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一些腐敗分子能在一些地區、單位頻頻得手?為什麼如今的貪官會變得越來越膽大妄為、越來越有恃無恐?為什麼現在的反腐敗會如此艱難?為什麼人們對腐敗的監督會失去信心?原因自然很多,但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一種正在盛行著的不良的、非正式的社會關係網——猖獗流行的“四張關係網”:金錢關係網、權力關係網、家族關係網和人情關係網,在削弱、腐蝕、摧垮整個社會監督這種政治行為。因而可以這樣説:權力的腐敗憑藉這“四張關係網”而發展、氾濫,“四張關係網”在腐敗的發展中也越來越堅固。
譬如,湖南第一女巨貪蔣艷萍被公審真是大快人心。然而你想到過沒有,就是這麼一個靠自己肉體、色情發跡的高級娼妓在十年之前就有人狀告于她,然而什麼用處都沒有,不僅告狀信落到了她的手中,告狀者受到了打擊報復,而且狀告得越多,她上升的速度就越快,為何?這個蔣艷萍倒是説得很坦然:“我有的是關係。”憑這個關係,她可以在全體職工大會上叫囂:“現在又有人告我的黑狀了,告訴你們,那是不自量力。哪兒都有我的人,他們最後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1996年廣西巨貪李乘龍受賄調查案剛進入取證的關鍵時刻,就有一個“神秘高層人物”打電話給檢察院,要他們立即以當時認定的4﹒5萬元結案。如果那樣做了,那麼李乘龍的1666萬元的案就肯定查不了,檢察院的一些同志就沒有信這個邪,硬將“漏子”捅到了中央高層,“請”來了中央調查組,進行了全封閉的辦案,還將李乘龍轉移到廣東(足見保護李的勢力之厲害),才使最後案情大白。
山西絳縣那個在短短幾年吊打捆綁群眾上千人、非法拘禁300余人被人稱為“活閻王”的“三盲”(文盲、法盲、流氓)法院副院長姚曉紅案件的背後,就充分説明“關係網”在某些地方的猖獗。這個明明是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傢夥,憑藉“關係網”,竟搞到了大專畢業文憑;這個明明一點法都不懂,原來只是在法院開車的傢夥,憑藉“關係網”,竟混上了縣法院副院長之高位;這個在絳縣胡作非為、無法無天、民憤極大的傢夥,憑藉“關係網”,其罪行居然都能被長期包庇下來不受懲罰;這個惡行、劣跡纍纍的傢夥,憑藉“關係網”,居然在1995年被山西省評為“山西省十大新聞人物”,省內的一些新聞報刊將他稱為“人民的好法官”;當中央工作組抵達運城,展開對他的劣跡調查時,憑藉“關係網”,竟有200多個電話打給他,通風報訊;更有“意思”的是,中央專案組抵達運城時,姚曉紅的“關係網”居然敢給中央專案組停電、停水、停電話。
……
的確,被揭露出來的大量的反腐敗案件表明,在一些地區、單位中,“關係網”對腐敗的形成、發展、維護、鞏固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當今研究反腐敗領域中最最時髦的理論是“尋租理論”,不過依我看,權力尋租固然重要,然而比其還為重要的則是:尋求關係、建立關係和維護關係。
那麼,當今社會流行的是什麼關係網呢?
