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頂住壓力保持人民幣不貶值，被世界各國稱讚。2003年，中國面臨著同樣巨大甚至更難抵禦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這次不同的是，鮮花和掌聲不見了，中國成為美日批評的對象。《華爾街日報》7月22日報道，美國財政部長斯諾計劃在參議院的一個委員會就美中匯率問題作證，但目前尚不清楚該聽證會將於何時舉行。這表明美國國內關於推動人民幣升值的聲音正在逐漸增大。7月21日，日本媒體《朝日新聞》幸災樂禍地指出：“針對使人民幣同美元的匯率幾乎固定不變的中國匯率政策，迫使中國採取靈活政策的國際包圍網正在收緊”。

　　今年以來，海外颳起了一股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大風。先是日本財務相在七國財長會議上提出類似于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那樣的文件，要求人民幣升值。隨後美國財政部長斯諾也表示人民幣應該升值。而由於美元走低，歐洲和東亞一些國家擔心中國出口商品的競爭衝擊，也不同程度地加入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行列。國際上遂出現了一股強大的壓人民幣升值的勢力。

　　在這個所謂的“國際包圍網”中，日本充當了抨擊中國的急先鋒。日本高級官員屢次指責中國出口通貨緊縮和“挖空”日本勞動力市場。有意思的是，日本的言行未等中國人站出來辯解，就遭到了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的駁斥。有“歐元之父”之稱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蒙戴爾在年初訪問日本時，就毫不客氣地指出，中國應該頂住日本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日前，這位正直的經濟學家再次告戒中國人，人民幣若升值，其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將超過SARS，中國的金融系統現階段還根本無法承受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所帶來的衝擊。美國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在7月上旬訪華時，針對日本的説法指出，“（日本）這真是再離譜不過了”，並告訴日本，“成本低、品質高的中國舶來品大大增強了困難重重的日本消費者的購買力——正如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出口機器帶給全世界的好處。”

　　然而，日本並沒有因此“閉嘴”。讓人不可理解的是，日元被逼升值引起的災難性後果曾使日本感受過切膚之痛，它還為什麼如此積極地敦促中國走同樣的路。迫於美國壓力，日本在1985年簽署“廣場協議”後，日元幣值在10年間上升了兩倍。人們普遍認為，此舉最終導致了日本的泡沫經濟。而人民幣升值，可能會帶來同樣的後果：有損中國，難益世界。

　　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在中國經濟正處於高速增長的時刻炮製出“中國出口通貨緊縮論”，並逼迫人民幣升值，不得不讓人懷疑它的動機。無論如何，日本人應該清楚一點，犧牲了中國經濟，對日本沒有任何好處。

  　本來，日本每況愈下的經濟地位和國際上不高的影響力使得中國完全不必理會它的無理指責。但是，現在的情況不同了，世界頭號經濟強國——美國，也加入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行列。更為糟糕的是，人民幣升值與否本來是一個經濟問題，現在它正在被演化成美國國內的政治問題。美國紐約州民主黨籍參議員舒謨和其他三位參議員日前致信美國財政部長斯諾，要求財政部調查中國人為推低人民幣匯率的做法是否給美國的就業市場造成了衝擊。布希政府的一些人現在不斷要求中國放開人民幣匯率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國大選，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美國國內處境艱難的製造業是2004年總統選舉的關鍵所在。而這些人據此攻擊中國的理由有兩個——2002年中國超過美國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吸引外資國；美國去年對華貿易赤字達1030億美元。中國製造業的發展搶了美國人的飯碗。

　　不管什麼事情，一旦被扯進美國國內政治，尤其涉及到總統大選，就將註定是一個非常複雜棘手的問題。布希為了保住總統寶座，會不惜一切代價地討好目標選民，人民幣很有可能成為美國國內政治的犧牲品。很多中國人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當年美國為了黨派政治的需要把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和人權問題掛鉤給中美關係造成了多麼惡劣的影響。正如花旗集團經濟師黃益平指出，日本要求重估人民幣的呼聲沒有太多的分量，但中國的決策者可能會對來自美國和歐洲的壓力做出反應。

　　為何推動人民幣升值？甚至連很多經濟學家都搞不明白這股國際勢力的真正意圖。美國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指出，打破人民幣與美元的掛鉤將使全球化新型生産模式所必需的供應鏈遭到破壞。它將給帶頭前往中國採購的日本、美國和歐洲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工業世界施加壓力要求中國改變貨幣政策其實會適得其反，只會將它自己的努力成果化為烏有。史蒂芬·羅奇實在猜不出對自己不利但還堅持推動人民幣升值做法的原因，他只得做出了這樣一個假設：某些國家不願意承擔他們自己的責任。富裕的工業化國家，為他們經濟的緩慢恢復找了中國這個替罪羊。

　　美國銀行外匯策略師弗朗克警告説，美國將人民幣重估問題政治化的舉動可能會適得其反。他在研究報告中指出，美國越是設法將這一問題政治化，中國就越不可能聽從它的意見。 （石洪濤）

中國青年報 2003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