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最近，世界銀行在其發佈的中國經濟報告中指出，由於收入分配和就業機會向城鎮和沿海地區傾斜，以及中國國內各地區、城市間的市場壁壘和人員流動的限制，貧困與不均正威脅著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報告建議政策措施應著眼于推進國內市場一體化和增加靈活度，改善欠發達地區的經濟增長條件，應對威脅中國未來增長和效益分配的風險。針對這一報告提出的觀點和政策建議，我們特組織了幾位專家從體制改革、公共服務等方面進行點評。

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影響不可忽視

記者：世界銀行報告提到，在過去的25年時間裏，中國約有4億人擺脫了貧困，但近期的趨勢卻是減貧速度放慢且貧富不均正急劇加大，到2020年基尼系數將會上升到47.4。您認為這種現象是如何産生的？如何才能防止問題的惡化？

茅于軾：減貧速度放慢且貧富不均差距擴大現象很讓人擔心。世行這份報告，主要對經濟原因進行了分析，比如收入分配和就業機會向城鎮和沿海地區傾斜，我認為這固然有其道理，但我們也應當從政治層面進行解析。作為上層建築，政治對經濟基礎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可以説，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到了非進行不可的程度了。

過去國人收入差距太小是不正常的，今天收入差距過大也是不正常的。有人把市場經濟、改革開放列為它的主因，其實不對。它是“反市場經濟”造成的，是改革不夠，尤其是政治改革不夠造成的。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我們的民主法制建設雖然經年累月，但離市場經濟的要求還相距很遠。人治大於法治，權力淩駕法律之上的現象依然存在，依法辦事、依法行政的風氣遠未形成。比起經濟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大大落後了。

全國13億人口，農村人口占了大多數，我國的貧困問題其實就是農民收入落後的問題，而農民收入落後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其根本權益得不到法律保障，他們在市場上自由選擇的權利最容易受到一些特權階層的侵犯，其經濟收入也就最少。

按地位分配權力弊端的存在並由此産生的淩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是貧困問題的政治總根源。法治的根本是創造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進一步説，就是取消不合法的特權。對於經濟發展而言，市場制度的建立是隨著人權的鞏固而建立起來的，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如果沒有政治原因，保證起點公平，競賽公正，只是經濟上的原因造成的貧困差距，則很正常。但很難找出沒有政治原因的貧困差距過大。

保護私人財産是産生財富的必要條件

記者：您很早就説過，一個社會如果窮人佔多數，社會是不會穩定的，最近發生了一些針對富人的暴力事件印證了你的觀點，如山西李海倉案、甘肅劉恩謙案。您認為保護窮人與保護富人是一個什麼關係？

茅于軾：一個社會如果窮人佔多數，社會是不會穩定的，只有中産階級佔到多數才可能穩定，現在發達國家都做到了這一點。要做到這一點，方法很簡單：就是要保護所有人的財産，特別要保護窮人的財産，因為他們是社會中最容易受到侵犯的人群。

我一直堅持：首先，最需要保護的是窮人。因為其窮，受不到教育，不懂法，有時就會去幹一些違法的事。其次，富人也要保護。

現在中國最得不到保護的人是農民。有人説，窮人的財産少不值得保護，這是錯誤的。窮人的財産雖然少，但對其而言，性命交關，所以最需要保護的是窮人財産。只要嚴格保護了窮人的財産，富人的財産自然就能得到很好的保護。為什麼要保護富人的財産？我們歷史上的教訓是深刻的，因為不保護的話，就沒有人敢做富人，結果就是大家都是窮人。富人不但應該交稅，還應該交累積所得稅，這樣可以調節社會的貧富，現在必須強調這樣的意識。

有一些人反對我的觀點，對富人看不慣，這很危險，我很擔心。法治社會中，窮人和富人都要保護。現在美國國內之所以不會爆發革命，是因為美國是個無階級的社會，個人財産神聖不可侵犯，這是天經地義的。我們這個社會尚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來鞏固這些觀念，才能建立一個有序的穩定的社會，否則很可能出軌。

現在我們對私人財産的保護還是有條件的。如果我們還要穩定20年，必須宣佈私人財産神聖不可侵犯，窮人和富人的財産都要保護。中國歷史上窮人造反，破壞富人的財産所有權，結果是什麼？還是窮人佔多數，無法改變這個迴圈。只有所有人的財富得到保護，窮人才有可能慢慢變成中産階級。所以保護私人財産是社會産生財富的必要條件。

我國的資本市場非常缺乏效率

記者：您前面提到起點公平，競賽公正，作為提倡並實踐草根金融的經濟學家，您如何看待河北富豪孫大午與當地銀行、信用社的利益衝突？

茅于軾：孫大午錯就錯在幹了一件“違法”的“好”事。説孫大午“非法”集資，無非是因為他搞的信用合作方式使得地方的銀行、信用社吸收不到存款，那地方的銀行、信用社為什麼吸收不到存款呢？無非是其服務、效率、信譽不如大午集團。如果強制居民將資金存到這些效率低的金融機構，可能又會增加幾筆呆帳、壞帳。

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也是一個法制建設的過程。過去制訂的一些與市場經濟原則不相適應的法律法規亟待修正甚至廢止。如果違反了這樣的法，未必是一件壞事。如果説孫大午融資“違法”，那要看他違的是什麼法。其實，他是在幹一件“違法”的“好”事。這個案子怪就怪在沒有受害人。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經常會出現這樣一些“違法”的“好”事，但沒有人追究。比如《憲法》中明確寫著“以公有制為主體”，但很多地方都是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取代國有企業唱主角，還有一些地區和産業在搞“國退民進”，很少有人去追究。為什麼不追究呢，因為大家得利，人們的産權沒有受到損害。

從一個更宏觀的層面可以看到，我國的資本市場非常缺乏效率，資本流不到該用錢的地方去，要用錢的地方非常缺錢，而有些地方資金多得用不出去。國內利率差異非常大，特別是缺資金的農村。農村本身並不是沒有儲蓄，但大部分都流向了城市，這造成資本在農村稀缺，而銀行低利息的錢卻貸不出去，這説明我們資本市場缺乏效率。如果這一障礙不能有效打破，它將從根本上制約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

目前的高儲蓄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保證，如果我們將銀行儲蓄和剩餘勞動力結合起來，每年GDP大約可增長4個百分點。

茅于軾，1975年開始從事微觀經濟學研究，1979年提出擇優分配原理，1985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赴美國哈佛大學任註冊訪問學者。1993年與友人共同創辦天則經濟研究所。著有《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的數理基礎》、《誰妨礙了我們致富》、《生活中的經濟學》、《中國人的道德前景》等。 （盧懷謙 ）

《中國證券報》 2003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