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醫院工作了二十幾年的李醫生，去年終於評上了副主任醫師，了卻了她多年的願望。但李醫生為評職稱，在財力、精力上沒少下功夫。
李醫生為評職稱又撿起了早已荒疏的英語，從鍵盤開始學起了電腦，準備論文，請人幫忙潤色，在論文答辯前的一週，她失眠了好幾天，設想著評委會有可能提出的問題。除此之外，她還投入了1400元用於評職稱的各種費用。主要有三項：英語考試費500元，電腦考試費600元，評審和答辯費230元，複印論文及發表作品花費幾十元。李醫生説，她算幸運的，一是單位給了她評副高職稱的指標，二是她通過了。如果沒通過，所花的時間、精力、財力就隨之東流了。
李醫生評上副高後，每月基本工資增加24元，職務職稱津貼增加55元，一共增加79元，雖然每月李醫生都可享受由此帶來的工資增加的喜悅，而且獎金以及每次增加職務津貼也是與職稱掛鉤的，但在目前市場的薪酬水準下，這種增加實在是微不足道的。
今天，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發現，僅僅有職稱的“名”是不夠的，“利”的實現同樣是能力和價值的體現。儘管專業技術人員基本工資中職稱的級別漲幅已從原來的十幾元增加到幾十元甚至上百元，職務津貼也增加了，但市場的薪酬價位並不是以專業技術職務為標準，也就是説專業技術人員的薪酬與市場價位還有一定的距離，不少國企人才就是拋棄了已經取得的專業技術職務，投奔到並不評職稱，而是隨行就市的外資企業、非公經濟企業。
據北京市人事局的一份調查顯示，2000年國有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總量比1999年凈減22139人，減少了9.6%，而且這已是連續六年呈下降趨勢，其中有多種原因，但職稱的價值顯現不充分，工資價位偏低可以説是一個主要原因。不少人認為職稱帶有濃烈的計劃經濟色彩，指標限制、人情濃重、無論申報什麼系列一律用英語和電腦作為先決條件等，已不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
早在1997年，國家人事部副部長徐頌陶在一次工作座談會上就已講過：“深化職稱改革的一個目的，就是要強化執業資格制度，淡化職稱，完善專業技術職務聘任制，有些職稱系列，在條件成熟後，可以逐步向執業資格制度轉化。”這種轉化必須是水到渠成的，比如律師，目前社會上的律師多就職于律師事物所，由於多是民辦性質，工資發放並不以專業技術職務作為標準，職稱在這裡就失去了意義，去年參加律師職稱評審的全北京市只有二、三十人。在律師行業，執業律師已開始取代律師職稱。
在國外，有的只是執業資格和專業技術職務，如教授、研究員、工程師，而且也沒有高級和中級之分，中國要加入WTO，也必然要走這條路。未來的模式將是執業資格作為準入上崗證，職務聘任作為水準能力證，不再是職稱牽著"薪"走，而是崗位牽著"薪"走，能力牽著“薪”走。
《北京青年報》 2001年6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