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對宏觀經濟的判斷，以“通貨緊縮或過冷”用語描述不很妥貼，服務、居住項目權重偏小制約價格指標對現實經濟的反映。積壓與進口並存的環境下治本的辦法是微觀改造，宏觀政策在促進就業的同時，也要重視産業的優化升級。

廣義貨幣存量和信貸存量內部結構不合理。衡量銀行融資潛力及支付風險的是超額準備金率而不是存貸差。促進貨幣存量增量及信貸存量增量結構合理化是當前宏觀政策的一大目標和任務。在我國經濟列車快速而平穩前行的情況下，繼續保持這種態勢，整頓信用秩序是最有效的“良藥”，是打開社會生活中諸多矛盾和癥結、激發更大經濟活力的“鑰匙”。

當前經濟研究者對宏觀經濟形勢有些不同判斷和看法，這對繁榮和發展經濟學術研究有積極意義。筆者也就此談一些個人看法。

一、供求失衡環境下的政策重點該是促進産業産品的升級

（一）以“通貨緊縮或過冷”用語描述當前經濟形勢不很妥貼

用“通貨緊縮、經濟過冷或過熱”等用語來作為對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概括，不是很恰當的。當前我國宏觀經濟中的內需不足確實仍存在著，但需求制約經濟增長並不是在當代才出現的。從１８２０年英國馬爾薩斯首次提出“有效需求不足”概念以來，內需不足就一直限制著近代各國人力和物力資源生産潛力的充分發揮，在農業年熟正常時期更為嚴重。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３年和１９３５年英美中三國廢棄金（銀）本位制而推行法定紙幣制後，人類擺脫了金銀幣供應不足導致通貨相對緊縮進而使經濟走慢的千年困境。

從上世紀３０年代各國相繼推行不可兌央行銀行券（即本幣鈔票）制度以後，再繼續使用只在貴金屬幣時代有存在理由的“通貨緊縮”一詞，作為對當前國內和國外經濟運作的描述和概括，不是很適宜的。在狹義貨幣和廣義貨幣總量增速保持２０％以上的宏觀環境下，仍稱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通貨緊縮或過冷”，這不太符合經濟實況。

若是物價下降就説物價下降，是物價上漲就説物價上漲，不必把此兩名詞分別與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完全等同，也不要像歐美國家經濟學術界那樣長期以來混用亂用這兩對經濟名詞，國外學者往往不適當地用難以計量的“通貨膨脹率”一詞隨意代替物價上漲率指標。

（二）服務、居住項目權重偏小制約價格指標對現實經濟的反映

單憑依據消費價格和零售物價水準來判斷宏觀經濟形勢，不是百分之百可靠的。近幾年，包括學雜費、水氣電和房租費、交通費、通訊費等服務類項目，以及住宅購買開支和裝修費，已在居民總消費支出中所佔比例呈不斷增大趨勢，同時服務及住宅買價也在逐漸上漲。但服務在零售十四大類和消費八大類中的權數比重不到１２％。如果考慮消費支出變化尤其是學雜費開支的增長，可把服務項目、居住項目統計權數比重都提高２個到４個百分點，那麼２００２年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就不是下降０．８％，可能會上漲０．１％－０．４％，２００３年前８月消費價格漲幅也會超過１％。

食品類的統計權數比重獨大，總物價升降亦步亦趨於食品價格漲跌。農副産品跌價既是農業産業結構調整慢的結果，也與上億農戶捨不得消費自家産雞鴨魚肉蛋及非大路菜，急於賣掉以籌集子女學費有關。如果能把學雜費、農業稅費等降下來以至免除，農民對自産副食品的消費將增加，農村區域內交易量會上升，農産品需求不足和跌價問題也可緩解。

（三）積壓與進口並存宏觀環境下的治本辦法是微觀改造

近年零售價格和消費價格處於下降狀態，是宏觀總量變化尤其是産品結構不合理的必然結果，不完全是內外需不足造成的。只要微觀單位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不能有效發揮，那麼物價總水準就難以回升到理想的狀態。

要維持總供給與總需求均衡、物價不再下行的宏觀格局，政策重點只能選擇企業股份重組和所有權變更的微觀改造新路子。老工業基地的振興，不應僅僅停留在“更換或者培訓廠長總經理”的治標式老套上。北京市有關部門宣佈１０４家國企股權可面向國內外轉讓，表明微觀經濟變革已走出１９年來隔靴搔癢和兜圈子迷局，但這劑“藥方”肯定有不可忽視的“副作用”，需嚴防並打擊在東歐和獨聯體國家企業改革中曾涌現的上下其手、化公為私甚至巧取豪奪勾當。

（四）宏觀政策既應促進就業，又要重視産業的優化升級

大小企業林立、産品紛呈泉涌的當代中國，擴大內需和外需進而達到充分就業，仍是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基石，增發國債的財政投資政策需要持續下去。由西斯蒙第、霍布森、凱恩斯開啟的“就業至上”政策理念，２１世紀初我國文件中同樣提煉出了名言：就業是民生之本，此話道出了所有國家宏觀政策目標的共同點。有業、安居是基本民權，開發價格適當、經濟適用並可滿足無房戶急需的住宅，可一舉多得。

