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形模式至少存在兩大弊端，一是技術和市場的依賴性，二是産業同構下的激烈競爭。認為中國現在沒有必要和可能制定打破雁形模式的中長期戰略規劃和近期措施，是缺乏民族自信心和對雁形模式弊端認識不足的表現

    ●通過減少技術依賴度、多層面和多方位開拓國內外市場、打造産業的“雙頭鷹結構”或“鼎形結構”、加快區域合作等方式，可以逐步消除雁形模式産生的問題

    今年6月，接連舉行了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議、東盟與對話夥伴會議和亞洲合作對話第二次外長會議，使世人倍加關注東亞和亞洲經濟的發展。

    在過去的東亞，出口導向型發展以日本為起點呈雁形向外擴展。這種模式也被稱為“雁形模式”，其特點是通過“模倣”別人，共同創造“東亞奇跡”。處於分工頂層的是日本，中間層是中國內地和亞洲“四小龍”，底層是東盟。

    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前，東亞經濟模式是相當具有活力的，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伴隨著日本經濟停滯不前，“四小龍”和東盟後來居上，雁形模式受到削弱。現在，要不要突破雁形模式？日本極力要維護這種模式，自然不必説了。國內學界、商界等不少人士認為，中國經濟和技術相對落後，現在沒有必要和可能制定打破雁形模式的中長期戰略規劃和近期措施，能把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和品牌拿來、拿好就不錯了。

    這是缺乏民族自信心和對雁形模式弊端認識不足的表現。雁形模式至少存在兩大弊端。一是技術和市場的依賴性。東亞後進國家在外資主導下大跨度地躍過結構轉換的各種約束，在較短時期內迅速從出口木材、原油等提升到出口彩電等家用電器，呈現為外資移植的結果，並導致技術嚴重地依賴於別國；同時，投入市場依賴於日本，而産出市場則依賴於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這樣，為經濟快速發展的可持續性埋下了隱患。

    二是産業同構下的激烈競爭。比如，由於東亞電子工業的生産工序型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外國投資和技術轉移建立起來的，本地企業也大多屬於低水準的重復建設，本國技術創新能力缺乏，難以形成差別化優勢。在産品結構雷同、技術近似的情況下，競爭優勢只能靠低成本實現。同時，該地區生産的電子産品絕大部分屬於可替代性強的家電産品，出口市場又過分依賴少數發達國家。而發達國家的需求變化和貿易保護措施，都極易引發東亞的結構性生産過剩和惡性競爭。

    美國保羅克魯格曼1994年的驚世之作《亞洲奇跡之神話》認為，東亞經濟增長的源泉是生産要素投入的增加而非生産效率的提高。這種不是靠本國知識積累和技術進步驅動的經濟增長，必然隨國內要素動員能力的衰減而趨於下降；而一旦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在高速增長下隱藏的結構問題就將浮出水面，並在外部衝擊下引發經濟動蕩。克魯格曼的評價似乎有些過頭，因為至少日本並非如此，南韓也不完全這樣。但東亞多數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或多或少存在上述問題，必須逐步消除。

    第一，減少技術依賴度。就説日本，它有的是“快餐式”人才，卻對基礎研究重視不足。人口素質較低是東亞各國的普遍現象，而面對新技術的挑戰，東亞各國的科技人才明顯匱乏，已形成了經濟向更高階段發展的瓶頸。因此，東亞國家必須真正落實“科技立國”、“科教興國”戰略措施，培養更多的有創造力的科技人才，抓住經濟發展的動力源和關鍵。眼下，上海在晶片代工、個人電腦及周邊設備等技術層次上還比不過台灣新竹，理應從全球和東亞技術互動角度進行戰略定位和超常規追趕。

    第二，多層面和多方位開拓國內外市場。東亞各國的國內市場因大力提倡外向經濟而相對受到忽視，而開拓國內市場對於應付對外貿易環境條件的變動，穩定本國經濟，具有顯而易見的重要作用。對國外市場則應該在繼續重視擴展歐美市場的基礎上，積極開拓俄羅斯、東歐、非洲、南亞、南美等地區的市場。我國近年與40個非洲國家經常舉行“中非論壇”等活動，上海在非典高峰過後，立即向國外派出20個商務代表團，均顯示了這一開拓性眼光。

    第三，打造産業的“雙頭鷹結構”或“鼎形結構”。隨著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東亞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相對較低的勞動力價格已不具有競爭優勢。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知識經濟日趨佔主導地位的時代，東亞國家和地區必須突破日本一雁領頭的雁形結構，儘快形成由日本和中國領先的“雙頭鷹結構”，或由日本、中國和南韓三足鼎立的“鼎形結構”，提高産業調整速度，共同實現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産業的升級。上海和長三角地區理應在其中主動發揮更大的作用。

    第四，加快區域合作。東亞各國的文化有一定的相似性，完全可以在投資、技術、貨幣、品牌、勞力、資源、市場等進行全方位和更緊密的有效合作。尤其是東亞國家和地區互補型的結構，為建立新的經濟技術網路提供了可能性。中國在某些基礎科技研究領域處於世界前列，而日本正面臨著某些“基礎性技術”的缺乏，將擴大對中國的依存範圍；東盟各國正希望充實“基礎性技術”部門，同時也需要日本的技術轉移；而中國則要致力於“中間技術”産業，並積極拓展高科技産業。以這種動態相互依存的“技術群體結構”為基礎，可以在東亞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合作體系。又如，“東盟＋中國＋日本＋南韓”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和組織的不斷完善，平等互利基礎上的亞洲貨幣基金組織的建立，都將為東亞和整個亞洲經濟的高效合作提供良好的平臺。其中，上海要積極規劃好2010年中國同東盟實現自由貿易區後的目標性和過渡性措施。（作者程恩富：上海財經大學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文匯報 2003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