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些年來，不少國企在改革中建立的現代企業制度，還只是形似的話，那麼十六屆三中全會以後，與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相比，則是真正的神似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

張文魁認為，在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後的若干年裏，全國各地雖搞了不少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但其中不少試點企業並未顯著地實現股權多元化，許多大中型企業國有股“一股獨大”的狀況仍然沒有根本改變，有些企業甚至只是換了個牌子，與真正的符合市場經濟內在要求的企業制度相比，形似而神不似。

“十六屆三中全會公報第一次提出要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製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與以前只提發展混合所有制、股份制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相比，表述上的差別，意味著今後將會有更多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也要走股權多元化道路，更多的國有企業會引入非國有資本。”

這位學者解釋説，過去從中央到地方的企業改革，多是中小國有企業改革，改革的國企中有不少已經實現了股權的多元化，有的則實現了非國有化。相比之下，一些大型國企仍未實現股權多元化，甚至尚未改成公司制。這回的提法，使股份製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對下一步的國企改革將會起到非常大的推進作用。

“現在，國資委已聞風而動。預計未來幾年，中央的190多家國有企業會有較大動作。”張文魁説。

“十六屆三中全會公報還提出，推動國有資本更多地投向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其他行業和領域的國有企業，通過資産重組和結構調整，在市場公平競爭中優勝劣汰。需要由國有資本控股的企業，應區別不同情況實行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這意味著，不需要國有資本控股的，國有企業可以完全退出。”

“幾年後你就能感覺得到，在這麼多開放性的決策支援下，非公有制經濟肯定會有爆髮式發展。”張文魁預言，新註冊的民營企業將會大量出現，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將參與到國有資産的處置中來，這對民營企業來説，是幾十年未遇的好機會。

公報還第一次提出，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張文魁認為，這意味著十六屆三中全會以後，非公有資本可以進入的行業範疇將進一步擴大。

“從一組數字中，你可以想像，過去非公有資本受到了多麼大的限制。”張文魁説，在對廣東某地區的調查中發現，國有資本可以進入的行業有80多個，外資可進入的有60多個，而國內非公有資本可以進入的行業只有40多個。本屆三中全會後，非公有資本將得到更加平等的待遇，以前不能進入的領域，將來大部分都可以進入。

“這幾年我接觸了很多民營企業參與國資處置的案例，成功的很多，失敗的也不少，主要原因是政府不能正確認識民營企業參與國有資産處置的角色，仍舊把民營企業當做救助國有企業的雷鋒。”

張文魁認為，政府以前只追求單贏，現在必須得講求雙贏了。政府應有平等心態，既要解決國有企業面臨的問題，同時也要讓民營企業有利可圖。作為公共事務管理者，政府可以管理民營企業的經濟活動，但作為國有資産出資人時，其與民營企業是相互平等的。

受到理論界關注的，還有本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的“建立現代産權制度”。

“它對實際工作有很大的指導價值，説明黨對公有制的認識更加全面了，對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也認識得更深刻了。”張文魁説，現代産權制度的提出，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石問題。這一概念的提出，意味著將來産權會出現大流動、大交易和大重組，這對國有經濟結構佈局的調整會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

翻開本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張文魁仍感慨良多。今年5月，他完成了一篇重要的政策研究報告，題為《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行探索的重點課題之一。

“5月份，中心領導突然讓我寫一篇關於産權問題的文章，並説要快。當時，我並不明白其中的意義，現在想起來才知道，中央政府和文件起草組在那時就已經在考慮産權問題了。”張文魁説。

關於國企改革下一步面臨的挑戰，張文魁認為，主要是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的改革，比如涉及到的大型國企在原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歷史遺留問題，如企業辦社會問題、大量冗員的分流問題、部分職工和領導由以前的幹部身份向市場經濟中僱員身份的轉換問題等。

“目前，政府在理論上和認識上都不存在障礙，操作上也沒有不可以解決的問題，關鍵要看決心。”張文魁説。（記者 譚新鵬）

中國青年報 2003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