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 魏加寧

    中國工商銀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長 詹向陽

    中國金融學會副秘書長 秦池江

    編者按：6月25日，李金華審計長受國務院委託，向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作了《關於2002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李金華的報告直指金融腐敗和國有資産監管等問題，其中建設銀行和農業發展銀行經營管理中存在的問題頗為引人矚目。從今年初的銀監會的成立，到央行“房貸新政”再到審計署日前的“審計風暴”，人們注意到國家對銀行業的監管正逐步加強，且多層次監控。我們的銀行業能否經受住這種來勢兇猛的“監管風暴”的洗禮？

    銀行監管首次走出“圈內迴圈”銀行業開閘泄“洪”

    主持人：6月25日，建設銀行和農業發展銀行被審計署點名批評，這是否稱的上中國金融監管史上比較嚴厲的一次行動？從中我們可以解讀出哪些重要資訊？

    詹向陽：從商業銀行的角度看，現在的監管還是保持了它的延續性和平穩性，並沒有給人突然加碼的感覺。我記憶中更嚴厲的監管是在1993年～1997年，當時對金融業全行業的大整頓讓不少人“落馬”，丟了烏紗帽。就拿違規拆借來説吧，我們戲稱其為“高壓線”，一碰就得“死”。當時朱鎔基總理有句話，叫做“八月十五放光明”，也就是説你過去放出去的違規拆借，在當年中秋節之前一定要收回來，否則就要“殺頭”，即撤職。為此，香港媒體還為內地銀行鳴不平，以為因此判人死刑是不是太草率了。其實，“殺頭”的意思是摘掉烏紗帽。這是一個笑話了，但從中不難看出當年的治理整頓確實是非常嚴厲的。為什麼以前那麼嚴厲的金融整頓，社會公眾一直沒什麼感覺呢？原因是它一直在銀行系統內運作，監管機構發現問題直接彙報給國務院，國務院再在銀行系統內進行通報、撤職、法辦，再嚴厲也沒有出銀行業這個圈子。這次不一樣了，審計署直接在網站上把內容公佈了出來，媒體再一報道，相當於把內部批評變成了向全社會的通報批評。我看這是此次事件與以前最不一樣的地方，這一點對商業銀行考驗比較大。

    秦池江：我作為列席代表聽取了審計署署長李金華向人大常委會所作的這個彙報。當時與會代表最大的感覺就是這次報告的透明性大大加強，審計工作逐步深化，抓住了經濟運作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還有一個細節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財政部部長金人慶在李金華之前先彙報國家預算執行情況，接著就是李金華署長的審計報告，在他的報告中，直截了當地彙報了審查國家財政預算和兩家國有銀行的問題，沒有留一點情面。國有銀行不良資産和經營管理中的問題，早已引起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對內對外也不斷地公佈資訊。十幾年來，我們接連不斷的強化金融監管，確實處理了一大批極為複雜的問題，金融案件高發期已經過去了。這次暴露出來的問題，相對來説，還是比較好解決的，但也值得深入反思，是不是一些制度上、體制上的改革措施還沒有到位？比如，近幾年強化銀行內控機制，一直在強調上收貸款權，建立審貸分離體系和授權授信制度，基層銀行基本沒有多少貸款權，銀行貸款向大城市、大項目，大企業集中，難道審批權往上收就一定安全嗎？我們的銀行業講三性(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其實還要講分散性和成長性。

    魏加寧：談這件事使我很自然地聯想到了剛剛過去的“非典危機”，它們之間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一定要防止出現消息披露過程中的“閘門效應”。什麼叫“閘門效應”？就是有什麼問題都先攢著，儘量捂著，不做及時披露，等到有一天實在捂不住了，不得不打開資訊“閘門”的時候，問題已經堆積如山。一旦政府不得不如實加以披露時，人們通常會憑藉此前的經驗和思維慣性，推測情況可能比政府現在所公佈的還要嚴重。但是如果我們從一開始就能夠做到及時披露資訊，不僅公眾不會發生大的恐慌，而且也會促進問題及早得到解決。

    中國金融行業長期以來一直習慣於關起門來防範風險、關起門來化解風險，但是，這在一個資訊技術高度發達的資訊化時代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資訊的“閘門”是遲早要放的，而且越放開的早震蕩越小。