但中國國情也決定了現階段並不需要那麼多價格昂貴、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檔住宅和別墅；有些經濟欠發達省區建偏多的豪華賓館、度假村、高級寫字樓、高速公路，不能不説有某種“超前”之嫌。畢竟多數農民還較貧窮，畢竟大中城市街道的嚴重交通擁堵問題還沒解決。即使著眼于充分就業，著力於商品房開發及鋼鐵、水泥、汽車的生産，也不能完全不顧及基礎工業品級不高和庫存增多，同時高精尖産品及技術不斷進口的現實，不宜以維持那些質劣價高企業的茍延殘喘為代價來強行消弭或回避失業難題。

二、促進貨幣存量增量及信貸存量增量結構合理化

（一）廣義貨幣存量和信貸存量內部結構不合理

發達國家的時點貨幣供應總量，由企業支票存款、信用卡存款、儲蓄存款、流通現鈔、可背書票據等組成，而我國廣義貨幣內部結構與之不同，不但儲蓄存款和手持現鈔是主要部分，而且有國外貨幣結構中一般較少的企業和單位定期存款。這種存款性貨幣已達２萬多億元，有部門性公司的閒散資金，也有原始股發行或增發股的上市公司因無投資出路而過剩的資金，另外執行執罰單位預算外資金有小部分也成為這類存款。這些長期存放銀行的機構資金，是廣義貨幣內部不均衡的體現，也是貨幣流速趨慢的原因。

貨幣金融理論就有些方面説即是收入分配理論，反之也然。不該得到貸款或不合法不合理謀取收入的群體獲得現金或擁有存款性貨幣，以及不該獲得證券直接融資的某些企業獲得借債資金或股本金，過去１０多年已成為收入分配不公平、消費需求不足的重要源頭，而許多急需貨幣信貸支援的自主創業者尤其是上億農戶，卻因種種主客觀原因，金融機構不能充分滿足其生産和消費方面的合理貨幣需求。公共財政和金融信貸該充分考慮農村和農戶。農民子女受教育的起點和機會不平等，最能加劇成年後的貧富不平等。

（二）衡量銀行融資潛力及支付風險的是超額準備金率而不是存貸差

“存貸差”概念不能完全表明銀行資金來源與運用具體狀況，銀行還有非貸款的資産及表外中間業務。真正能衡量銀行可融出資金和基礎貨幣乘數擴張潛力的，以及能考核銀行支付能力和潛在風險的最重要因素，是超額準備金率（即金銀本位制下的“頭寸” ）。

在銀行資産單一化、中間業務收入仍有限和經營成本偏高，以及短期國債、可背書票據、資信優證券等二級準備資産較有限的條件下，當前不少銀行和信用社超額準備金率下降到５％以下，這值得金融監管部門警覺。央行把法定準備金率提高１個百分點雖有必要，但可按存款穩定性，允許兩年期以上定期存款的法定繳存率降至４％，同時把企業３００萬元以上活期存款的繳存率升至１０％，可維持６％－７％的平均水準。這是增強法定準備金政策靈活性、促進金融存量增量結構合理化並挖掘間接融資潛力的可選辦法。

三、整頓信用秩序是最有效的“良藥”

要保持我國經濟列車快速而平穩地前行，那麼整頓市場經濟秩序和信用秩序，就是最有效的“良藥”。如果假冒偽劣和偷工減料得不到嚴厲懲處，借錢欠錢故意不還或偽造票據紙幣行為不能受到遏止和打擊；如果坑蒙拐騙招術能輕易得逞；如果銀行營業機構出於各種主客觀原因，縱容開戶企業壓票、無理退票和拒付結算款，那麼貨幣信貸擴張和證券直接融資政策也好，赤字財政、投資擴張和消費鼓勵政策也好，在政府推動增長和促進就業的心血和努力中將大打折扣。

交易買賣缺乏誠信意識，商業匯票就不能由購貨方或第三方來承兌，而承兌風險都積聚到銀行，企業的票據融資規模也難以擴展的。只有商業承兌匯票貼現和再貼現能夠與銀行承兌匯票貼現和再貼現齊頭並進，才能提升央行基礎貨幣吐出對擴大內需和優化産業的有效性。

可以説，整頓信用秩序，發展企業和自然人資信徵信體系，是打開社會生活中諸多矛盾和癥結、激發更大經濟活力的“鑰匙”。無論是減少企業應收賬款，歸還拖欠的貸款或借款，發展在國內外對擴大需求和促進就業極其關鍵的消費信貸，還是進一步擴大公司債券股票發行的直接融資規模，乃至提高增發國債資金的使用效益，都需建立在全社會誠實守信公德的基礎上，否則國民創業和自我就業的動力以及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活力，會受到嚴重抑制和損害。

（作者李恩強：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

中國經濟時報 2003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