需求超過供給並推動價格上漲時，就會出現通貨膨脹”。按照一般經濟學家的分類，通貨膨脹還可以分為供求型通脹和成本推動性通脹兩種。

原材料的供不應求和産成品的供過於求看似矛盾，實質反映了中國製造業産能嚴重過剩的現實。巨大的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使中國成為世界性的製造工廠，也恰恰是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和充沛的勞動力資源沖銷了原材料價格上漲而形成的成本空間，農民工拿不到工資只不過是極端的現象，普遍的現象則是收入水準的持續低迷。

這並非是水皮個人的感覺。中國經濟分析與預測中心主任汪同三的研究發現，近10年來，居民收入的增速明顯低於經濟增長。汪同三的研究取了四個比較因素，GDP年均增長率、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年可支配收入增長率、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率以及按城鄉人口比重加權平均的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年均增長率。在上世紀80年代，這四個數字依次為9．3％、4．5％、8．4％和7．5％，而90年代則分別為10．1％、6．8％、4．5％和5．2％。無論是城鄉居民分別計算還是總體計算，居民收入增長都明顯低於經濟增長，而且更為突出的是，二者的差距呈擴大趨勢。汪同三的研究還沒有將不同人群和階層按收入分類，否則他還會發現，不同人群的收入差異更大，財富在急劇向20％的先富人群匯聚，基尼系數不斷擴大，已經大大超越了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勞動力人口過剩是不是就一定會出現這種貧富差距呢？“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會不會演變成“大部分人富不起來”的局面呢？我們的近鄰日本擁有的人口密度要大大高於我們。戰前，日本的農業人口占就業人口總數的50％甚至60％，戰後適應工業迅速發展的需要，大批勞動力轉向工業，到1980年，農業人口只佔18．3％，而與此同時，每戶農戶的收入達450萬日元，高出全國工人家庭收入420萬元7．6％，較1960年增幅達到1109％。日本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並沒有擴大城鄉差距，這顯然和日本政府戰後採取扶持農業的政策有極大的關係，而另一方面，戰後美國“盟總”在日本推行經濟民主化，督促和支援政府進行勞動立法，使日本工人的經濟地位得到實際改善，也有力地促進了生産力的發展。

魯思明和馬平撰寫的長篇紀實文學《百年大轉折———日本經濟發展紀實》對此有比較詳實的描寫。其中有關松下幸之助的一段給水皮留下深刻印象。

松下幸之助是松下電器的創始人，松下電器在戰後作為財閥被美軍強行解散，在解散之前，松下電器的工人有15000人，儘管松下幸之助對美軍倡導下的工會不以為然，但是成立當天，松下還是到了現場祝賀，但在內心深處，松下依然認為工會是和資本家作對的組織，內心是抵抗的，這種對抗心理一直持續到1951年他的美國之行。

在美國的考察中，松下認識了一位機械製造公司的經理。於是有了下面的對話。

“在你們國家的公司裏有工會嗎？”

“有。”

“有的話是好事。”

“並不是什麼好事，工會運動正在演變成階級鬥爭，在民主時代，我擔心照這樣下去，日本的企業都會被搞垮的。”

“你不必擔心，會變的。在美國也曾出現過工會採取激烈的行動的時候，但那不過是在工人們還沒有真正富裕起來時的一種暫時現象。”

“是這樣嗎？”

“當然是這樣，他們通過運動富裕起來，運動並不總是鬧事。勞資雙方經過談判，可以促進生産的發展，從而提高工人的工資，增加的收入要買東西，工業就會因此而繁榮。也就是説，工會的存在是一種好事情。你看看，如果有工會，現在的日本産業一定會發展、繁榮起來的，只有少數人有錢的國家是不行的。只有那些大眾都成了有錢人的國家才會有真正繁榮。”這次談話，完全改變了松下的意識，工人們通過工會的努力，使自己的工資不斷提高，這對經營主不是壞事，相反是值得慶倖的，這是在讓公司賺錢。他相信，如果美國現在的繁榮是工會起作用的話，那麼，終究有一天，日本也會繁榮起來的。

松下幸之助的發現實際上是抓住了現代經濟學的精髓，工人收入增加，消費就要增加，社會總需求就增加，而經濟規模是根據社會總需求的大小來決定的。

1997年以來，中國經濟一直陷在內需不足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與此同時，佔人口絕大部分的農民收入不升反降，工人的收入也沒有大幅增長，這不是有效需求不足又是什麼呢？

道理似乎不複雜，佔社會總人口80％的普通大眾如果收入沒有增長，那麼需求也就沒有增長，産成品供過於求的局面也就永遠不會改變，反過來，反而導致惡性迴圈。

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上層建築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反過來上層建築又對經濟基礎構成制約。在勞動力人口嚴重過剩的中國，要大幅度提高勞動者的收入，與其説是個經濟問題，不如説是一個政治問題，也許這就是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面對通縮束手無策的一個原因。（水皮）

中華工商時報 2003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