    當然，剛剛“開閘”時老百姓的反應可能會有些過度，但即便如此政府也必須清楚，走回頭路是不行的，走回頭路是沒有前途的。我想，關於這一點，政府已經在處理“非典危機”的過程中得到了不少的經驗和教訓，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自信。今後的任務是如何將應對“非典危機”的經驗應用到其他領域，比如説金融領域。從李金華的報告中我們不難看出，其實大量的篇幅講的是中央財政的問題，只有很小一部分是關於金融的。但是為什麼媒體和公眾不約而同地將目光盯住了金融問題呢？這一方面説明瞭銀行問題與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説明金融問題的“閘門效應”可能已經形成，因此要採取比較穩妥的方式逐步“開閘”，既不能太慢，因為有WTO過渡期限在等著，但也不要一下子開得太猛，否則又有可能走回頭路。監管閘門切忌大開大闔，必須既堅決又謹慎、要講求科學性和藝術性。

    中國金融業最大的風險在“開閘”前已經排除

    主持人：有一個比喻説，如果把國家形容成一個人，那麼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代表的金融難題就是插在心臟旁邊的一根針，毫無疑問它會對整個肌體造成傷害，但是拔出來的風險會更大。今年以來的“監管風暴”，是否在試探著拔出這根針嗎？這樣做會引發金融風險嗎？

    詹向陽：我不同意國有銀行的一些問題是紮在人身體上一根針的比喻。如果説中國的銀行業存在歷史問題，那麼最嚴重的不外乎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産，而這根針早在1999年就拔了出來。此前很長時間，我們都擔心把不良資産的底數公佈出來會不會引發擠兌，中國的金融危機會不會到來？但中央從1997年東南亞金融風暴中正面接受了教訓，還是下決心把不良資産的底清出來。我們從1999年起試行國際通用的銀行資産品質量定方法，從2001年起對國際國內公佈國有銀行不良資産的真實數字，結果沒有引起金融震蕩，國際上也認賬了，他們都認為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資産問題是見底了。所以這次銀監會上任後重點檢查的不是信貸資産，而是非信貸資産，這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因為最主要的問題已經清出底來了。

    秦池江：其實大閘門早就打開了，只不過底下通泥沙的那個小閘門剛打開，深層次以下的泥沙是不太好清理的，我指的是當事人責任的問題。這次審計長不回避，是好事。現在這個小閘門打開以後我覺得不會有大的風險。

    魏加寧：我想強調一點就是加強監管不能搞運動，要持之以恒，否則就會讓商業銀行的經營者們無所適從。我們有一個毛病，就是當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監管就相對寬鬆，只要能夠把經濟搞上去什麼都行，一旦經濟形勢出現過熱的時候就開始從嚴監管，加強監管力度。相比之下美國的做法很值得玩味，前兩年，美國股票市場一路下滑的過程中，一些大公司做假賬的醜聞開始暴露出來，按照我們有些人的思路，在股價下跌的時候，最好是得過且過。但是，美國的監管當局，非但沒有因為股價下滑而放鬆監管，反而加大了監管的力度，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銀行需要體外監管但僅靠監管可能事倍功半

    主持人：銀行業在主管部門監管和內控之外，是否也需要第三方的輿論監督呢？這種多層次的監管對降低金融業的風險有多大作用？

    魏加寧：我們在2000年曾經做過一個課題就是《大眾傳媒與金融監管》，在研究報告中我們提出，大眾傳媒至少可以發揮兩方面的作用，一是幫助監管部門對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進行輿論監督，因為監管者畢竟人力有限，而大眾傳媒的觸角很多；再一個就是解決“誰監管監管者”的問題，對金融監管部門進行監督。但前提是媒體必須保證客觀公正，獨立、中立和自律，不能為既得利益所左右。

    我覺得某著名經濟學家有一句話説得特別好，就是銀行的治理結構如果不能夠儘快加以完善，那麼光靠加強監管只能是事倍功半。這説明，如果銀行自身的體制改革不完成的話，外部監管只能解決部分問題，甚至只能解決表面問題。此外，還有一些改革措施必須儘快出臺，比如説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儘管這個問題上爭議很大，但是沒有這樣一種制度，就會造成銀行該進的進不來，該退出的也退不出去，沒有一個進退機制，這個市場是搞不好的。

    詹向陽：銀行是一個服務行業，自然要接受大眾的監督，這個是毫無疑問的。銀行本來就是一個風險性行業，客觀上就存在市場風險、政策風險、道德風險等多種風險。當然，我們不能拿政策風險推卸責任，但是把所有的銀行風險都看成是道德風險也是不對的。即使是在金融業最先進的國家也允許銀行有一個合理的風險範圍，比如説在5%以內。而我們現在公開呼籲的是什麼，零風險、雙百方針(本金、利息百分之百收回)，這怎麼可能？銀行不可能像神仙算命一樣放貸款，市場形勢瞬息萬變，銀行的經營隨時都與風險相伴。有一個合理的風險區間才是正常的。

     中國經營報 2003年7月7日