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外匯管理系列政策

近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宣佈採取對外匯指定銀行開展收匯與結匯業務專項檢查、提高居民個人攜帶外幣現鈔出入境申報標準和因私出境旅遊購匯指導性限額等一系列措施，引起了市場關於國家是否在採取措施打擊“熱錢”流入，擴大外匯支出，化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的猜測。外匯管理部門採取的上述措施，都是針對人民幣匯率而來的嗎？

“熱錢”——

來自存量資金幣種結構調整

今年上半年，在外貿進出口順差僅為40多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才300億出頭的情況下，中國外匯儲備取得約600億美元的增長，比上年同期多增近300億美元，這一結果大大出人意料。不少市場人士認為，這是國際短期資本（即“熱錢”）大量流入中國，套取人民幣高於美元的利差和將來人民幣升值的匯差所致。有人估計其規模不下200億美元。但仔細分析，上述結論卻可能似是而非。

一方面，國際短期資本大舉流入中國既不為國家政策所允許，也可能為理性的海外投資者所不取。

中國實行資本管制，在政策上鼓勵長期資本而限制短期流動。或者説，至少在目前中國“寬進嚴出”的資本管制體系下，短期資本可能進來容易出去難，存在較大的市場退出風險。更關鍵的是，國外成熟的大機構投資者通常具有很強的風險管理意識，其任何境外資産運作所暴露的頭寸都要進行對衝，而人民幣資産恰恰缺乏這方面的金融工具。如果在風險不能有效控制的情況下，在人民幣資産上大舉建倉，無疑是一種賭博行為。

另一方面，境內人民幣資産投資機會較少，也可能對短期資本缺乏吸引力。

首先，人民幣並不屬於高息貨幣，如印尼、柬埔寨、菲律賓等亞洲周邊國家一年期的本幣存款利率在5－8%之間，韓元也有3.6%，遠高於人民幣利率1.98%的水準。

其次，今年全球不少股市從低點反彈了30－40%，而中國股市在反彈了1/4以後又回落了10%以上，股市重陷低迷，投資者信心匱乏，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入市謹慎。

第三，目前中國房地産市場比較火爆，價格大幅攀升，但資産泡沫問題已引起了中央銀行的關注，並採取了相應措施，中國房地産投資的風險已開始凸顯。

第四，儘管人民幣升值預期比較強烈，中國經濟運作態勢良好也顯示人民幣具有升值潛力，但由於國家明確表示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人民幣大幅升值的可能性不大。作為精明的外匯炒家，與其炒人民幣升值，還不如炒歐元、瑞士法郎等自由兌換貨幣。

由此可見，如果有套利資本流入中國，也是增量資金的流入有限，而主要是存量資金的幣種結構調整。在人民幣利率高於美元，且有人民幣升值預期的情況下，一些境內企業和個人採取了減持外幣資産和人民幣負債，增加人民幣資産和外幣負債的行為。比如，個人大量結匯，增加人民幣存款，減少外匯存款；企業直接用自有外匯或借用外匯貸款對外支付，而減少人民幣貸款購匯，等等。這是當前境內外匯存款增幅下降甚至出現負增長，而外匯貸款上升較快，企業和個人結匯普遍增加等現象背後的深層次經濟動因。但這種根據資金的成本－收益比較，調整資産負債的幣種結構行為，本身反映了市場主體追求利潤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理性選擇，而非純粹投機性質的“熱錢”。

檢查——

是例行工作也是監管手段

國家外匯管理局日前決定從8月26日起對外匯指定銀行的收匯、結匯業務進行一次專項檢查，有人將這一行動與當前防“熱錢”流入的形勢聯繫起來，這種理解其實有失偏頗。

從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度以來，越來越多地將外匯管理業務授權給外匯指定銀行辦理，外匯管理逐漸由事前審批轉向事後監督，由直接管理轉向間接管理。對銀行執行結售匯管理規定的情況，是外匯管理部門實施事後監督和間接管理的重要手段。

1995年以來，幾乎每年外匯管理部門都對所有或者部分外匯指定銀行開展外匯業務檢查。大多數時候，是全面的外匯業務合規性檢查，今年是收匯和結匯專項檢查，查的是企業和個人的收匯和結匯行為。一種例行工作根據環境變化採取一種特殊安排，從而更加具有針對性，應該是不難理解的。

開展對收匯和結匯業務的專項檢查是非常及時的，這是我國探索建立從流入到流出全過程外匯監管體系的有益嘗試。在外匯短缺時期建立起來的外匯管理體制是“增收節支”型外匯管理，比較重視對外匯流出的監管，對流入的監控卻比較薄弱。通過這次檢查，將有利於外匯管理部門搜尋對收匯和結匯管理上的漏洞，完善相關政策。

再者，國際收支連年順差、外匯儲備持續增加，顯示中國正從外匯短缺轉為相對過剩，外匯管理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這需要管理部門相應轉變觀念，建立對外匯流入和流出合理的雙向的調節機制，改善外匯資金迴圈狀況，促進經濟內外均衡發展。只有建立了對資金流入和流出的全程監管，才可能全面分析跨境資金流動的狀況，儘早掌握資本流動衝擊的風險所在，及時採取措施降低對外部門的脆弱性。

系列措施——

並非為化解人民幣升值壓力

如果把提高個人攜帶外幣現鈔出入境標準和因私購匯指導性限額等外匯管理政策措施的目的，簡單理解為化解人民幣升值壓力，也是對當前外匯管理政策取向的一種曲解。其實從2001年起，外匯管理部門就主動適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轉換職能、簡化手續、規範管理、提高效率，加大政策調整力度，將外匯體制改革進一步推向深入。

近年來出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其方向是不斷減少對企業和個人外匯收支的行政干預，逐步擴大銀行覆蓋外匯供求的範圍，使外匯市場能夠更加充分地反映供求資訊。因此，這些年來外匯管理部門所出臺的政策，不僅有針對外匯收入的，也有針對外匯支出的。比如説，為引導個人外匯收入進入銀行體系，採取了提高銀行外幣現鈔收購價，鼓勵銀行增加結匯網點，放寬境內外幣現鈔劃轉限制等措施。再如，為進一步滿足企業和個人合理的外匯需求，採取了允許所有企業保留一定限額經常項目外匯收入，提高個人因私購匯標準和擴大購匯範圍，簡化企業非貿易購匯真實性審核手續，放寬資本項目購匯限制等措施。近日提高個人攜帶外幣現鈔出入境標準和因私購匯指導性限額等政策，正是上述改革的延續。

從1994年以來外匯體制改革的實踐來看，以市場化為取向的改革是大勢所趨，一旦起步就只能進不能退。只是形勢寬鬆的時候，改革的風險可能小些，改革的步伐就快一點、大一點；形勢偏緊的時候，改革的風險可能大些，改革的步伐就緩一點、小一點。因此，正如管理部門一再強調的，當前各項改革絕不是形勢好、管理就松點，形勢差、管理就嚴些的權宜之計。從調節外匯供求關係的短期目標來看待和了解當前各項外匯管理政策措施是片面的。作為決策者，更要拒絕這種短期化的改革動機。不難想像，如果以這種思想來指導改革，勢必導致政策的反覆多變，進而造成巨大的政策風險，影響經營和投資環境。（宗偉榮）

中國證券報 2003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