金錢關係網。它是當代“四張網”盛行的核心。若是説中國過去傳統意義上的“關係網”中人情還起一定的作用的話,到了今天起主導作用的便是金錢,是利益,它是“靈魂”,所以,“金錢關係網”變成了“利益關係網”。沒有金錢的支援,那麼,基於親屬、戰友、同學、老鄉等人情而建立起來的關係網就變得非常不牢靠。沒有金錢的支援,那麼,那種基於利益互補關係而聚合起來的各種資源與權力擁有者的關係體,等於是虛設。有了金錢的支援,就可以使“網外人”變成“網中人”,由“圈外人”變成“圈內人”。金錢是腐敗勢力形成腐敗集團的“粘結劑”,是裹著糖衣的炮彈,它可以在名正言順的“利益共用”原則的幌子下,轟開“監督者”的靈魂,使一些人乖乖地落入關係網;它是“粘結劑”,可以將不同類型的、不同層次的人“粘”在一起,使他們心甘情願地為腐敗勢力效勞;它又是整個關係網的“潤滑劑”,可以使“關係網”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為協調、潤滑。
權力關係網。當今的社會腐敗為什麼一端就是一窩,一揪就是一串?原因就在於當今的腐敗者都是玩弄權術的高手,他們用不著多長的時間就在自己權力體系內編織了權力網。他們用腐敗來的利益按照權力的大小、等級的高低進行利益分割,建立了腐敗利益的共同體。許多大案要案材料表明,變異了的權力網是腐敗的保護傘。越是大的腐敗分子,在其相應的權力部門中都有它的“代言人”,有的人無視組織原則,安插自己“信得過”的人,結黨營私、安插親信。一有“風吹草動”,便通風報信,扭緊一股繩,或是群起而攻之,倒打一耙,好人反而變成了壞人,或是運作包括輿論在內的權力機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句話,使監督變得蒼白無力。臭名昭著的原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劉知炳,就是採用“擠走一批,拉攏一批,提拔一批”的手段,大力培植親信,組成自己的“鐵桿部隊”,編織了難以破除的權力關係網。誰都知道,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是很有“權威性的監督部門”,根據記者的透露,有不少“揭露性的採訪”,往往是前方採訪的記者還沒有回京,這些“被採訪”的權力者通過權力關係網的運作,竟能使能“管”《焦點訪談》的權力部門來“問問情況”了,最後將準備報導的腐敗案件扼殺于搖籃之中。
家族關係網。以直系血親為基礎的宗族是中國傳統社會中最重要的關係網。一般説來,凡是腐敗氾濫、猖獗的單位,終會或多或少地、或隱或現地烙上家族關係網的痕跡。尤其是對於我們這個具有幾千年封建歷史的社會,家族勢力曾一直是統治中國社會的重要力量之一,家族文化一直是維護封建統治的重要力量。所以,只要有機會、有條件,它就會很快地死灰複燃,在社會轉型期的今天,出現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蘇哈托家族式腐敗”。家族關係網在社會腐敗的發展中有以下這些“功能”:一是它是腐敗發展的“突破口”,許多大案要案往往都是從有權勢領導人的家族(尤其是他的夫人)開始的,譬如,有很多人説,被譽為“中國煙王”的褚時健的失敗就是敗在他的“娘家人”──“馬家軍”(其夫人馬靜芬、其妹馬靜芳和其弟馬建華)姐弟身上的,她們太貪了,只要能來錢,不管是什麼人(有些行賄者屬於“下九流”、“低檔次”的,褚時健根本看不上眼的),但是他的老婆都一律是“來者不拒”,即便是那些有權有勢領導人的子女來行賄,她也是“鐵面無私”,“照收不誤”(褚的意思對這些人是“免收”),褚時健的垮臺就是從她的妻妹馬靜芬的被捕開始的;二是出現了許多家族腐敗集團和人們最為痛恨的“衙內現象”(如北京陳希同的兒子陳小同、首鋼的周北方),這些人仗著父輩的權勢,仗著自己年輕、“懂得多、識得廣”,因而什麼都敢幹,什麼都敢貪,心更黑,手更辣,更是膽大妄為、無惡不作,對社會的危害更大;三是一旦形成這種帶有濃厚宗法性的家族關係網,那麼,再要對它進行監督,就會比登天還難。譬如,就是那個褚時健,破獲此案真還費了不少勁,首先中紀委直接插了手,沒有這一招恐怕還動不了他呢;其次,即使抓他的老婆,也真還動了一番“腦筋”,很多報道中用了“巧捉‘褚夫人’”一詞:即設計將“褚夫人”調出玉溪市,然後再將她抓捕歸案,為什麼?就是因為褚在玉溪的勢力、影響太大了,擔心抓捕她的事,一旦鬧大了,“他們能不能離開玉溪市就成了問題”,足見這個腐敗的家族集團的厲害。
人情關係網。過去,社會盛行的是“人治”,因而也就特別講究“人情”,在某些人眼中,人情比原則、比政策、比法律還重要。如今,每當一個腐敗案件發生以後,來自“老部下、老同事、老同學、‘親愛者’”的人情就不得了,説情者不講原則、不講是非、不講政治、不講正氣,不管他是不是觸犯了黨紀國法,就是一個勁地寫條子、打電話、通關節、走路子。譬如,新疆烏魯木齊市警方在統一行動,一個早晨共收容了150名“三陪女”,然而還沒有到中午,就有上百人前來為“三陪女”説情,説情的電話鈴聲也響個不停。説情者既有生意人,也有國家幹部,有的人“來頭”還很大,“關係”還相當硬。由於此風的盛行,不僅造成一些嚴重的腐敗問題不能被及時、完全揭露,或者揭露出的問題不能被及時、認真地查處,而且還助長了一些腐敗分子的僥倖心理,使他們感到有靠山,使之更蔑視法紀,膽大妄為,頂風作案,從而誘發更多的腐敗問題。由於此風的盛行,還使一些幹部群眾對反腐敗喪失信心。這些人為什麼要説情?原因很多。一是確是自己的老部下、“親愛者”,受人之托,不好意思拒絕;二是自己得了求情者不少好處,難以拒絕;三是本是一夥的,怕“拔出蘿蔔帶出泥”,使自己受牽連,為他説情也是為自己開脫;怕問題揭露後影響自己的形象、政績,影響自己的仕途。總之,由於説情風的盛行,使“監督者”稍不留心,就掉進人情的泥坑中去。
從本質上説,“四張關係網”就是“腐敗網”。金錢是動力、目標;權力是紐帶,是依靠,沒有它什麼都做不了;家族是基礎,它最為牢靠;人情(感情、交情、友情、恩情)則是粘滑劑;當然,它最終敗于一個法字,帶來的必然是身敗名裂。
決不要低估這“四張網”的“功能”。它的“流行”,
第一, 使腐敗分子的腐敗慾望惡性膨脹起來,使腐敗現象變得越來越嚴重。
第二,它大大地加大了社會監督的難度。譬如,由於“關係網”的作用,有的人明明問題比較大,然而就是立案不了,為什麼?因為他有強大的“保護傘”,因為在我們的某個制度中有這樣一條規定:對同級管理的幹部立案需徵求同級黨委的意見。因而有些單位的“第一把手”一發現自己的“關係戶”(或是所謂的名人、熟人、能人)有問題,就是不表態,藉口“要慎重”、“要搞準”,將問題拖著、挂著,讓你立案立不起來。還有一些想對腐敗進行監督的正直監督者,其監督行為還只是剛剛實施,就被這“四張關係網”牢牢地“套住”了,一點都動彈不得,有的不得不違心地做了“網中人”,有的則被“四張關係網”纏繞于身,最後“窒息而死”。有的人説得好,中國的腐敗分子之所以難上審判臺,並不是説他們作案有多高明,有多聰明,而在於他們的網織的那麼精,那麼密!
第三,它惡化了整個社會風氣。請看以下的順口溜:“辦事都得憑關係,有了關係靠關係,沒有關係找關係,難找關係買關係,辦事一定要找關係,找不到關係就大有關係,找到了關係就沒關係。”
為什麼當今的社會盛行流行“四張關係網”?原因自然很複雜。不過,我想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萬能的金錢論”滲透進了中國傳統的“關係本位”。中國社會,誠如梁漱溟先生曾説過這樣一句話:它“既非個體本位,也非團體本位,乃是,中國的社會體系自古以來很大程度上是靠“關係”維繫的,而當“金錢”滲透進這個以“關係本位”的社會以後,它就猶如瘟疫那樣流行起來了,成為一種難以治理的不良社會風氣。
的確,“四張關係網”不破,反腐敗也就難以實施。
(作者邵道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人民網 2003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